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泰琪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郑州豫丰纱厂、武昌裕华纱厂、湖北沙市纱厂、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迁到重庆重建复工。据1945年中国棉纺总公司《大后方纱厂一览表》统计，这四大纱厂的产量合计占西南三省机器棉纺织业总产量的62%以上，抗战期间共出产棉纱25万件，可织布1162万匹，解决4000万人的衣被问题，对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
豫丰纱厂辗转多地
豫丰纱厂建于1918年，是当时全国最大的现代化棉纱企业。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经济部工矿调整处要求该厂内迁。该厂董事会不愿内迁。1938年初战事恶化，工矿调整处强令内迁。经两个月艰苦努力，该厂将主要机器设备9000余吨迁到武汉。
工矿调整处官员林继庸回忆：“民国26年11月底，工矿调整委员会曾派陈世桢劝导郑州豫丰纱厂拆迁，未成功。27年2月间，工矿调整委员会再度命令郑州豫丰纱厂负责人到汉商酌迁移。该厂于2月19日奉到命令，即决定拆迁。其时敌军已到达黄河北岸，距郑州仅10里，地方人士复阻挠拆迁。该厂董事长霍宝树，总经理束云章，经理潘仰山，厂长郑彦之，董事张鸣岗、毛翼丰等，苦心应付，委曲求全，始得如愿。即将全厂纱机56448锭，并线机5600锭，布机224台，发电设备共合3500千瓦及锅炉机件等，共重9000余吨，完全拆卸，分装大小机箱11.7万余件。经过两月的努力，始得全数付运。取道平汉路南下，于4月底全数运达汉口，即分运沙市、宜昌。”
豫丰迁到武汉后，因战局继续恶化，工矿调整处要其再迁四川。该厂负责人霍宝树、潘仰山等认为四川太远，交通不便，主张去湖南常德。林继庸说政府决定迁川就迁川。霍宝树虽与林继庸起了争执，但最终答应迁川。
林继庸为该厂迁川解决了部分轮船吨位和360余艘柏木船。在整个搬迁过程中，豫丰船队屡遭日机轰炸，加上长江水流湍急， 多有船只触礁翻沉。到达重庆时，机器设备损失550 余吨，其中重要机件甚多，安全运达的有4万余枚纱锭。
总经理束云章准备在重庆买地建厂，看中沙坪坝土湾一块地，向四川迁川工厂用地评估委员会申请买地。委员会答复，该地已出售给刚迁渝的上海大鑫钢铁公司，鉴于豫丰是最高当局钦点迁渝工厂，愿意出面请他们分一点地出来。大鑫钢铁公司总经理余铭钰顾全大局，划了一块地给豫丰。
该地位于嘉陵江边，有326亩。束云章将其辟为高中低三层地，靠近江边最低处建码头，中层建厂房，高层建办公楼、仓库、职工宿舍。
为加快建设进度，束云章对建筑承包商实行工料补偿办法。经过7000名工人7个月昼夜施工，1939年元旦，豫丰5000枚纱锭简易开工投产。每天，满载棉纱的木船驶离豫丰厂码头，沿嘉陵江送往上下游各被服厂制作军需衣被，成品再顺长江而下送往宜昌转送前线。
豫丰迁渝后大有发展。1940年，在合川建立豫丰合川支厂，在余家背建立纺织机配件厂。1941年完成主厂厂房建设，安装纱机3.5万锭，有职工2000余人，改名为郑州豫丰和记纱厂重庆分厂，资本额由法币126万元增加到1470万元，年产棉纱由6602件增加到10896件，利润由17215万元增加到106419万元。
抗战胜利后，豫丰在渝各厂留渝发展，1950年收归人民政府。重庆分厂改为重庆第一棉纺厂，合川支厂改为重棉四厂，配件厂改为余家背机器厂。
裕华纱厂购地建厂受阻
裕华纱厂建于1922年，为新式大纺纱厂，抗战前夕有4万枚纱锭。1938年初，工矿调整处要求该厂董事长苏汰馀先拆迁2万枚纱锭进川。苏汰馀即派总工程师陈昌雄将这批纱锭迁往重庆筹建新厂，并亲自到重庆策划。
