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键
1934年6月，红三军退出湘鄂西根据地，到川黔边创建以四川酉阳南腰界（今属重庆）为指挥中心和大本营的黔东苏区。1934年10月底，在贵州沿河水田坝、江口苗王坡、印江木黄等地，终于接应到奉命先遣西征的红六军团，两军在南腰界胜利会师。
南腰界会师是中国红军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标志着红二、红六军团踏上了并肩作战、团结奋斗、共创辉煌的新征程。
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创建的黔东苏区为自身发展和两军会师提供重要依托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贺龙、周逸群、段德昌等率一众红军将士，在湘鄂边、洪湖根据地的基础上，成功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并将红四军和红六军组编成红二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委（后由邓中夏接任），兵力最多时发展到1.5万余人。1930年冬至1932年春，湘鄂西根据地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1931年3月初，六届四中全会上依仗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掌握中央权力的王明，迫不及待把夏曦派往湘鄂西，以推行他的“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夏曦抵达湘鄂西根据地后，把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自己担任政委，并组建他担任书记的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和湘鄂西临时省委，取代原来的中共湘鄂西特委。为树立个人威信，他大肆否定根据地原领导人的成就，利用中央代表身份，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不顾贺龙等的反对，从1932年5月开始，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先后发起四次“肃反”，用“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残酷杀害包括董朗、段德昌、万涛、柳直荀等著名红军将领，使湘鄂西根据地和红三军骨干力量损失惨重。
1932年7月，国民党重兵进袭襄河两岸，企图消灭红三军，攻占湘鄂西根据地。夏曦先是盲目执行冒险主义方针，命令红三军主力跳到外线寻敌作战，遭受损失后又实行消极防御，在根据地挖深沟筑坚堡，搞阵地战节节固守对敌，导致红三军接连遭受重大伤亡，兵力锐减至9000余人。
8月，红三军被迫撤离根据地，未能及时撤离的伤病员2000余人尽落敌手，惨遭戕害。夏曦毫不反思，一味推卸责任，为消众怒，不得不辞去红三军政委一职，改由关向应接任。红三军在贺龙、关向应率领下，翻越大洪山、桐柏山，经豫西南、陕南，沿川鄂边境南下，沿途不断击溃国民党军追击和地方军阀武装拦截，于12月到达湘鄂边的鹤峰地区，兵力损失近5000人，剩下4000余人。
退出湘鄂西后，红三军转战湘鄂川边区近一年，数次谋划建立根据地未果。1933年12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咸丰大村召开会议，作出“创造湘鄂川黔新苏区”的决定。会后，贺龙率红三军一部从湘西奔袭四川秀山、酉阳，于12月22日攻占黔江县城。因夏曦仍坚持在部队进行所谓的“清党”，解散红军中的党团组织并撤销军队政治机关等，红三军减员严重，弹药奇缺，未能利用良好时机建立新的根据地。只好转移到湘西龙山、桑植、永顺、大庸、慈利等地游荡作战，后又于1934年4月进入酉阳、黔江县境作战。
由于没有稳定的根据地，红三军这段时期如无根浮萍般四处飘荡，部队武器弹药的补给、兵员的补充和伤病员的安置治疗都很困难，兵力只剩下不到3000人。特别是三番五次严重扩大化的“肃反”，致使大批骨干被错杀，几乎没有再打硬仗的能力，随时都有被消灭的可能。以贺龙为首的广大指战员，在残酷的斗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没有根据地依托，终非长久之计，决意在川黔边建立一处根据地。
1934年5月，红三军侦知四川军阀刘湘正集中全川各路主力对川陕苏区进行“六路围攻”，趁其兵力北调后秀（山）、酉（阳）、黔（江）、彭（水）一带防守薄弱，再次挥师入川，并于5月8日一举攻占彭水县城，准备向酉阳、秀山、黔江方向发展。然而，夏曦认为彭水背山面水、易攻难守，不宜建立根据地，决意撤离彭水，于10日命令红军西渡乌江，往贵州方向发展。5月下旬，贺龙率红三军先后到酉阳、秀山和贵州的沿河、德江等川黔边活动。6月4日，红军占领酉阳南腰界。
到达南腰界地区后，贺龙等领导人发现该地物资较为丰富，且山高林密便于游击，决定在此成立苏维埃政府，并将红三军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等首脑机关驻扎在南腰界余家桶子、罗家桶子、楠木菁、少年坨等地，使南腰界成为了开辟川黔边根据地的军事指挥中心和大本营。
