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宇 马度花

1946年4月19日，李维汉（罗迈）乘送李培之（王若飞夫人）等回延安后返航的飞机，抵达重庆，“代表中共方面参加政协及宪草小组的工作”。

对于李维汉此行，上海《消息》（半周刊）第六期发表了幽风的《罗迈与刘宁一》，迅速做出介绍和分析。文章认为，“自王若飞、秦邦宪等于四月八日遇难之后，重庆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因而更加繁重。尤以马歇尔特使返渝，国共之间，关于东北停战、政府改组与宪草审议等，洽商频繁，使周恩来等更忙于应付，因此延安方面最近又派罗迈与刘宁一两氏赴渝”。

刘宁一是解放区工联筹委会执委，是“中共有数的职工运动专家”，“富于幽默”，即便是“在非常惨苦的囚牢生活里，甚至就是站在死神面前时”，还能“保有他特有的风趣”。李维汉则自1942年起，便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同时“领导边区的文教运动及中共研究院工作”。他“为人旷达”，“很富有湖南人豪爽的性格”。作者预计，“在此后的协商工作中，他的材能将有充分发挥的机会”。

参加宪草修改小组

李维汉在重庆27天，如其文《旧政治协商会议和南京谈判》所说，“有十天工夫花在研究宪草问题上”。宪草修改小组的工作，主要是“将国民党一九三六年订的‘五·五宪草’与张君劢在政治协商会议期间提出的修改草案比照研究，提出问题与意见”。此前，中共方面由秦邦宪和齐燕铭参加，秦邦宪拟有一份草案。四八空难后，小组成员有所变化。据张友渔回忆，共产党方面的代表组长是李维汉，组员包括华岗、何思敬及其本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是孙科等。在李维汉的回忆录中，还包括王云五、邵力子、张君劢等人。代表团机关驻两路口。

1946年4月20日，政治协商会议宪草修改小组继续举行会议。因为初来乍到，李维汉对于宪草修改问题，尚无暇多加研究。所以第一次参会时，即代表中共代表团声明：对于宪草修改小组会上的一切意见，我方均予保留。

次日，孙科又召集了一次宪草小组会，李维汉被邀参加。各方争执一场，未获结论。

4月21日，中共代表团致送书面声明，由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李维汉联署，促请国民党解决各项问题，指出“内战蔓延，时局严重，国民党延不实施各项协议、澄清破坏协议混淆情形，并且变本加厉，继续坚持一党独裁各种活动，中共在目前已无提出国府委员及国大代表之可能，只有各项问题全部解决后，方能考虑”。

4月22日，宪草修改小组举行会议，由孙科主持，商讨修改宪草问题。关于中央与地方均权及选举法两问题，各方已获协议。晚间，他们又在孙科官邸开会，讨论行政院与立法院关系问题，未有结果。23日继续会商。

李维汉认为，宪草一案的关键问题，主要有二：一是行政院与立法院的关系，二是地方有无自治权问题。前者由于国民党反对“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坚持不让，故一开始便成僵局。后者则关系到保护根据地的大问题，中共亦不能退让。后来，“由于国民党整个地破坏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宪草修改一事终成泡影”。

赴社会大学讲学

重庆期间，李维汉在董必武陪同下，曾到各处进行礼节性走访。目前见诸记载的，一是参加社会大学的有关活动。重庆社会大学是抗战胜利后，由中共代表团、南方局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于1945年10月邀请陶行知出面筹建的一所新型夜大。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社会大学设政治经济系、文学系、教育系、新闻系，校址位于管家巷28号。“管二八”原是育才学校驻渝办事处，1941年7月，育才学校绘画组亦迁居此处。

对重庆社会大学而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战圣地，民主堡垒”，许多人“很向往，很关心”。据《回忆与研究》所述，李维汉曾两次应邀到社会大学介绍边区情况，内容包括边区的抗战、土改、“三三制”政权建设等，师生听了都“很感兴趣”。

1946年4月29日晚7点，社会大学第一届放学典礼在学校大礼堂举行，吴玉章、李澄之、何思敬、李维汉、施复亮、杜国庠、郭沫若、沈钧儒、邓初民、陈家康、周新民、张友渔、力扬、孙铭勋、罗克汀、吴涵真、黄洛峰、黄雨秋（又名黄韦）、程远（以上名单出自李卓、朱非紫的《三个半月的教学总结——放学典礼会上的记录》，据《新华日报》报道，另有阎宝航——作者注），及各报记者与该校师生140余人到会。大会由李公朴主持。首先，四个系的学生代表分别报告三个半月以来的学习心得。接着，由李维汉、李澄之、周新民讲话，一致赞扬“该校成绩优良，为教育界新创造”。最后，由校董沈钧儒及杜国庠、郭沫若、孙铭勋等讲话，12点左右散会。

