周恩来与星五聚餐会
作者：巫靖 来源：红岩联线
在中国处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即将来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笫一次在国统区公开场合下全面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经济主张，让陪都的工商业界长期以来对未来中国政治前途和对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所存有的疑团、困惑顿时烟消云散，从而逐步认同并向中国共产党靠拢，自觉地投身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斗争行列。
在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珍藏着一本1945年10月30日出版的《西南实业通讯》第12卷3、4合期，这本由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主编、中国西南实业协会发行的刊物，主要刊登经济方面的动态、论文及特约文章、以及“星五聚餐会”上的讲演记录等。由于年代久远，又经历过战火，封面四周已被烧焦，显得十分破旧。但是，就是这样一本毫不起眼的经济类的破旧刊物，却被评为国家三级文物。而这本刊物究刊登了什么内容？又有什么文献价值？竟会受到国家如此重视，被列为文物加以保护？在它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一些怎样的故事呢？
1945年8月底，重庆的老百姓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中，又迎来了毛泽东亲自赴渝进行国共和谈的盛事，由此使他们产生出无数对未来美好的憧憬。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战火不断，民不聊生，经济萧条，现在，好不容易取得了八年抗战胜利，人们渴望有个和平的环境来发展经济，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然而，在整个国统区，一向为自己的生存与发展惨淡经营的民族资产阶级，却对国家的战后前途存有更加复杂的心态，对国共能否团结从而和平建国的政治前景抱有深深的忧虑。这个在抗战中为民族战争的胜利与民族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应有贡献，却又饱受国民党经济政策和官僚资本统制、排斥、压榨和吞并之苦的阶级，早已不满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但他们想寄国家前途希望于共产党，对共产党如果执政而要实行的经济政策不甚了解，存有疑虑和担心，渴望听到中共最高权威领导人的声音。
周恩来最敏锐地感受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渴求，他意识到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面临决战的时刻，共产党已经到了应该站出来鲜明阐述中共“七大”确定的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建设方针和政策的时候了。他告诉南方局负责工商界统战工作的徐冰，准备利用西南实业协会“星五聚餐会”之机向工商界做一次演讲，以解除他们的疑惑与苦闷，并将此事交给徐冰具体筹办。
那么“星五聚餐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聚会呢？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上都讲了一些什么呢？
先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星五聚餐会”。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正在东北考察。张公权在事后记述道：“目睹宝藏落于敌手，南归后，即决心提倡农村贷款与提倡国货两事，以补偿东北出口之损失。”他决定发起组织一个聚餐会，以加强工商业产、销、金融各界合作，商讨改进国货生产和销售的有效方法。经过几个月的酝酿， 1932年3月，在上海举行了首次聚餐座谈活动。参加首次聚餐会的人数虽不到10人，但都是上海金融工商界的著名人物。由于聚餐会约定在每周五举行，遂定名为星五聚餐会。后来参加的人数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对推动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抗战爆发后，星五聚餐会一度转移到香港继续举行，随着抗战的深入，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转移到重庆，星五聚餐会活动亦随之转移到重庆。
1938年，抗战内迁的工商业界人士和西南地方实业、金融界人士在重庆成立了西南实业协会，并在白象街建立西南实业大厦作为协会会址，1939年开始出版《西南实业通讯》月刊。西南实业协会的活动方式就是星五聚餐会，并于1940年10月由200多名代表决议正式组织重庆星五聚餐会。抗战胜利后，星五聚餐会同时在重庆和上海举行。据统计，从1931年至1949年，中国民族工商业者在沪、渝、港等地前后共举办了近千次星五聚餐会。
1945年10月19日，国共两党刚刚签定了“双十协定”，毛泽东已飞离重庆，周恩来应“星五聚餐会”盛邀，来到西南实业大厦，向陪都工商界做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
很荣幸今天能得到与重庆工业界各位先生见面，张肖梅先生指定的题目是当前经济大势，自己对于这项课题，既非素习，又乏经验，尤其在专家面前，实在是班门弄斧，所以今天兄弟是相当惶恐，只能略谈一点感想，以及共产党平时所主张的意见，求教于各位……
一番开场白后，周恩来首先肯定了工商界人土的政治进步，进而指出政治与经济不可分，战后中国的经济建设，首先要有一个安定的政治环境，他接着指出：“中国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同样要民主，今大中国的经济实在管制太多统制得过分。”今后“中国一定要有一段自由发展的时期，来扫除国内外的剥削经济，如此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之境地”。
说到此，周恩来以精辟的语言阐述了中共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阐明了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局限性和阶段性，同时，他也坦率地将共产党主张实现资本主义之后，其最终目的还是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见解公诸于众。
接着，周恩来又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中国经济前景作了一番谨慎而实际的推测：“中国的经济必须有二三十年的发展，才能有一点基础，到那时候如果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条件，经过人民的讨论决定，大家赞成便实行，反对便维护现状。但是，有一点，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是坚决反对的。”周恩来以坚定的语调讲到此处时，情绪热烈的各界人士已按捺不住激动，掌声又一次淹没了周恩来的演讲声。待会场安静下来，周恩来又转换话题，以生动的语言向大家描绘了未来新中国经济发展的蓝图，提出了首先发展农村经济这个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根本性问题的观点。同时，辩证地指出中国工业的发展“应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农民为对象，使其互为因果，建立工业的基础，从而谋工业的发展”。他以其独到的眼光道出了“中国经济落后，地广人众，且其发展极不平衡”的区域经济观。
最后，周恩来从劳资、税收等几方面谈了中共的主张和看法。在劳资这个敏感问题上，他深刻地指出：中国的劳动者生活实在太痛苦了，劳动者的利益，我们共产党人当然是主张保护的。但是不能唱高调、凭空想，高调与空想是要失败的。我们的一切主张，都不能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
“使中国成为富强的中国、独立的中国、民主的中国，这个重大的责任，就在诸位的身上！”周恩来以充满激情的语言给这次影响深远的演讲画上了完满的休止符。
周恩来对中国的政治前途和经济大势的分析，折服了会场里一千多位听众，人们始终被周恩来超凡的演讲才能和逻辑严密的语言所吸引。周恩来长达三个小时的演讲，包括了“政治环境”、“资本问题”、“发展问题”、“税收问题”、“劳资问题”等五个方面的内容，在国统区工商界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后来，星五聚餐会的进步成员，于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政治生活中重要的民主党派——“中国民主建国会”。
七十多年过去了，新中国已逐渐走向富强，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多年里，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令世界瞩目。此时再回顾周恩来同志在“星五聚餐会”上的一番讲话更觉别有意味。当然刊登这篇重要讲话的《西南实业通讯》第12卷3、4合期，因而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珍贵的文献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