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敏慧
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毛泽东是党内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开创者，是践行和推动调查研究的光辉典范，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传统和作风，正是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做了大量调查工作并亲自撰写调查报告，如《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寻乌调查》《兴国调查》《东塘等处调查》《木口村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等著名论断，把调查作为“决定政策的基础”。1961年，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要求全党恢复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加强调查研究。于是，1961年成为党史上有名的调查研究年、实事求是年。
提出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年虽然明确提出于1961年，但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认识到党内存在一些问题，提出了恢复调查研究传统的意见。当时经过七年建设，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等工作，国家面貌有了显著改变。在这一过程中，绝大多数党员干部经受住了考验，但是执政地位的改变也使一些干部在作风上发生了变化。
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但是主观主义的毛病到处都有。不仅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主观主义永远都会有，有主观主义，总要犯错误。9月，他在同参加中共八大的拉丁美洲一些党代表谈话时强调，党的总书记，党的领导机关包括全国性的、省的和县的负责同志，都要亲自调查一两个农村，解剖一两个“麻雀”。他还指出，调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走马看花，一种是下马看花。走马看花，不深入，因为有那么多的花嘛，看一看望一望就走，这是很不够的，还必须用第二种方法，就是下马看花，过细看花，分析一朵“花”，解剖一个“麻雀”。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党和人民面临严重经济困难。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
1960年12月至1961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会议讨论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为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作准备。中央工作会议召开期间，毛泽东听了五次汇报会，逐步形成了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想法。1961年1月13日，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了以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为主旨的讲话，大声疾呼：“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像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我希望同志们回去之后，要搞调查研究，把小事撇开，用一部分时间，带几个助手，去调查研究一两个生产队、一两个公社。”这篇讲话，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讲调查研究问题。
1月18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再次就调查研究问题发表讲话，提出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并强调：“要到实际中去调查，在实践中才能认识客观事物。”“情况明是一切工作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
带头组织和指导
鉴于这一时期农村的经济困难最突出，毛泽东提出，此次大规模调查研究主要是摸清农村的实际情况以及人民公社、公共食堂到底好不好等问题。
党的八届九中全会闭幕后，毛泽东即给秘书田家英写信：已告陈（伯达）、胡（乔木），和你一样，各带一个调查组，每组组员6人，连组长共7人。在今、明、后三天组成。你去浙江，胡去湖南，陈去广东。去搞农村。6个组员分成两小组，1人为组长，2人为组员。一个小组调查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另一个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中间队不要搞。时间10天至15天。然后三组去广东与我会合，向我报告。
毛泽东亲自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湘、粤农村进行调研，他自己也用一个月的时间到地方做调查研究工作和调研动员工作。
1961年1月25日晚，毛泽东乘火车离开北京，经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杭州、南昌、长沙，于2月13日到达广州。他一路考察，分别与当地省、市委负责人谈话，着重了解农村存在的主要问题，督促省、市各级干部要到基层调查，克服官僚主义、盲目性、片面性。如在南京对江苏省委负责人谈话时指出，水是浑的，有鱼无鱼不知道，就是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要把浮夸、官僚主义、不摸底这些东西彻底克服掉……不根据调查研究来定出方针政策不可靠，很危险。上级的局限性，是不易了解下情，比较空。下级的局限性，是比较片面，不了解全局。领导不可能样样清楚，要抓典型，弄清楚个把县、公社、生产队。
2月初，毛泽东到杭州听取了田家英小组“蹲点”汇报，对需要迫切解决的农村问题提出重要意见。2月下旬，他在广州召集三个调查组，会同地方负责人，着手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起草条例时，一连几个日夜看材料、听汇报，反复思考。三个调查组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具体、生动、有重要价值的第一手材料，成为调整农村政策的重要依据。
