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从1942年春到1945年春，在中共中央的整体部署下，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结合国统区复杂残酷的特殊环境，积极慎重地进行了一系列整风运动。《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充分发挥党报特有的政治宣传和舆论导向作用，积极宣传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和文件，报道边区及抗日根据地整风经验，有力推动了南方局整风运动的顺利开展。

一篇代论在国统区首次公开透露延安整风消息

1942年1月11日是《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日，报纸第一版刊登了社长潘梓年撰写的代论《提高战斗性——为纪念本报出版四周年》，其中写道：“在不久以前，我中共中央曾号召全党党员，为提高党性锻炼而奋斗。这个号召，我们认为不只是对我党党员修养的督责，而且也是勉励我们要在民族战争的大时代中，真正成为忠贞不二的民族战士。”

文章强调，“我们今后在工作上、生活上更要遇到迥非昔比的艰苦”，这些要求我们“有更高度的战斗性来担当更大的任务，战胜更多的艰难”，“我党提高党性的号召，其意义就在于此”。

这篇代论，在国统区首次公开透露中共中央正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的消息。

整篇文章贯彻整风运动精神，把提高党性的问题提到大家面前，并作了具体阐述，提出提高党性的目的就是“提高自己对时局变化的观察力，对发展趋势的掌握力，提高对敌伪汉奸的警觉性，提高对自己工作任务的责任心与坚定性，提高集体主义的纪律，提高刻苦坚忍的生活方式等等。一句话，就是提高自己的战斗性与战斗能力，对于自己所认定的革命事业要能有坚贞不二的忠诚，对于外来的任何苦难要能勇敢不馁的去迎接，去克服”。

潘梓年在《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之际，提出提高党性问题，进而提高自己的战斗性与战斗能力，在于此时国统区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特殊环境和严峻形势。因为刚刚过去的1941年，是共产党人在抗战时期面临的最黑暗、最艰难的时刻。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几近破裂，很多共产党员和民主人士被迫转移到延安、桂林、香港等地，或转入秘密工作。《新华日报》在这一年也受到国民党当局更为严密的检查和限制，被迫于1941年2月起由对开一大张四版改为一中张二版，仅星期日的增刊出四版。

往年的周年报庆，《新华日报》都会广泛邀请重庆社会各界人士，即使是1941年1月11日创刊三周年，正值皖南事变发生时，报馆也邀请了重庆各大报刊负责人、中间党派和文化界著名人士40余人，到虎头岩总馆参加纪念活动。但在1942年四周年纪念活动中，报馆没有邀请一个外客，仅由总编辑吴克坚作相关报告，董事会代表董必武致词并提出四点要求：“一、克服困难；二、加紧学习；三、注意保健；四、提高警惕。”

在异常艰险的环境下，潘梓年把新闻的党性问题提到党报工作的战斗日程中，不能不说是抗战时期新闻业的一件大事。其实早在1941年10月5日，《新华日报》曾用代论的形式转载了延安《解放日报》社论《加强党性锻炼》。《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先后提出党性问题，则是根据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讲话。这次讲话，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开始。

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刚发表，周恩来便在南方局机关、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组织大家贯彻中共中央整风精神，从增强党员党性着手，针对国统区的特点，对党员与非党干部采取了许多措施，结合调查研究，加强马列主义的学习和研究。正因如此，坚守在“红色三岩”（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的共产党人在皖南事变后能够继续坚持战斗，维持抗战大局。

有趣的是，郭沫若在1942年1月11日祝贺《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同时，为庆祝潘梓年五十寿辰作诗《奉祝梓年兄大衍之庆》，其中有“提高党性遵逻辑，写好文章是作家”的赞誉，可以说是对潘梓年和这篇代论的最好呼应。

一篇纪念祝辞推动改版整风

《新华日报》自创刊以来，围绕党报的性质、任务和宗旨不断改革，曾在1938年春、1939年12月至1940年1月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改版工作，形成了鲜明的办报特色，从而在国统区有着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

1942年，随着国共关系逐步改善，《新华日报》从2月1日起恢复出版一大张四版，并积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进行改版工作。为推动报纸改版，《新华日报》借纪念创刊四周年之际，广泛征求读者的改版意见。

1月11日，《新华日报》登载了冯玉祥、陈铭枢、杨杰、沈钧儒、章伯钧、张申府、陶行知等社会知名人士的祝贺文章和诗词。其中张申府的《新华，新华，我看着你生长，长大——新华日报创刊四周年纪念祝辞》对《新华日报》给予热忱支持和赞扬，称其是“全国最好的报纸之一”“抗战的一个有力的武器”，“每一提起新华，我就联想到新中国，实在‘新华’就是新中国的象征”。文中空缺了不少字数，并有五处被大段省略，可见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干预。

最后，张申府诚挚地提出两条建议，“尽量扩充副刊，尽量发挥教育作用”；“扩张党报的意义”，吸收党外人士办报，“作天下人的喉舌，变成天下人的言论机关”和“天下一切反法西斯的人的报”。

