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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与张澜在特园的五次重要会谈

2023-03-01 12:03:45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丁英顺


抗战时期,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处花园别墅,那就是闻名遐迩的“民主之家”——特园(主人鲜英,字特生,特园因此得名)。郭沫若称赞,“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这里是民盟和民革前身之一“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发祥地,见证了民建与九三学社的诞生,被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更因毛泽东三顾特园会张澜而名满天下。

周恩来在重庆期间,将特园作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活动的重要场所。曾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处长的钱之光写道:“鲜英的特园曾作为周总理和各界人士会见的场所……周总理就是这样以辛勤的工作,给民主党派的斗争指出了方向。”

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周恩来去特园的具体次数和很多细节已无从考证。笔者通过公开的年谱、日记、回忆录等历史资料,梳理了周恩来与民盟主席张澜在特园的五次重要会谈的时间和缘由情况,再现那段风云际会的岁月。

商谈组织党派委员会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周恩来在武汉时期曾向张澜提起,中共将在西南地区开展活动,希望张澜鼎力协助。张澜表示竭诚欢迎。张澜到渝后下榻老友鲜英的特园,时任八路军重庆通讯处负责人周怡当即前往拜访。张澜将周怡介绍给了热情好客的鲜英。

1938年底,周恩来从桂林抵达重庆,即在董必武的陪同下第一次赴特园与鲜英相谈三小时。此后,特园成为中共在重庆开展统战工作的活动场所。

1941324日,周恩来偕董必武赴特园张澜寓所,同张澜、黄炎培商谈时局。这是目前所能看到的相关史料中周恩来与张澜在特园的第一次商谈。

当时,国民党制造了皖南事变,又拒绝接受中共先后提出的两个十二条解决办法,中共参政员遂拒绝出席31日至9日举行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国民党一系列反共反民主、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径,也令国内各阶级、各党派感到震惊,促进了国共之外一些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进一步团结。在南方局的引导、支持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1941319日在特园正式成立。

324日的特园商谈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围绕组织党派委员会、国共谈判、停止政治压迫等事宜展开。

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前,各中间党派人士就专门提出“成立各党派委员会”,用于讨论国共关系和国内政治民主化问题。由于蒋介石的刻意拉拢,中间党派不同程度地对蒋介石产生了某些幻想,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结束后,国共争端悬而未决,中间党派依然为成立党派委员会而奔走。

黄炎培、张君劢、梁漱溟、左舜生、褚辅成制定了党派委员会章程草案,根据梁漱溟自述,其具体内容为:“一、名称定为国民参政会特别委员会。二、委员会定为15人,设常委3人。委员人选不限于参政员,意在军政实际负责人参加。三、蒋委员长为主席。因事缺席则指定一常委临时代理。四、关于推进民主,加强团结,督促军队国家化,监督抗战建国纲领之实行等四项,有权调查提议,决议并促其实行。五、决议案由主席负责执行。”

320日,这一特别委员会章程草案得到蒋介石的认可,蒋建议将常委改为3人至5人,委员改为15人至19人,并嘱咐黄炎培等人继续与中共方面洽谈。

321日早晨,黄炎培迫不及待地给周恩来打电话,告知见蒋介石“经过良好”。22日上午,黄炎培又亲赴曾家岩50号与周恩来、董必武商谈,再一同去张君劢寓所,详述关于特别委员会问题与蒋介石洽谈经过,并征求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董必武考虑到国民参政会直接受控于国民政府,如果特别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参政会,其做出的决议只会有利于国民党而不利于共产党,最终妨碍抗日民主事业,因此坚决主张特别委员会须在国民参政会以外,各党派必须平等。

这一天的讨论结果,是请周恩来将草案全文发电报给延安,征求中共中央的意见后再做讨论。周恩来表示延安收到草案后一两日内必有回复,于是相约24日在特园会面。

24日的特园会面另起波折。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三时,张表方(张澜)家续谈中共问题,周恩来、董必武略表意见,以宋子靖闯坐,未详谈。”可见商谈中有人冒失闯入,妨碍谈话。又因周恩来表示延安尚无详复,遂改为三天后再谈。