李维汉的讲话，后以《按照需要 自己动手》为题，收入重庆社会大学育才学校校史研究会所编的《大后方青年运动参考资料——重庆社会大学》。讲话指出，“社会大学的教育宗旨，方法形式”，同解放区学校颇多相似，“都是按大众需要来办，都是由学生亲手来办”，“这就是教育的民主化，希望能遍及全中国”。同时也希望“将来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文化上都按着这原则来改进”。

此外，李维汉还参观了育才学校。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借北温泉小学举行开学典礼。8月初，迁入合川草街子古圣寺。1945年秋，陶行知从饶国模手中租借到原国民参政会及其附近的几栋房屋，陆续将育才学校迁至红岩村办学。1946年5月，《育才通讯》第一期发布《搬迁工作简讯》，宣告音乐、舞蹈、自然、文学、社会五组以及化龙桥大店子的绘画组，均已集中到红岩村总校，结束了学校过去六年散居各处的状况。

与李公朴重逢

李公朴是李维汉的旧友。1938年11月，李公朴同夫人张曼筠从重庆经成都到西安，乘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汽车去延安，于24日抵达。曾拜见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等。1939年1月离开延安。是年4月24日，李公朴再返延安，在此驻留至6月，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接触了许多领导同志和老朋友，如王若飞、李维汉、萧三、胡耀邦、柯庆施、艾思奇等。1940年11月，由晋察冀边区回到重庆。

李维汉到重庆后，李公朴曾设宴招待。1946年4月24日李公朴日记记载：“今日晚我与沈（钧儒）、史（良）三人联名请中共代表团及报馆朋友晚餐，因为我们从未请他们过，此次适老友罗瑞卿先生及罗迈先生新来重庆，遂约在渝者一叙，共十六人。后来讨论问题，并邀（章）伯钧与努生（罗隆基）二兄参加，谈至十一时始散。”

5月17日，李公朴由重庆飞抵昆明。7月11日晚，他偕夫人外出，9点左右返回昆明北门街寓所，行经学院坡时，被国民党特务狙击，于12日晨5点逝世。7月17日，李维汉怀着沉痛而悲愤的心情，写下《悼公朴先生》：

八年前我和公朴先生第一次见面于延安，他从“七君子”狱中出来，要上敌后战场去工作。他在延安的日子里，是那么热心地到处参观访问，拿着一根手杖，整天东奔西跑，成了延安各学校和文化机关的不速之客，不请自来，不辞竟去，留给我一个非常热心的教育工作者的印象。今年四月，我们在重庆再会见，一见面，他就不停地亲切地问起延安的人物，延安的学校。他把社会大学介绍给我，并邀我参加社会大学的春季结业典礼。结业大会上，先由各系学员代表报告学习心得，然后公朴先生作总结。我一边听，一边点头：“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社会大学！”我想起了八年前他在延安的参观访问，想起了我自己在前年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人民的文化事业让人民自己动手来办。”又想起了较场口事件和他的受伤。

隔了两天，我们又会见了，他问我对社会大学的意见，我把自己的感想告诉他，他说：“政府不准社会大学立案！”是的，在国民党独裁政府下，一切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都是非法的，不许存在的，社会大学不许存在，和平民主运动不许存在，和平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更不许存在！

文中，李维汉将李公朴与闻一多并誉为“人民领袖”。

安全离渝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正式还都南京。

此前，中共代表团周恩来、邓颖超、陆定一等一行，已分乘马歇尔专机及中航班机，于5月3日由渝抵宁。董必武、李维汉则候机十余日，至13日凌晨3点，与张晓梅、陈家康、叶笃义（民盟第一届中央委员兼总部宣传部副部长）等30余人，乘中航专机飞南京。但公司所指定的132号飞机引擎损坏，所幸美籍驾驶员谨慎，经三次试飞，均折返。董必武于是提出抗议，要求中航当局查明事实与责任。事后，邵力子曾到代表团驻地慰问。

李公朴5月14日的日记记载：“早见报，董老等因飞机有损，中止离渝。赴航空公司购票时，该公司负责人刘君约赴代表团解释误会。吾亦时间赶不及，遂又改十七日飞昆矣。并在代表团与衡老（沈钧儒）同午餐。下午四时始返。”

5月16日，董必武、李维汉及刘宁一等五人，于下午2点乘机安全抵达南京。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