林继庸回忆：“其时，武汉各纱厂正在利市十倍（很赚钱），一如苏锡常各厂于未失陷时的情况，他们哪里愿意迁移？只推说恐怕运输没有办法，但是政府的态度相当坚决，势在必行，所以他们只得唯唯答应。裕华纱厂董事长苏汰馀先生于1月5日亲自飞渝觅厂地以为准备。原来苏老先生老早有意在四川办纱厂，所以裕华倒有决心做局部的迁移。”
不久战事紧张，最高当局手谕限期迁移武汉所有大纱厂。工矿调整处即命令包括裕华在内的各纱厂赶紧完成军工任务，准备拆迁所需木箱，落实内迁目的地地点勘查、地皮购置、重建计划、迁移线路及交通工具，并派技术官员进驻各厂协助督促，派妇女指导委员会官员到各厂安置遣散女工。苏汰馀下达裕华纱厂全厂总拆迁命令，从8月10日到10月下旬，总计迁走裕华纱厂、湖北黄石利华煤矿机器设备材料近8000吨，由招商局、三北公司、海军轮船陆续运往湖北宜昌。
宜昌是长江入川重要码头，运送入川物资的大船需在此换乘小船。因运输船只严重短缺，迁川物资在此堆积如山。日机轮番轰炸宜昌，裕华纱厂500件棉纱被炸烧了三天，危及该厂机器物资安全。在重庆的苏汰馀闻讯万分着急，与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商量决定，裕华向民生投资30万元，民生向裕华投资10万元，民生公司派专轮将裕华物资先抢运到四川巴东、万县，再转运至重庆。
运输问题解决后，苏汰馀又遇到购地建厂困难。当时，全国大批机关企业单位先后迁到重庆，而重庆是建在两江环抱的城市，山地多平地少，加之有地主漫天要价发国难财，导致裕华买地受阻。
苏汰馀选中南岸窍角沱沙草坡、柑子坝的280亩地，位于长江边，交通方便，偏僻不扰民。他找地主范资生商量买地。范资生有钱，宁愿地空着也不卖。苏汰馀便找重庆市参议会副议长李奎安帮忙。范资生不好拒绝李奎安，答应卖地却漫天要价。
苏汰馀只好找林继庸帮忙。林继庸穿军装带警卫，乘军用吉普来到范资生公馆投递“军委会第三部少将组长”名片，并告诉他，工矿调整处准备在他这块地上设置炸药厂。范资生吓一跳，赶紧说已答应卖给裕华纱厂。第二天，便将这块地按合理价卖给了苏汰馀。
苏汰馀有了地，指示厂长张松樵边建厂边招收工人。张松樵从逃难来渝外地人员中和附近涪陵县、丰都县招收了2000多人。1938年底，裕华纱厂内迁机器设备材料运抵重庆，半年后即开出纱锭1万枚正式复工，至1939年底共产出粗细棉纱2500余件，缓解了重庆市场缺纱少布的困难。裕华纱厂数千纺织女工收入稳定，令人羡慕，曾有一首儿歌传唱：“你在哪里住？我不跟你说。杨家湾，窍角沱，我在裕华做工作。”
苏汰馀来重庆后，于1939年创办四川广元大华纱厂，1940年创办重庆永利银行、西安大华纱厂，1941年创建成都裕华纱厂。抗战期间，重庆裕华纱厂厂房占地500亩，主要生产军工用纱，部分供给裕华布厂，每月提供棉布2万匹。
沙市纱厂是“迁川工厂的典型”
沙市纱厂建于1931年，工厂在沙市，董事会在上海，主要创办人是棉商李玉山，生产注册“荆州牌”商标棉纱，行销云贵川陕湘沪。1934年该厂改组董事会，杜月笙任董事长，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总工程师萧松立任总经理。
1939年底，战事危及沙市。该厂董事会围绕工厂内迁问题发生严重分歧，请示在香港的杜月笙。杜回复，可将部分机器迁到离沙市100公里的四川奉节（今属重庆）。萧松立即带队迁去8400枚纱锭。但奉节太小，地势偏僻，又不时遭日机轰炸，无法重建复工，萧松立建议改迁重庆。杜月笙复电同意。
1940年春，在杜月笙周旋下，工厂以机器、棉花作抵押，向中国银行贷款80万元，将机器设备和3000名工人迁出沙市。该厂人员和物资乘船抵达重庆，落户市郊李家沱马王坪，于1941年5月正式复工。李家沱是国民政府经济部特辟300亩地设立的工业区，这里交通便利，紧邻长江、川黔公路，汉阳恒顺机器厂、中国毛纺厂、庆华染料厂、上川实业公司等陆续迁来。
