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兴亮

在重庆市城口县的川陕苏区城口纪念馆里，收藏着一把只剩三根羽毛的鹅毛扇，它曾经的主人叫王维舟。20世纪30年代，在川东地区，王维舟可谓声名显赫、妇孺皆知。

王维舟是四川宣汉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被批准转入中共，因此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大革命失败后，王维舟受党中央委派回四川开展武装斗争，因作战神勇，曾任川东游击军司令员，后任红33军军长，主要在四川万源、重庆城口一带活动。

智勇破“神兵”

关于王维舟的神勇，城口流传着一个故事。

1934年初，正当王维舟率领红军队伍在城口同敌人鏖战之际，当地青花溪、长坝、中溪一带突然出现了几股“神兵”，专门袭击红军驻地，截击红军运粮队，昼伏夜出，神出鬼没。

所谓“神兵”，实际上是四川“剿匪”第五路军警备四路司令陈国枢以“剿匪”为名，所网罗的宣（汉）万（源）边境罗文、长坝、青花、固军、铁矿等十余个乡场的圣母团、大刀会、扇子会、孝义会等神团组织。这些“神兵”有数千人之多，号称“枪打不进，斧劈不伤”。他们啸聚山林，占村掠寨，散则为民，聚则为匪。所到之处，不但破坏交通和苏维埃政权，还屠杀革命干部，给红军反“围剿”和苏区革命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和损失。

有红军战士耳闻“神兵”传说后，心生畏惧，不敢与之对垒。王维舟作为坚定的马克思唯物主义者，当然不相信神鬼之说。他一方面给战士们做思想工作：“‘神兵’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们在官渡、固军的战斗过程中，既有畏怯‘神兵’的教训，也有消灭‘神兵’的经验。所谓刀枪不入，全是骗人的鬼话。”另一方面制定了周密的作战方案，在派出小分队弄清敌情后，又选派一批有消灭“神兵”经验的战士组成尖刀队，迅速开往后方。

当时，尖刀队侦察到一小股“神兵”正在当地破庙内大吃大喝，便果断出击。“神兵”们毫无防备，仓促应战。他们包上红布，手执大刀，大喊“真神护身打不死”，拼命抵抗。但尖刀队不为所动，沉着应对，当场击毙“神兵”多人，并将剩余大部分人俘获，一举歼灭了这股反动武装。

随后，王维舟和副军长罗南辉反复研究，用时一个多月，率部消灭了长坝以东鹰嘴寨的“神兵”。接着顺后河而上，清剿了两岸的“神兵”，打通了长坝至万源的交通线，恢复了区、乡苏维埃政权，稳定了社会秩序。老百姓口耳相传：“红军是天兵天将，王维舟有破神法，‘神兵’不灵了！”

此后，王维舟率领红33军奉命转战于万源新店、黄钟堡和涌泉寺一带，并在游击队的配合下，攻占城口县城，在大竹河建立了中共城口县委、城口县苏维埃政府和各级苏维埃政府。

1935年3月，为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红四方面军决定收缩东线部队，集中主力强渡嘉陵江。

为迷惑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渡江的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调动12个团的兵力出击陕南。红33军一部奉命参加陕南战役，在喜神坝一带给敌人以有力打击。在完成东调敌人、协助红军主力西渡嘉陵江后，王维舟率军从城口出发，经万源到通江、旺苍，担任西征后卫，掩护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总部、政治部、后勤部、总医院以及伤病员向西转移，参加长征，自此离开重庆。

赴渝搞统战

随着长征结束，全民族抗战爆发，王维舟任八路军129师385旅副旅长。

1938年初，385旅旅长王宏坤调抗大学习，王维舟任旅长兼政委。1943年2月，王维舟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模范，毛泽东对其寄语“忠心耿耿，为党为国”。1945年4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