这篇祝辞提出的希望和建议很快引起周恩来和南方局的高度重视。文章发表一个月后，周恩来即指示《新华日报》在2月20日第二版以三分之一的版面新辟《友声》专栏，专门刊登党外人士的文章。这一天，《友声》专栏刊登了文华的《对于四川田赋征实购粮之建议》，周恩来亲自写了编者的话：

跟着抗战局势的进展，中国人民的任务，越来越重了。

有多少问题，是急待我们去解决的。为了要使问题解决得完满，必须有深刻的探讨。在探讨的时候，自然不免有不同的意见。但在抗战、团结与民主进步的前提之下，对于某一问题的意见虽有出入，仍应被重视的。因此，本报特辟友声一栏，欢迎各方面朋友，对于各种问题，提出真知灼见，赐予本报发表，以便公开讨论。这就是本报嘤嘤之鸣，想为读者诸君所乐于赞助的罢！

编者的话一直长期保留，以示诚意欢迎党外人士投稿。

但张申府这篇祝辞的影响远远不限于此。3月9日，延安《解放日报》转载该文。毛泽东读后触动很大，在3月1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改进《解放日报》的会议上指出，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党报要允许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评。与此同时，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士关系的决定》也明显反映出受张申府这篇文章的影响。其中提到“任何愿与我党合作的党外人士，对我党和我党党员都有批评的权利……《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士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并尽可能吸收党外人士参加编辑委员会，使报纸刊物办得更好”。

3月14日，毛泽东专门致电周恩来，指出张申府纪念《新华日报》的文章表示出对我党的满腔热情，已在《解放日报》转载。“他希望把党报变为容许一切反法西斯的人说话的地方，这一点是很对的，新华、解放都应实行。关于改进《解放日报》已有讨论，使之增强党性与反映群众。《新华日报》亦宜有所改进。”

接到毛泽东的电示后，周恩来立即在《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党员干部中进行传达动员，对整风改版工作做出具体布置。3月18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报告《新华日报》改进情况，说明有几种副刊已注意吸收外稿，第三版新设“友声”，专门发表党外人士的意见。目前正使这份报纸不仅成为反法西斯的论坛，并要成为民主的论坛。不仅常登进步分子的文章，还要登中间分子的文章。

在中央的指示和整风契机下，《新华日报》开启了一系列改版改进措施。4月2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怎样办党报》的系列文章，包括《中共中央宣传部为改造党报的通知》《列宁论党报》等，阐明报纸改版政策和方向。5月23日至6月3日，《新华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敬告本报读者——请予本报以全面的批评》和《本报特别启事》，真诚呼吁党外朋友和广大读者对报纸提出宝贵意见，“使本报得以肃清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党八股的残余，而成为我党中国化、大众化、反映人民意志，而又能站在事件前面的党报，成为更有力的团结抗战的号角和人民大众的喉舌”。

正式改版后的《友声》专栏很快成为社会各界人士发表进步言论的民主讲坛，冯玉祥、郭沫若、茅盾、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等民主人士经常为该栏撰稿，议论时政，探讨抗战形势和社会热点问题。9月27日，张申府在《友声》专栏再次撰文《友声与民主》，在前文基础上进一步阐述：“对于新华日报，我总是怀着莫大的希望……希望新华办的不仅仅是党报，而且是天下人的报。”“天下人都把新华看成是自己的报，那他就是真正办得成功了。”

一场批评说理增进队伍团结

随着南方局整风运动的深入开展，当时在“红色三岩”的党员干部在关于怎样看待当前形势、革命理论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党在国统区的斗争策略等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并发生激烈争论。

1943年秋至1944年春，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一些同志以歌德在《浮士德》中的那句名言——“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则常青”为论据，发表了片面错误的言论。这些错误言论并不是无端产生的。曾任南方局经济组组长和《新华日报》编委的许涤新后来回忆分析：“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当时正是第三国际解散之后不久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活动更加疯狂起来了。他们践踏人权，草菅人命，正如李少石同志的诗中所说：‘万千逻卒猎街衢，偶语宁辞杀不辜？’”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一些同志不免悲观或急躁起来。他们认为谈理论没有用，应该行动起来。他们不只突出生活、突出行动而贬低理论，甚至脱离了党的组织原则，背离了党中央当时规定的“荫蔽精干”的正确方针，且不恰当地借用鲁迅的话“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了可诅咒的时代”，要求每一个进步分子、每一个处在秘密状态中的共产党员都行动起来，都要无所顾忌地敢说、敢笑、敢骂。甚至有同志说：要做到敢骂、敢笑，那就不仅要有充分的人性，还需要有些兽性。有了兽性，不但敢骂、敢笑，而且敢叫、敢吼。他们不但在内部散布这种错误言论，而且发表了一些违背党组织原则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并将对此持不同意见、与他们争论的潘梓年、章汉夫、华岗、石西民等人，称为教条主义。