虽有政府支持，沙市纱厂迁到李家沱后仍困难重重。比如与地主谈判买地，配合重庆电力公司完成接电工程，联合建立工业区公共码头，自行架设铁管从长江取水解决每月1.5万加仑用水，联合修建工业区公共马路，自行修建防空洞，共建工业区商场、医疗诊所、消费合作社，出资请警察维持工业区秩序，筹办工业区小学等，都要出钱出力，让萧松立伤透了脑筋。
1940年2月6日，工矿调整处召开李家沱工业区第三次会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是：1. 工业区公用准备金按每亩先摊300元，总数9万元。2. 雇用伤兵问题，应使其在厂担任轻工作，不用于直接参加生产。3. 工业区电力问题，重庆电力公司缺乏铜线和变压器，须政府帮忙解决，同时现金不足，请各厂补贴部分接电费，计划本年5月通电。4. 李家沱工业区第一期建筑费略估计：马路1.4万元，诊疗所1.3万元，理发室（容20人） 及浴室（容40人） 1.5万元，合作社1.5万元，食堂 0.8万元，公所（包括学校） 2.6万元，共计9.1万元。
萧松立发言，工业区所有公共事业的推进，可否先设立一个筹备处，请林继庸主持，等诸事大体就绪后再移交各厂管理。会议举手表决通过该提案，请林继庸任李家沱工业区公共事业筹备处主任。林继庸即席发言，立即起草筹备处组建计划，并向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报告，建议筹备处兼职人员不支薪，专任人员酌情给予津贴。
事后，林继庸提交的《李家沱工业区公共事业筹备处成立报告》获批，筹备处正式组建，林继庸任主任，中国毛纺厂厂长徐谟君任总务组主任兼码头组主任、用水组主任，上川实业公司总经理章乃器任公所组主任，萧松立任建筑股及公安股主任兼码头副主任，恒顺机器厂厂长高功懋任劳工股主任，调整处官员詹仰曾任公路组主任、高泽厚任用电组主任、蒯毅伯任用水组副主任。
沙市纱厂迁到李家沱后，贯彻“大家有饭吃”的办厂宗旨，注重兴办职工福利，如办食堂、建宿舍、办学校、建医务室等，激发了职工生产积极性。该厂产品畅销大后方，周恩来、董必武等曾到厂参观指导，豫丰厂、裕华厂、申新厂、军政部纱厂来人参观取经。国民政府经济部部长翁文灏、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钱昌照来厂视察，评价其为“迁川工厂的典型”。苏联驻华大使来厂参观，赞誉其为“小社会、大家庭、山城花园工厂”。
抗战胜利后，沙市纱厂留渝发展，迁到奉节的8400枚纱锭搬回沙市复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重庆沙市纱厂改为重棉六厂。
申新四厂迁渝后的分分合合
申新第四纺织厂由荣宗敬、荣德生于1921年在上海创办，荣德生的女婿李国伟主持，该厂是中国一流大型纺织厂。1938年初，李国伟考虑内迁，专程到重庆考察，得知四川省盛产棉花、小麦，原料供应可靠，纱布、面粉市场广阔，加之重庆是大后方政治、经济中心，便向荣氏总部建议，将所辖在武汉的申新四厂和福新第五面粉厂迁渝。
总部迟迟未作答复。因为局势紧张，李国伟便按工矿调整处要求，宣布纱厂停产，开始拆卸机器装箱。当时申新四厂有纱机5.1万锭、布机1150台，福新五厂有日产面粉1.5万袋的粉机设备。
谁知刚运出小部分机器到宜昌，武汉告急，政府征用长江所有航船，致使李国伟无船内迁。他担心已到宜昌机器的安全，命副厂长厉无咎负责抢运宜昌机器入川。厉无咎正在重庆，即租了一艘载重25吨的“平湖号”小轮船，亲自押船来到宜昌，与押运物资的本厂工程师蒋叔澄会合。他们商议，为了抢时间，先用平湖轮分批将机器运到湖北秭归县暂存，待全部机器转到秭归后再转运重庆。鉴于运力不够，厉无咎马上回重庆雇船来宜昌。最终，他们用3个月时间，将在宜昌的2000枚纱锭转运到重庆。