同年8月，因抗战结束，蒋介石为营造和平氛围，电邀毛泽东就中国未来的发展前途、建设大计在重庆进行会谈。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经过43天谈判，国共双方达成了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的《双十协定》，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1946年，中央调王维舟前往重庆任四川省委副书记，开展正面斗争工作。毛泽东指示：不要幻想，达成协议的，还只是纸上的东西，要变成现实还要做很大的努力。

当年3月，王维舟带领全家坐飞机来到重庆。时隔十年后再度踏足巴渝大地，看到重庆民生更为困顿，城建亦无太大起色，他不禁感慨万千。

王维舟到达重庆后，与先期抵达、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团成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会合。二人来不及与亲朋故交叙旧谈心，马上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之中。不久，因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代表团亦受命离渝，党中央决定适时公开四川省委，以便继续开展统战工作。4月30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了中共四川省委的组成情况，介绍了吴玉章和王维舟的身份。

会后，周恩来离渝。从此，由吴玉章任书记、王维舟任副书记的中共四川省委，担负起领导西南地区党组织和《新华日报》的任务，经过有理有节的不懈斗争，一再揭露、挫败了国民党的各种阴谋破坏活动，维护了中共的声誉和合法地位。

不久，蒋介石公然撕下“一心和谈”的伪善面具，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随之爆发。内战之际，重庆气氛极度紧张。中共四川省委办事处的门前屋后，军警岗哨林立，便衣特务随处严密监视王维舟一行。尤其是对王维舟，国民党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天天造谣，说他想在重庆搞武装暴动。

1946年7月，蒋介石为绝后患，干脆公开下令，限王维舟三天内出川。时任重庆市长、代理行营主任张笃伦借请客吃饭为名，传达蒋介石命令。张笃伦说：“王维舟是搞兵变暴动的专家，此地不能留！”

党组织考虑到王维舟的安全，也为了便于应付更困难复杂的局面，决定让他先期撤走，并疏散驻渝四川省委的大部分干部。至此，王维舟结束了自己的第二段重庆生活。

建校育英才

解放战争期间，王维舟先后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等职。1949年5月，任解放成都前进部队副司令员，参与指挥西北与四川的解放战争。12月29日，随贺龙率部进入成都。

1950年2月，王维舟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因长征期间与少数民族打交道较多，熟悉他们的风俗习惯，又一贯尊重少数民族，他被党中央委派兼任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主要分管西南民族事务。

王维舟第三次抵渝，前后工作生活长达六年时间。在此期间，他卓有成效地推动了很多工作，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西南民族教育工作。

解放初的西南，情况极为复杂，建设任务极为艰巨。西南地区虽然幅员辽阔，物产资源丰富，人口有7000万之众，但封建势力强大，民族矛盾较深，经济凋敝，人民贫困。王维舟主持西南民族工作后，从不在“清凉屋”里听汇报、看文件、讲道理，而是坚持毛泽东倡导的调查研究之风，深入民族地区体察民情、访寒问苦，和民族群众打成一片，化解了很多长期存在的民族纠纷。

当时的西南地区，还没有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专业技术人才的高等院校。王维舟经过深思熟虑，报请中央批准，希望能在成都建立一所这样的学校。

1950年7月，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王维舟宣布：经政务院批准，西南筹办一所民族学院，由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由此，拉开了建立西南民族学院的序幕。

1951年4月，政务院任命王维舟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生物学家、爱国民主人士夏康农为副院长兼教育长。筹建期间，王维舟整日同各族师生一起拆旧墙、递砖瓦、挑泥土、平场地，参加各项建校劳动，还和学员们一起上早操，带领学员做广播操。从学校的设计、规划、选址、建设，到教师的配备、学生的食宿、教学的安排，他都亲自过问和检查落实，以确保少数民族学生安心学习，健康成长。在建设西南民族学院的同时，他又积极推动利用原云南省主席龙云所办私立中学南菁学校校产建立起云南民族学院，并划拨办学经费8万元，云南民族教育由此开始生根发芽。

1954年，西南军政委员会撤销，王维舟调任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夏，他离开重庆去北京。1970年1月10日，王维舟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