当时，主持南方局工作的董必武经常出席这种争论会议，冷静听取各种不同意见。1944年夏秋之际，他代表南方局在干部大会上作了长达四小时的总结发言，严厉批评了这种无视客观现实，离开无产阶级立场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的错误言论。他告诉大家，理论同生活（实践）是不能脱节的。理论如果脱离实践，就会变成失去生命力的教条；而离开理论的实践，也一定会迷失方向，走到“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的险境。他引用列宁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指出我们怎能片面地把理论说成灰色的东西呢？把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用实践、用生活去否定理论，这不是形而上学是什么呢？

董必武指出，国民党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它使用特务的网罗，对国统区人民进行践踏人权、草菅人命的法西斯残酷统治。我们坚决反对国民党的这种反动统治，只有因事制宜，通过阶级斗争的各种方式才能打败它。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国民党特务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我们的地下组织，寻找我们的秘密党员，寻找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进步分子，怎能让我们的同志和朋友随随便便地暴露自己的政治面目呢？敢说、敢骂、敢叫、敢吼，固然痛快，但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这种痛快将会带来什么后果呢？难道可以把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作为这种痛快的牺牲品吗？我们的隐蔽埋伏，正是为了积蓄更大的力量，以便使抗日战争取得更大的胜利，以便对付反动派的突然事变。

参会整风的人员听完董必武入情入理的分析后，都恍然大悟、心服口服。许涤新更是印象深刻，后来在《到老犹磅礴——忆董老》一文中说：“董老的深刻分析，大大地提高了同志们的认识，认识那种错误言论的谬误，认识那种谬误的严重性。可惜的是，他的这一篇总结发言，没有保存下来。”

当时，董必武对报馆人员开展了多次整风批评，都取得了“实事求是，和风细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科学硕果”。曾担任《新华日报》代总编辑的夏衍在回忆《新华日报》“小整风”时说：“这次小整风批评是坦率、尖锐的，但并没有什么残酷的斗争。”“我们这几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但并不觉得因此而背上包袱。”“当时主持整风的董老坚持了治病救人的原则，所以我们几个人作了检讨，就没有受到处分。”

一封书信窥看整风学习深入灵魂

随着南方局整风学习的深入推进，《新华日报》刊登了大量整风心得文章，其中包括其他地方党组织和抗日根据地领导人在整风运动中的心得体会。

1944年8月17日，《新华日报》用第二版五分之一的版面和第四版整个版面，发表刘子久的一封长信《“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怕指出自己的缺点！”——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长信前面配发了编者说的一大段话，解释了相关缘由：

这封信的作者刘子久同志，从前任河南省委书记，抗战后曾任淮北区党委书记，现仍为淮北抗日根据地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四个月前赴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这封信，照作者原意是想托人带去的，当他交给党中央同志阅看时，中央同志认为可以并且应该在党的机关报上公开发表，并委托新华通讯社广播给淮北和各地，使各地各级领导机关中的同志及广大党内外群众都能阅读。因为刘子久同志在他的信里，代表广大党内党外群众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而对指摘的弊病，作为现象的一种，或一个侧面，在我们党里，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在几年的整风运动中，这些弊病是在逐渐克服中，但是还没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门，整风还没有深入，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夸自满、自高自大、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风气，并没有很好地受到批判；认真关心群众利益，认真发扬党内外的民主，认真向广大群众中与各个阶层中的模范人物学习，发扬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当作推动全体工作的范例，这种作风还没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还须有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们曾发表苏联作家的剧本《前线》，并印成小册，发给同志们阅读，目的都是帮助同志们整风，使我们党内的不良作风早日得到清除，正确作风早日得到普及。现在又将刘子久同志的信发表，并将印成小册广送同志阅读，同样是为着这个目的。

在这篇1万多字的长信中，刘子久运用在中央党校整风学习中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自己在淮北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作理论上的分析，尤其对其中的错误与缺点进行了深刻剖析和反省，他指出：“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决不能怕指出自己的缺点。”“我们应当根据广大群众的斗争经验、觉悟程度、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等具体情况，去制定我们的斗争纲领（工作要求与工作决定等）与选择我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绝不能单凭在我们自己脑子里所想出来的斗争纲领与工作方法，拿到群众头上去硬套，或拿了这样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作为我们测量广大群众觉悟与积极性程度的标准。这就好像我们应当照着脚去做鞋,而不能照着鞋去做脚是一样的道理 。”

正如《新华日报》编者所言，这封长信原打算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阅示后，再托人带给淮北区党委的负责同志。但毛泽东于1944年7月5日读到这封信的草稿时，觉得很不错。刘子久信中有一句话：“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毛泽东特意在其后加了一段话：“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

毛泽东还指示《解放日报》发表刘子久的信，新华通讯社向各地广播，各地各级党委收到文章后，“除在报上发表外，应印成小册，广为散发；同时，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等以上学校的教材之一”。

随后，《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分别于7月27日和8月17日刊登了刘子久的《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这封信发表后在全党引起很大反响，为南方局及所属党组织的整风学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南方局整风活动的开展。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