荣德生从上海来到武汉，反对李国伟的内迁计划，认为山高水远，问题太多，会把工厂弄死的。李国伟虽不同意，但只得答应。荣德生便暗中与美国商业企业公司、沙逊洋行商量，准备把申新四厂、福新五厂的机器设备挂在美国商业企业公司名下，把工厂物资存放在沙逊洋行栈房。据研究资料记载，“申新第四纺织厂则将纱机2万锭和大部分面粉机藏匿于租界，结果申新四厂仅拆迁设备的60% ，福新五厂仅拆迁设备的30%”。
随着武汉战事越发吃紧，工矿调整处要求申新四厂必须内迁。宋美龄来厂督促内迁。厂长章剑慧反映内迁困难，一是迁到哪儿，二是运输工具怎么解决，三是迁移经费困难。宋美龄说从水路去四川已经非常拥挤，不如去陕西宝鸡，铁路是通的，政府可以帮他们调拨车皮。
荣德生得悉却不以为然，拖延不办。第二天，汉口市长吴国桢召开内迁工厂负责人紧急会议，传达“武汉各厂应迅速迁至后方生产，增加抗战力量，不得留厂资敌”谕令，说尤其是汉四大纱厂必须内迁，任何人不得违反、拖延、隐瞒，如果不迁，政府将实行炸毁。
荣德生被迫答应内迁。1938年8月底，李国伟开始将申新四厂、福新五厂的机器设备内迁，计划经水陆两路运至重庆和宝鸡。申新四厂位于京汉铁路硚口岔道终点，便于物资装上火车。正往车上装运机器时，军队开始封锁道路、修筑工事阻击日军。李国伟只好改变计划，用驳船将机器运到铁路线另一处地方上车。这时江面风大浪大，他们的一条驳船因为装的机器太重，船舷几乎与水面持平，被风浪打沉后，损失200多箱机器和一部1000千瓦发电机。
工厂内迁前，李国伟遣散了申新四厂、福新五厂绝大部分员工，计划只带70名技术工人随厂西迁。工厂有300多名员工提出不拿遣散费，要求随厂西迁。工厂解释说缺乏交通工具，带不走这么多人。这些员工答，可以自己想办法去内地。李国伟深受感动，同意他们的请求。这批员工有的坐车、坐船，有的步行，辗转千里，最终200多人到达宝鸡，100多人到达重庆，回到工厂上班。
申新四厂部分机器迁到重庆南岸猫背沱，有2304锭纱机和80台布机。他们事前已花1万元买了50亩地做新厂址，由章剑慧负责筹建申新四厂重庆分厂。荣宗敬在香港得悉此事，不同意建重庆分厂，理由是四川棉花产量不够，要李国伟函告章剑慧，将迁渝纱机妥善保存，不准动用，不准使用申新四厂招牌。
章剑慧和厉无咎无奈，转而提出租用申新四厂在渝机器，另行筹组公司设厂生产。征得申新四厂股东会同意后，他们即在渝募集股金15万元，向工矿调整处商借8万元，向上海银行重庆分行商借信用贷款20万元，共计43万元，正式成立庆新实业公司，下辖纱厂、面粉厂、公益纺织面粉机器厂，李国伟任董事长，章剑慧任厂长。庆新公司纱厂于1939年1月投产，在内迁诸纱厂中最先投产，有近千名女工，月产纱220件。庆新面粉厂于1939年5月建成投产，日产面粉500包。两厂投产后产品供不应求，获利颇丰。
荣宗敬得悉，后悔当初反对在渝设厂，又害怕申新四厂被人夺走，便于1939年秋命李国伟到重庆，要章剑慧和厉无咎解散庆新公司，建立申新四厂重庆分厂。章剑慧和厉无咎被迫照办。1939年12月31日，庆新纺织公司宣布解散。1940年1月1日，申新四厂重庆分厂正式成立，黄亦清任厂长，厉无咎任副厂长兼营业主任。1942年，重庆申新纱厂扩建第二工场，所产“四平莲”牌棉纱享誉全国。1939年至1945年，重庆申新纱厂总计盈利325万元，利润率高达70%。
抗战胜利后，李国伟组建渝新纺织厂，将申新四厂重庆分厂并入渝新纺织厂，地点在沙坪坝土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渝新纺织厂实行公私合营，并入重庆六一零厂。1964年，六一零厂分立为重棉一厂、重棉二厂、重庆纺织印染厂。
编辑/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