327日下午,周恩来、董必武在黄炎培家与民主人士继续商谈,转达中共中央对组织党派委员会的七条意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反对此委员会隶属参政会”“主张此委员会定名为‘各党派联合委员会’”。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载:“下午二时,周恩来、董必武及君劢、舜生、漱溟、伯钧来,周、董述延安对委员会之主张:一、名称各党派委员会;二、不隶属于政府等共七点,此为委员长蒋□□(原日记涂抹)绝不同意处,即电话王雪艇(王世杰)秘书长,转达并申明,此事拟告一段落。”

由此可见,围绕324日会谈所展开的关于党派委员会的讨论计划,由于国共双方意见不一,最终宣告流产。

发表设立国事协议机关的意见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于19411010日在香港民盟机关报《光明报》正式对外发表《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纲领》第二条要求国民党当局“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关”。

1125日,国民参政会二届二次会议期间,张澜约集国民党以外的部分参政员,包括中共的董必武、邓颖超等23人,根据民主政团同盟纲领正式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成立战时正式民意机关,不以国库供党费,勿强迫入党,勿在文化机关推行党务,保障人民种种自由,停止特务机关活动,取消县、镇、乡代表考试制,禁官吏垄断投机,军队中停止党团组织”。

蒋介石见此提案大怒,“颇不乐将其提付大会讨论”,指使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予以保留,同时以主席团张君劢、左舜生等5人名义,提出《促进民治加强抗战力量案》以取代。

两个提案最大的区别在于,民盟提案主张立即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主席团提案确认抗战时期不谈宪政,意图把民主宪政拖到抗战胜利后。

会上,民盟与中共参政员同国民党进行了斗争。张澜在得知提案未获主席团通过时就要求面见蒋介石,并与之“抗辩一小时之久”。后来,他一气之下在会场散发提案油印件。梁漱溟后来解释,由于国民党在大会上与民盟磋商,对于建立党派间合作关系,同意“在宪政实施前,成立国事协议机关”,并指出“磋商时,共产党代表亦在场,商得之办法实为在野方面所一致同意”,民盟方面才撤销原提案,开始了与国共各方关于国事协议机关的讨论工作。

1218日、21日,周恩来连续两次去特园与张澜等人商谈时局。黄炎培在18日的日记中记述:“晚餐特园,君劢为主人,病未到。到者余及鹿瑞伯(钟麟)、张申府、章伯钧、张表方、黄艮庸、周恩来、董必武、杨耿光(杰)、沈衡山、冷御秋、杨赓陶、张仲仁、李重毅、张怀久(知本)、陈启天、夏涛声、林可玑、王造时、左舜生、鲜特生、杨卫玉,谈时局,未有具体结果。”

21日,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下午)二时,到特园,共君劢、舜生、伯钧、衡山、恩来、表方商对于政府设国事协议机关意见:公意如设战时最高机构,将各机关大加裁并、整理,而以协议机关附丽之,固所赞成,如一切仍旧而反添一协议机关,绝不同意。”

但事实是,事前“商的之办法,后来竟尔落空”。国民党当局并未按照承诺设立任何国事协议机关,只设置了一个与宪政毫不相干的战时政务委员会应付了事。这令民盟等民主党派人士受到极大触动,他们对国民党独裁统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梁漱溟回忆,国民党所设置的战时政务委员会“罗致各方领袖;命名非不堂皇,而实际毫不相干。在野方面谢绝参加,因亦未曾成立。因现行政制早已叠床架屋之嫌,当局果有图治决心,正宜大加删削。在野方面,原图与当局彼此开诚相见,不愿接受无聊之敷衍也”。

由于中共和民盟方面拒绝参与,国民党临时应付设置的战时政务委员会也就不了了之。

提出十一条建议

抗战胜利之际,毛泽东偕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为期43天的和平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国民党方面提不出具体方案,对于中共提出的十一条建议,却又一口拒绝,称“距离甚远”,“根本无从讨论”,谈判一时陷入僵局。