红军很快在南腰界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还在附近地区建起了南腰界、唐家溪、大坪盖、龙池乡苏维埃。此后，红三军以南腰界为基地，陆续向黔东地区发展，先后占领贵州印江刀坝地区和沿河的枫香溪地区。不久，又成立了由夏曦、关向应、贺龙、卢冬生等组成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4年6月19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枫香溪召开会议，根据黔东地区群众日益高涨的斗争情绪和相对薄弱的敌情，决定采纳贺龙、关向应等的建议，停止无休止的流动作战，在印江、德江、沿河一带开展苏维埃运动，尽快建立黔东革命根据地。会议还初步批判了夏曦严重的“左”倾错误，决定立即停止“肃反”，恢复党组织。
枫香溪会议后，红三军迅速抽调100多名干部在南腰界进行短期培训，组成宣传队奔赴各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又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成若干小分队，分赴黔东各县，作为建立地方武装的基干，组建游击队领导民众开展武装斗争。
7月21日，黔东特区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贵州沿河县铅厂坝张家祠堂召开，宣布成立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大会选举夏曦、贺龙、关向应等80名委员、32名常委组成黔东特区革命委员会，孙秀亮任主席，秦育青、陈正国任副主席。黔东特区成立后，立即开展进行土地革命以巩固政权，发展武装以粉碎敌人进攻的各项工作。
7月下旬，党中央派来的交通员到达黔东，带来了中共中央5月6日对红三军发出的指示信。信中严厉批评了夏曦领导的湘鄂西中央分局“肃反”扩大化和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不久，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在南腰界召开会议，通过正式决议纠正夏曦错误，对“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初步反思。此后，关向应逐渐取代夏曦，并着手进行恢复党团的工作。
黔东特区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工农武装革命活动的开展，震惊了贵州和四川军阀，他们调兵遣将，屡屡进犯革命根据地。红三军与地方武装紧密配合，成功粉碎了川黔两省军阀的联合进攻，有力巩固了苏区，自身也得到了有效休整和迅速壮大。到1934年9月，黔东苏区范围扩大了近1倍，拥有印江、沿河、松桃、德江及四川酉阳、秀山等6个毗邻县的部分区域，东西宽六七十里，南北长100多里，面积近200平方公里，人口约12万，先后建立了17个区苏维埃、100多个乡苏维埃，红军发展壮大到4000余人。
黔东苏区的创建，是湘鄂西中央分局开始摆脱“左”倾错误统治，政治领导上逐步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为红三军保存革命火种，进行休养生息、整编和发展，并提高军队战斗力提供了战略支撑，为红六军团的英勇西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落脚点，也为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提供了重要依托。贺龙说：“野鸡有个山头，白鹤有个滩头，一支红军没有根据地怎么行呢？”“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六军团没有目标可找，也找不到部队，结果是不可想象的。”
红六军团西征路上艰难突围，红三军接应如同雪中送炭
1934年7月，湘赣苏区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红六军团被挤压包围在江西永新的碧江州、牛田等狭小地区，处境十分危险。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红六军团下达西征训令：“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接的前提。”要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萧克、王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
8月7日，任弼时、萧克、王震率红17师、红18师及红军学校各部共9700余人奉命西征，从江西横石、新江口地区出发，经衙前、五斗江成功突围，集结于湖南桂东县寨前圩。12日，红六军团在寨前圩正式成立领导机关，并举行誓师大会，任弼时为中央代表，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李达任参谋长，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因军事行动保密需要，除任弼时外，红六军团绝大部分指战员并不知道此次西征实际上担负着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先遣探路的重要使命。李达后来回忆：“军委向我们下达任务时，并没有明确红六军团是作为总部的前导，为红军主力探索转移路线的，只是让我们到湖南去找贺龙同志领导的红二军团……红二军团的具体位置我们并不知道，只是估计在湘西凤凰和川、贵交界处活动，就大致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红六军团经过近两个月的转战，击溃沿途国民党军的前堵后追，终于冲出重围，摆脱追兵，于10月初进至贵州余庆、瓮安一带，准备北渡乌江，再伺机东向寻找红二军团。不料，中革军委接连电令红六军团不得再向西行进，必须按原定战略计划吸引敌兵，以切实减轻中央红军突围时的军事压力，并适时掩护、策应中央红军转移。
