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华
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和计划单列，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作为见证者，我全程参与了这项改革。回忆那段工作，感触颇深。
城市改革呼声
1980年9月1日到8日，我随国家经济委员会企业管理局副局长郑肇桥等同志，到重庆考察并推动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工作。1981年，我到国务院体制改革办公室工作。1982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简称国家体改委）成立，我从体制改革办公室调到国家体改委工作，参加了中国的企业改革。
从参与扩大企业自主权，到实行财政包干、推行经济责任制的一系列改革工作中，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了解了许多情况和问题。经过参观、考察，我接触了全国多个省市的近200家企业及其相关主管部门，和领导同志一起听取了财政、经委、商业、外贸、银行、各工业管理部门及相关省市领导的汇报。参加这些工作，我深深体会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仅仅进行企业的体制改革，是远远不够的。
当时，我国的企业被国家各个部门、各个省市所谓的条条块块束缚住了，动一动都十分困难。国家的整个管理体制不进行改革，靠企业是冲不开束缚的。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是计划体制问题。特别是在国家计划上，对除了直辖市之外的大城市没有体现，这些大城市的计划是国家计委通过省级计委下达的，他们在国家计划本子上没有户头。他们甚至无权进入国家计委的大门，不知道计委各个司、局的大门朝哪方开。对这个问题，各大城市反映极其强烈。国家计委曾经请他们座谈，出了一本纪要。他们一致要求国家对这些大城市实行计划单列。我看过这本纪要，深深感受到他们的迫切之情。
国家计委实际上是个管分钱、分物的大管家。每个省、每个部门都要向国家计委要项目、要资金。有户头，就有资格要钱要物；没有户头，就没有资格要。大城市要求实行计划单列，就是要在国家计委和相关部委有户头，这样，计委和所有有钱、有物的部门可以给他们直接拨款、拨物资，而不再通过省级政府和省级厅局。
当时我国仍以农业为主，省级党委和政府都把农业工作放在最重要的地位，对工业不甚了解，对城市发展的重要性也不甚了解，甚至不够关心。因为我国刚经历了“文革”，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也遇到阻力，各地省委和政府还在为农业问题困扰。城市破破烂烂，基础设施陈旧，也不被各级领导重视。在窘迫的情势下，以大工业为主的城市发出了强烈的呼吁。他们是工业中心、经济中心，是经济发展的巨大推手，是财政收入的重要贡献者。他们强烈要求改革，要求提高城市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
搞工业化，就要有适应大工业发展的条件。通过学习和比较广泛的调查研究，我完全赞同经济学家蒋一苇、林凌同志的意见：离开上层建筑的改革，工业企业的改革实际上没有出路。
起草试点方案
我向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安志文请求调到体改委的“试点组”（相当于司）工作。安主任同意我的请求，交给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按照中央的精神参加重庆市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要我给国务院各部门打电话，通知相关负责同志于1982年12月20日到四川成都开会。我按照国务院各部委的名单，逐一电话通知了近40个部委的同志。
随后，我们来到重庆进行调查研究，了解重庆市工业和各个系统、部门的改革情况。我们组织国务院各部委、四川省各委办厅局和重庆市相对应的委办局的同志，进行了初步对口接触和商谈，并共同酝酿重庆改革试点方案。
到1982年底，经过大家群策群力，《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的起草工作终于完成。经国家体改委廖季立、杨启先修改，安志文和四川省委等领导同志共同审定，由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上报，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转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1983〕7号文件，正式批准《关于在重庆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意见的报告》。
3月2日，国家体改委又组织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四川省有关领导同志以及委办厅局负责同志到重庆，按照中央7号文件要求，进行具体协商，并起草详细的改革方案。这一次，中央部委、四川省、重庆市三方对口衔接。按照安志文同志的要求，国家体改委的同志参加会议，但不表态，由省、市双方和中央部门根据中央文件的精神和要求自己协商。
我后来想，安志文同志的做法很有道理。如果是我们要求各部门应该怎么做，形成的文件今后出现了问题，他们可以有百条、千条理由去拒绝执行。而他们自己协商后做出的决定，今后就不好随便更改。会议期间的大多数时间，安志文同志带我们或到军工企业考察，或去听取基层同志汇报工作。只有在三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下，他才会说话，协调平衡各方意见。
记得为煤炭企业和林业企业是否下放给重庆市的问题，就争得很厉害。我向安主任请教此事。他告诉我，既然重庆市实行计划单列，享有省级经济管理权限，这些企业就应该下放给重庆市。为了让重庆市形成一个大的经济中心，安志文和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刘西尧共同商定，把重庆市的行政区划扩大，由原来的４个县增加到12个县。这个意见得到四川省委的同意，并报中央获批。
在重庆工作期间，各部委的同志都非常认真负责。住在我们隔壁的财政部部长王丙乾，每天白天开会，晚上带着财政部的同志算账。他们算账时考虑得很长远，如果今天给了重庆市3000万元，其他城市再搞改革，又该怎么对待？给得太多了，中央财政有没有能力承受？他们的工作态度令人感动。
会议中期，国务委员、国家体改委副主任薄一波来到重庆。他和安志文、王丙乾等在渝州宾馆听取中共四川省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负责同志王谦、于汉卿等有关重庆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工作的汇报，并在重庆市军事、民用工业生产座谈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在和重庆市广大干部座谈时，他对中央决定在重庆市进行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实行计划单列，享有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表示衷心拥护。
落实改革情况
从中央撤销西南局，邓小平、贺龙等领导同志离开重庆后，重庆从西南的政治、经济中心变成一个省辖市，经济发展受到制约。我曾说过，我们的大多数省委，过去多年来是“农业省委”，他们关心农业胜过关心工业和城市。这也不怪他们，是当时的形势使然。
我听重庆的同志讲过一个小故事。一次，王震将军坐汽车从成都到重庆，一路上都在睡觉、休息。忽然，他被汽车颠醒了，说：“是到了重庆吗？”连他都知道重庆的公路年久失修，路面破损严重。
重庆市干部群众的改革热情非常高，期盼改变现状的心情如久旱盼甘霖。这次中央下决心给重庆省一级的经济管理权限、实行计划单列，干部群众非常激动。
会议结束时，中央各部委和省、市相关委办厅局基本达成协议。回京后，中央各部委根据这些协议，相继发布了相关文件。这些文件基本上落实了中央7号文件的要求，为重庆的改革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根据薄一波同志的要求，安志文同志带领我们体改委的同志，于1983年5月16日到6月17日第三次来到重庆，了解综合改革试点的落实情况。虽然还有些问题，但工作进展基本上是正常的。
1983年7月20日到31日，安志文同志带我们第四次到重庆，召开了重庆市体制改革讨论会，对重庆市干部的思想倾向作了了解，并提出关于加强改革和经济研究方面干部队伍建设等建议。特别是对什么叫做经济中心，重庆市如何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蒋一苇同志的论述极为精彩，他说：“中心城市是实体，发挥枢纽的作用。中心城市与周边地区的关系，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平等交换的关系。”安志文同志说：“我们的体制改革，就是要使商品交换发展起来，改革要为此创造条件，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从1982年底到1983年夏，我作为国家体改委工作人员随安志文同志四进山城，参与了重庆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的方案酝酿、文件制定、组织实施工作。这一阶段的工作，可以说为之后重庆的改革发展创造了前提，奠定了基础。能参与重庆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我深以为幸。
编辑/杨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