1945911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宴请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向他们介绍了两党谈判情况,就促进国共双方的团结问题交换意见。张澜等表示尽力斡旋,争取实现国共合作。周恩来还将阎锡山在上党地区向解放区发起进攻的情况告诉了张澜等人,在座者皆震怒不已,张澜更是愤慨道:“公开打电报请你们来谈判,又背地里发动战争,绝对不能允许国民党这么颟顸。”

为推动国共之间继续和平谈判,914日下午,张澜利用谈判休会契机,与张申府一起约请国共双方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及张群、邵力子到特园商谈,听取国共两党的谈判情况。

会谈中,周恩来向各方逐点介绍中共方面所提的十一项建议方案,说已处处让步,并表示“苟能求全,不惜委屈”。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也叙述了国民党方面的困难。

张澜直接质问国民党两位代表:“重庆在谈判,山西(阎锡山)在打仗,岂不贻笑天下?蒋先生不感到难堪吗?”国民党代表推脱说,阎锡山进攻解放区是其“个人行为,我们不大清楚”,意图搪塞了事。张澜责劝道:“补牢未晚,切不可再!今后务必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黄炎培在日记中记述:“午后,特园共张岳军(张群)、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谈,听取最近国共商谈经过之报告,将归束到政治会议。”

当天,民盟多位领导人代表民盟中央在报刊纷纷撰写文章或公开发表讲话,谈及对重庆谈判和当前时局的看法,并呼吁民主政治的实现。

邓初民在《民主周刊》撰文《为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奋斗》,认为“只有和平、民主、团结的前途,才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两个可能与两个前途之一的我们要争取的富强康乐的

新中国的前途”。对于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他提出五点做法,积极呼吁“必须在诚恳友好的空气下,真正求得问题的解决”,“求得问题解决的谈判,最好是绝对公开,一一向各党派人士公开,向无党派人士公开,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公开”。

章伯钧则对《新华日报》记者发表针对时局的谈话,深切希望国民党顺应世界潮流,接纳人民和平建国、民主统一的要求,由民主大道进行三民主义建国工作,承认现有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承认解放区的军队和政权。

继续与国民党谈判

《双十协定》签订后,周恩来、王若飞继续留在重庆,与国民党代表就未竟问题进行谈判。

此时,蒋介石在美国帮助下调遣大量兵力北上,加紧部署内战军事力量,企图一举占据东北,同时抢占更多关内地方,以便在战略上占据更大优势。但国民党在关内对解放区的进攻接连失利,向东北进军也一再受阻,于是,蒋介石采取缓兵之计,边打边谈。

19451020日至12月初,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主要围绕政治协商会议、承认解放区和停止内战三大问题展开谈判,民盟领导人为此积极斡旋。1030日,黄炎培专门致函国共会谈代表,呼吁立即停止冲突。113日,《新华日报》报道《中国民主同盟发言人发表谈话反对内战》。

1111日,民盟张澜、沈钧儒、左舜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鲜英、周鲸文在特园正式宴请国共双方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商谈政治协商会议和国民大会召开时间及停止军事冲突问题。

黄炎培在当天的日记中记述:“晚,同盟徇国共双方之请,邀谈会餐于特园,到者张岳军、王雪艇、邵力子、周恩来、王若飞、张表方、沈衡山(沈钧儒)、左舜生、罗努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鲜特生及临时参加之周鲸文,商得三点:一、政治协商会议日期,主张本月二十(日)左右召开,希望中共速复;二、国民大会日期,政府主张明年五月五日,不加可否;三、双方先电令停止军事冲突,尚有问题未决。”

会谈中,国民党代表提出国民大会于次年55日召开,周恩来主张国大于次年双十节召开,这一点未达成一致。然而,国民政府第二天就单方面宣布,将于次年55日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在日记中记述:“张澜民主同盟等邀岳军、力子及予共周恩来等谈商如何停止内战。张等主张立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予赞同,周等谈仍须待延安之回来。”

