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优良作风之一，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胜利的重要保证。
红岩整风期间，周恩来于1943年3月18日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修养要则》，第三条就是“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两天后，时任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宋平在《新华日报》“团结”副刊上发表了《习作合一》，可以说是对周恩来“修养七条”前三条的充分注解。这篇文章短小精悍，宋平从习作合一的内容、目的和途径三个层面，阐述了“什么是习作合一”“为什么要习作合一”“怎样做到习作合一”三个重要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在国统区创造性地继承弘扬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党的优良作风的成果。
什么是习作合一：“学以致用”“工作要有计划并能总结经验”
1942年春到1945年春，中国共产党以延安为中心，在全党范围内有步骤、有计划地开展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这次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整顿的目的，就是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
《习作合一》是一篇整风心得，宋平在文中开宗明义指出，“理论与实际联系——这是马、恩、列、斯所谆谆告诫我们的一句话。这句话被人到处传诵，但真正去实行的人却不多。并且，对这句话的了解上也还存在着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其实，这句名言，运用到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换一个浅近的说法，就是‘习作合一’的意思”。
这里，宋平将“理论联系实际”这句整风时期的名言，用了中国人实际生活中更为常见的“习作合一”来替换。为了厘清“一些不正确的观念”，宋平解释说明了习作合一应该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
他提出，“第一是我们所学习的理论，原则以及目前党的各种具体政策，运用来指导我们的实际工作，并贯彻到实际工作去，使之兑现。这就是说要‘学以致用’。因此，学习的目的，不能是为理论而理论，而应该是为了解决革命的实际问题，而到马、恩、列、斯那里去找立场，找方法。学习的方法，也就不能是抽象的和只着重形式的，而应该是领会其实质与精神的”。
这就是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科学理论，必须深刻把握其立场观点方法，做到完整准确理解和掌握，从而在学习运用的过程中真正发挥真理指导实践的巨大威力。恩格斯曾再三强调，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毛泽东于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也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题为《整顿党的作风》的演讲，进一步指出：“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宋平在《习作合一》中进一步提出，“第二是要我们的实际工作更带有条理性，原则性，并提高到理论水平上去。这就是说：工作要有计划并能总结经验。因此，我们就不能成为一个毫无计划，失去方针的事务主义者，而应该成为这样的干才——在布置工作时有方针，有计划，在执行计划时，有步骤，有办法。从实际工作中学习，把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之改进工作，发展理论”。正如周恩来在《我的修养要则》中所强调的：“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在红岩，宋平通过整风学习和南方局在国统区的斗争实践思考，对习作合一有了更为深入具体的认识，在“学以致用”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工作要有计划并能总结经验”，“把经验发展到理论”，并强调“习作合一，应该是这两方面意思的结合”。
为什么要习作合一：“为了把工作做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在延安整风学习中，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学习和研究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他明确表示，学习的目的在于提高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斗争中的实践能力。
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战斗在国统区，面临着迥然于根据地的复杂严峻的生死考验。国民党顽固派为了限制中共发展，削弱中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在组织、党务、民运、行政、军事、特务等方面周密部署了反共计划，甚至造谣抹黑，制造事端。尤其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对内政策重点转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先后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在国统区大肆破坏中共地方党组织，逮捕和屠杀了张文彬、罗世文、车耀先、何功伟、苏蔓等南方党组织重要领导人和党员群众。
与此同时，南方局作为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政治代表机关，肩负着极其重要的历史使命，“在整个国民党统治区，我们党的工作则是靠南方局这个司令部，靠红岩这个基地”。毛泽东指出，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是带有全国性的，要进一步发展。1940年7月30日，8月1日、4日、7日、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听取了周恩来关于统一战线工作和南方党的工作的报告，决定中央今后的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这就进一步明确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所处的重大战略地位。