10月5日，红六军团遵照指令掉头东进，不料却误入了湘、桂、黔3省敌人在石阡地区部署的联合作战口袋阵中。7日，即在石阡甘溪展开了甘溪遭遇战。由于红六军团屡战失利，被敌人截为三段，所率2个师6个团全被打散，辎重、马匹、枪械等作战武器和医药、粮食等重要物资丧失殆尽，陷入了敌军24个团的分割包围之中。
为避免全军覆灭，红六军团决定被分割的三部分红军分头突围，各自去寻找红二军团。李达率49、51两团团部和机枪连向东南方向突围；郭鹏率50团朝东北方向突围；任弼时、萧克、王震率剩余主力和军团直属队，转战石阡、镇远、余庆一带。当军团主力从朱家坝向南转移时，又遭敌截击包围，任弼时、萧克、王震率战士们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再遭惨重损失，红六军团兵力锐减至3000余人。
对甘溪遭遇战后红六军团岌岌可危的处境，任弼时、萧克、王震于10日联名电告朱德：“贵州山地，悬崖绝壁，人烟稀少，给养困难，大兵团行动十分困难。”“目前情况下，我军与敌人大规模的战斗十分不利。”萧克回忆当时的惨状：“这一地区，山势险峻，人烟稀少，物资奇缺。部队常常是在悬崖峭壁上攀行，马匹行李不得不丢掉。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
红三军领导人原本并不知晓红六军团受命西征的情况。1934年9月下旬，贺龙在南腰界小学国民党的报纸上，得知任弼时、萧克率红军部队朝川黔边运动的情况后，大喜过望，立刻派出几支小分队分赴秀山、沿江、印江一带打探消息。贺龙还亲率手枪队、侦察队，以吹号联系的方式互通接应红六军团的情报。
10月15日，由李达率领红49、51两团余部共400余人，苦战7天后在沿河县水田坝与前来接应的红三军侦察分队会合。李达当即给贺龙写信，说明红六军团奉中央之命，前来与红三军会合。贺龙接到信后欣喜万分，当即同关向应等前往迎接。
听李达介绍完红六军团遭伏击被冲散的消息后，贺龙、关向应十分担忧任弼时等及军团主力的安危。当晚，贺龙、关向应召开军、师级干部会，连夜安排人员将突围出来的李达等送回南腰界后方休整，自己率红三军将士继续分头南下搜寻红六军团主力。
16日，贺龙、关向应在先期突围的红六军团少数同志的指引下，率领红三军由水田坝日夜兼程南下，搜寻红六军团主力。数日后，红三军廖汉生部在江口县苗王坡与红六军团第50团团长郭鹏率领的部分突围部队会合。此后，红三军在沿河、印江一带活动，继续寻找突围出来的红六军团主力和其他失散的战士。
24日，贺龙率红三军部分指战员终于在印江县木黄与红六军团主力部队会合。两军领导人相见后，激动不已，热烈握手。贺龙告诉任弼时和萧克，因电台损毁，红三军很长时间与中央失去联系，原本不知道红六军团西征，得知消息后迅速派出部队接应，总算把红六军团的同志找到了，亲眼看到红六军团主力尚存，这才放心了。任弼时欣喜地表示，从江西出发后就天天盼望找到红二军团，没想到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红二军团同志能及时出现，主动接应我们，总算能化险为夷了。
因木黄附近敌情十分严重，“这一带仍属游击区，敌军又跟了上来，贺、关建议此地不宜久停，请六军团同志到川黔边界的酉阳县南腰界再休息”。因此，部队稍事休息后，于当天转移到松桃石梁，次日向南腰界进发。同时，“贺龙还指示谷志标参谋提前派人把红六军团来南腰界会师的消息通知红三军司令部，要后勤部和南腰界区革命委员会组织力量，尽一切可能做好接待六军团的准备工作。同时派人通知红三军分驻川黔边一些地区的部队，于26日赶到南腰界集中”。
红六军团自西征以来，一路天天行军打仗，将士们连续多日没有吃饱睡好，早已疲惫不堪。本就得了疟疾的任弼时，硬撑着指挥全军行军打仗，木黄会合后连路都走不动了，贺龙便派人用担架抬着他转移。红三军指战员热情地帮红六军团的战友们扛枪、背包，抬伤病员。
萧克说：“这次行动历时80多天，跨越敌境5000多里，历尽千辛万苦，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我们探明了沿途敌人兵力的虚实，查明了道路、民情，实施了大规模的战略转移，沿途播下了革命火种，实际上起到了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进行侦察、探路的先遣队的作用。”红六军团在甘溪遭遇重创后，已无力单独承担为中央探路和寻找立足点的重任，迫切需要找个相对安全的地带进行休整，以集中失散兵力、恢复士气与战力。恰在此时，红三军主动前来沿河、印江一带接应掩护他们，无异于雪中送炭。
南腰界会师实现了两支红军部队的强强联手、优势互补
1934年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近8000名战士陆续到达南腰界，驻满了南腰界及附近方圆20里的村村寨寨。