3月10日至13日召开南三区会议期间，毛泽东再次讲调查研究问题。他批示转发了《调查工作》这篇文章，并将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调查工作》。毛泽东逐节介绍了《关于调查工作》的主要内容，强调调查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的经验历来如此，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
3月15日至23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信中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5月，毛泽东针对《关于“调查研究”的调查》提出的调研过程中出现的“一般干部挂帅的多，领导干部挂帅的少；漫无边际的多，充分准备的少；浮在上面的多，深入下层的少；昂首望天的多，当小学生的少；晃晃悠悠的多，参加劳动的少”等问题，将文章标题改为《调查成灾的一例》，批示指出：“派调查组下去，无论城乡，无论人多人少，都应先有训练，讲明政策、态度和方法，不使调查达不到目的，引起基层同志反感，使调查这样一件好事，反而成了灾难。”
八届九中全会之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也纷纷深入基层，形成了浓厚的调查研究风气。这些调查研究用时短则几天，长则一个多月，掌握了实际情况，为各领域的调整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有的调研还直接发挥了解决实际问题的作用。
调研工作出成果
《关于调查工作》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讲述了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和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的技巧，成为1961年大调研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在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的指引下，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同志的调研，有着“蹲、亲、实、效”等鲜明特点，这也是老一辈革命家搞调查研究的共同特点。正是因为将调查研究贯彻到位，才出现了刘少奇的天华调查、邓小平的顺义调查、陈云的小蒸调查等经典案例和调研范本。
在调查过程中，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无一例外地选择了蹲点调查，集中一段时间，到基层单位去解剖“麻雀”，进而发现问题，理清思路，指导更大范围内的实践。
1961年4月至5月，刘少奇在家乡湖南省宁乡县和长沙县进行了为期44天的调查研究。调研期间，除听汇报、请干部群众开座谈会外，他采取革命战争年代的办法，直接在老乡家里铺禾草、睡门板，挨家挨户摸情况。刘少奇在长沙天华大队调研时发现，群众几乎都要提到公共食堂，便重点征求对公共食堂的意见。通过调查研究，他感到食堂不能再这样办下去，并提出解决的意见。不久，天华大队的十几个食堂陆续解散了。调研结束后，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及其克服的办法》的讲话，促进了中央对农村政策的调整。
周恩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武安县伯延公社社员张二廷直言不讳地反映了食堂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周恩来亲自到张二廷家，坐在门槛上同他交谈，进一步了解实情。随后，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
邓小平在北京顺义调查近月余，对京郊农村情况有了全面真实的了解。调查期间，邓小平轻车简从，粗茶淡饭，平时住在火车客车车厢里，唯一一次改善伙食，还是经请示北京市委同意后加的豆腐。邓小平在顺义芦正卷村调研时发现，当地沙地多，全村喝水仅靠一口井。在随后召开的县委汇报会上，他提出由县政府和公社拿出一部分钱帮助打两眼机井，修水渠，解决群众喝水问题。事后，县委将邓小平的意见加以实施，迅速解决了该村的难题。
1961年6月下旬到7月上旬，陈云在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15天的调查研究。调研期间，他谢绝县里的生活安排，吃住在农家。每次召开座谈会，他总是先耐心地解释：“你们随便讲，不要怕，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白的是白的，黑的是黑的，不要黑白不分。”大家打消顾虑，纷纷向他反映真实情况。陈云在小蒸调查时，帮助当地农民解决了意见很大的母猪私养、自留地、种双季稻等问题。
中央领导同志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仅使党的决策更加贴近实际，而且对推动全党调查研究之风的兴起，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有很多，《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提到有两条至关重要，一条是要“亲身出马”，一条是要“自己做记录”。唯有此，调查者才能真正做到亲眼看，亲耳听，亲自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刘少奇在天华调查，除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外，就是到田间地头走访，到群众家里走访，食用农民充饥的野菜、糠粑粑，亲身感受农民生活的艰难困苦。邓小平顺义调查、陈云小蒸调查时，也是亲自看、亲自问、亲自记，从而掌握到第一手资料。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倡导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在充分调研、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如《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农业六十条”）、《国营工业企业工作条例（草案）》（“工业七十条”）以及“手工业三十五条”和“商业四十条”“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等，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编辑/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