因此，南方局在国统区不仅面临着严峻复杂的生死考验，更面临着能否贯彻党中央工作布局的战略调整、巩固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政治考验。南方局必须结合国统区的实际斗争情况，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和创新精神运用理论联系实际这一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在灯红酒绿犹如“染缸”的国统区，面对不同阶层、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思想觉悟的各色人等，既要做好统战工作，广交朋友，又要“出淤泥而不染”，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这对共产党人来说是一场巨大的考验。1943年春，周恩来在南方局干部学习会上作《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的报告，回顾和探讨了历史上党的统战工作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及经验教训，着重指出“左”倾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对当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危害性，强调有的同志只愿意同进步分子交往，不愿到中间分子中去进行工作，特别是怕同对我们有不同意见或反对我们的人打交道，这就是宗派主义的表现。周恩来常对身边的同志说，对国民党元老、地方实力派和某些工商业者，不要只看到他们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他们要求抗日的一面。只有把对方当作朋友，大家才会把你当作朋友。
对此，宋平在另外一篇文章《同流而不合污》中指出怎样结交朋友？“这首先就要求我们有宽大的胸怀和气魄，要能容纳各种各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以个人的好恶去对待朋友。”“要善于迁就群众现有的政治水平和思想、习惯、情绪等等，把这些作为出发点以接近他们。也许他们的缺点很多，但我们要善于在许多缺点之中，找到他们的长处，经过各种方式去与他们合作，与他们共同树立各种社会事业。”针对国统区的具体复杂情况，宋平又特别强调共产党人在交友上，应是“同流”而不“合污”，“不能自命清高变成孤家寡人，结交朋友也不能是狐群狗党、不做好事的私人利害的朋友，而要成为良朋益友，否则，不仅会失掉朋友，而且会失掉一切”。
可以说，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对时间（抗战时期）、空间（国统区）、条件（学习）进行了充分利用和全面整合，总结历史经验，创新工作方法，真正做到了“习作合一”，由此开创党在国统区党建、文化、统战、军事、群众、外事等工作新局面。正如宋平文中所说，“习作合一的总的目的，乃是为了把工作做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
怎样做到习作合一：“做什么学什么”“习作有计划”
对于如何做到习作合一，宋平主要谈到两种途径，至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性。
第一，必须抓紧事务学习，实行“做什么学什么”的号召。这就是说，要把自己目前的工作作为学习的对象，向自己工作的实际学习，向与实际工作有关的理论学习，经常搜集与自己工作有联系的材料，如周围情况、政府法令与党的政策指示、本身事务中具体经验、历史和理论的材料，加以研究与总结，是十分必要的。
宋平尤其谈到“搜集材料原是很艰苦的工作”，“要求我们不仅要有‘满腔热忱’和‘眼睛向下’的决心，还要把搜集材料当做日常工作的重要部分去进行，要一点一滴地去积累起来” 。同时指出，搜集材料“一方面要有耐心，同时要勤于搜集”，“还需要善于‘抓’。用各种方法，经过一切可能的门路去找寻材料，遇到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就要抄写摘录，搜集起来”。
理论联系实际的精髓，是在实地调查、搜集研究材料上下功夫，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宋平对此有切身体会，曾在《忆周恩来同志二三事》中深情回忆：
那是1941年9月，党组织从延安调我到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任南方局书记，负责国共谈判、统一战线和国统区、敌占区党的地下工作。能到周恩来同志身边工作，我心里十分高兴。在延安，我多次听过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受到很大教育，对他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也早有所闻。我想，到重庆后，他一定会问起延安的情况。为此，我就延安的学习、生产等方面的情况作了一些准备，还特地到延安的南门外市场了解商品供应和价格情况。到了重庆，他果然一见面就问我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重要报告和开展大生产的情况，接着又问起延安的群众生活和市场情况。我幸喜已经作了一些调查，便一一作答，还告诉他延安的小米每斗多少钱、麦子每斗多少钱。他忽然打断我的话问：“你说的是大斗还是小斗？”这一下可把我问住了。我只好老实告诉他，我来渝前去市场看了一下，具体还说不准确。周恩来同志没有批评我，只是善意地笑了笑，但我心里感受到一种巨大的震撼。我意识到，作为一名党的干部，对待任何工作，都要认真严谨。这方面，周恩来同志确实堪为楷模。虽然是做了调查研究的，但是还不够深入。
除重视调查研究、向工作实际学习外，宋平提出还要学习自己业务的理论。如军事干部应学军事，医务干部应学医学，使学习有中心，着重学习本身业务的理论，否则贪多务杂，是不会成功的。而在学习方法上，也应遵照由浅入深、由近及远（或由中国到外国）、由少到多、由具体到抽象的原则。这样循序前进，步步巩固的道路乃是最可靠的，也是最近的。
周恩来《我的修养要则》第一条就是“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南方局领导人更是以身作则，引导大家加强学习。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图书馆墙上“太忙就挤，不懂就钻”八个大字标语，成为大家学习的座右铭。几年时间里，红岩村的共产党员牢记毛泽东的教导和周恩来为他们立下的学规，严格遵守组织上的安排，终于结出了丰实的硕果。红岩走出一批闻名中外的学者专家，如哲学家潘梓年、党史学家胡绳、经济学家许涤新、翻译家戈宝权等，真正做到了宋平文中所说：“使干部从理论与实际两方面逐渐达到学习后精通业务和职业的目的，这也正是做到习作合一的重要而具体的办法。”
第二，必须使习作有计划。当时在国统区开展工作的党员干部普遍存在学习与工作不能兼顾的苦恼，“工作忙了常常影响学习，学习加紧了又妨碍了工作。我们既不能为工作而取消学习，更不能为学习而放弃工作。习与作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常烦恼着我们，使工作与学习不能达到完善的境地”。
宋平由此提出要有习作计划，即“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估计到主观的能力，定出习作目标，达到目标所需之时间以及完成计划之必要办法。这种计划应该是切实而具体的。至于一些宏大而空洞的计划，纵令是很完美的，然而经不起事实的考验，是不能兑现的。我们的计划则是为了实行的，所以必须切实。计划订定之后，就要严格执行计划，要做到‘一日事一日毕’是绝对必要的”。
针对执行习作计划可能出现的拖延问题，宋平认为“逐日学习作日记的办法是可以采用的”，“把每天所做的事情，简单的记下来，这样既便于日后习作检查与工作总结，又有督促执行计划之功用。这样计日程功，不论大事小事，都有日程，按次做到，自然会做到‘日计不足，月计有余’了”。
毛泽东指出：“学风问题是领导机关、全体干部、全体党员的思想方法问题，是我们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所以习作计划和习作态度不是一时一地的，正如南方局组织部秘书龙潜在整风时强调：“共产党员的习作态度：是要做到老，学到老，斗争到老的。”在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和组织领导下，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工作一直积极有序开展，“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宋平在文章结尾号召，习作合一是我们整风的方针，也是我们的中心口号，我们要努力达到这一要求。并在这基础上，来改进我们的工作与学习。
编辑/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