当晚，任弼时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召集两军领导人在红三军司令部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中央机关和中央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定及红六军团作为先遣队来找红二军团的指示精神。会议讨论了两军会师后的行动方向和任务，初步决定向湘西发动进攻，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以吸引国民党军，策应中央红军战略转移，并将会师情况及谋划立刻报告中共中央。
10月27日，两军在酉阳县南腰界猫洞大田举行了隆重热烈的会师大会。任弼时宣读了中共中央为两军会师发来的贺电，宣布中革军委命令，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部队进行整编，贺龙任红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任政委，张子意任政治部主任，辖红4师、红6师，共4个团，约4400余人。红六军团改编为3个团，约3300余人，萧克、王震分别任军团长、政委，谭家述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由红二军团部兼总指挥部，统一指挥红二、红六军团行动。南腰界会师后，红六军团迅速抽调30多名党员干部到红二军团，充实各级政治机关和党团组织，红二军团则调拨了不少马匹、武器和粮食等各种物资给红六军团。
廖汉生回忆：“六军团到后人数很少，疲劳不堪，由二军团掩护其休整。两个军团相比，六军团政治领导很好，但纪律很差；二军团由于肃反后，政治领导差，但能拖，纪律好，相互影响对二军团有很大帮助。”
会师前，两支部队确实都存在严重制约各自生存和发展的问题。对红六军团而言，西征沿途对敌斗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兵力减少三分之二，军事骨干力量也损失过半，多名团级以上高级将领牺牲。对与中央失联已久的红三军而言，部队一直深受“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之害，迫切需要更为成熟、正确的政治领导。
南腰界会师一举解决了两支部队各自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两个军团独立成编，又接受集中统一指挥作战，成功实现了政治上的团结和军事上的联合，形成了以任弼时、贺龙、关向应为主要成员的成熟稳定的领导班子，且随时和中共中央保持着畅通的联络。在坚强有力的班子领导下，两个军团的指战员凭着朴素的阶级情怀和相互依存的革命情感，互敬互重、坦诚相待，两支部队团结成一个不可分离的整体。
萧克回忆：“这时，虽然没有成立统一的指挥机关，但以贺、任、关为首的核心领导已经形成。两军团会师，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不仅为解决两军的建设中各自存在的问题，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且使来自两个战略区的红军，结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支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为完成更大的新的政治、军事任务，开辟湘鄂川黔根据地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会师大会次日，经反复汇报并争取中共中央同意，红二、红六军团离开黔东革命根据地，向湘西发起进攻。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相继占领了永顺、桑植、大庸、龙山、保靖、慈利、桃源等广大地区，成功创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1934年11月，遵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电示，成立了以任弼时为书记的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和以贺龙为司令员、任弼时为政治委员的湘鄂川黔省军区。经过近一年的英勇作战和艰苦斗争，到1935年9月，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拥有了较大范围的中心区域和游击区域，东至洞庭湖西岸，西至酉阳县境，西北到咸丰、恩施，南至沅陵县边，北到鹤峰太平镇，包括湘西北10余县和黔东特区、鄂川边区，总人口达200万。红二、红六军团兵力也由会师时的近8000人发展至2万余人。在红二、红六军团的拱卫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由此进入鼎盛发展时期。
可见，南腰界会师是一次团结奋斗、共创辉煌的胜利会师，让两个军团都获得了新生，使两军团结成了一个共同战斗的整体，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战略突击力量，孕育了一支强大的红军主力部队。从此，这支威武之师迎来全新的发展，后来在长征途中于四川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被改编为红二方面军，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四大主力之一。
编辑/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