正值民盟极力斡旋停止内战之时,蒋介石于同一天在重庆召开复员整军会议。这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大型军事会议。蒋介石两次发表讲话,表示要重新确立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地位,污蔑中共是“叛国内乱的汉奸”。1116日,他向参加会议的各战区司令长官作《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告,宣称“我们回想这二十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叫嚣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使命”。

这次复员整军会议将对日作战体制改为反共内战体制,制定了“对共产党的全盘战争”的作战计划,打算在“3个月到半年消灭共军”。但因为此时国民党仍面临很大困难,蒋介石只得实行“边谈边打,边打边谈”的策略。

交换东北问题的意见

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结束不久,国民党就蓄意破坏政协决议,加紧准备内战和向解放区发动进攻。首先,国民党以“接收主权”为借口,大量运兵东北。到3月底,东北的内战炮火已经弥漫,关外大规模的内战形势即将扩展到关内,变成全国内战。

各中间党派无不为国家、民族的前途担忧,他们呼吁停止内战、实行政协决议,并积极斡旋东北问题,主张对外维护领土主权完整、内政则由政治协商、成立地方民主联合政府解决,反对国民党武力“接收”政策。

48日,周恩来与民盟张澜、张君劢、沈钧儒、罗隆基等在特园举行茶会,商谈东北问题,认为东北军事冲突扩大是国民党一手造成的,他们故意拖延军调部东北各小组工作的进行,一致反对国民党以武力独霸东北。

49日,政协会议综合小组同宪法审议小组召开联合会议,研究宪法修改原则。民盟代表提出变更议事日程,首先商谈停止东北内战的问题。共产党代表继而发言,同意这一变更,主张先停止东北和全国的军事冲突,商量各项问题的和平解决,再谈宪草问题。但国民党代表以军事问题无具体资料可供参考为由,拒绝讨论。

民盟代表团当场邀请国共双方代表次日到特园座谈停止东北战争问题。民盟还特意邀请国民党军事负责人陈诚参加座谈会,以免国民党方面又提出“没有资料可供参考”的挡箭牌。

410日下午5点,张澜、沈钧儒、罗隆基、张君劢、张申府、蒋匀田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国共双方的政协代表,交换对东北问题的意见。国民党方面有孙科、邵力子、张群、吴铁城、王宠惠、张厉生以及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代表陈诚,共产党方面有周恩来、陆定一、吴玉章、邓颖超。

针对国共双方的对立意见,民盟提出了调解方案,罗隆基在《从参加旧政协到参加南京和谈的一些回忆》中写道:“(一)‘中央军’应该沿途不受阻碍而进入长春。为做到这一点,共产党军队先撤离沈阳到长春的铁路沿线,使‘中央军’前进沿途不至同共产党军队发生意外的冲突;(二)‘中央军’首先停止前进五天,让共产党军队有时间退出铁路沿线各据点,避免冲突。在这五天,国民党同共产党双方同时进行协商,解决共产党撤军地点的政治接受问题;(三)‘中央军’进入长春以后,国民党同共产党双方即进行谈判,依据一月间的政协决议和二月间的整编方案,商洽全盘和平解决东北问题。”

商谈中,周恩来表示共产党可以接受这个方案,但主张停止军事冲突不应是暂时的、短期的,而应是全面的、永久的。而陈诚根本无意在东北停战,妄图以武力逼迫中共让步。他拒绝民盟的建议,言及“东北是接收主权的问题,已划定在停战协定范围之外,长春的行政早已被中央政府所接受,目前是‘中央军’在东北几省的调动问题,交通上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在东北不容许任何人有阻碍交通的行为,而‘中央军’亦自信有扫清交通的力量”。会议一度陷入僵局,他们一直商谈至深夜,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其后,东北战事日益扩大,56月,国民党在关外大打、关内小打的内战局面已经形成。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中共中央南方局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与各中间党派一起为争取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尽了最大努力,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希望。尽管这些和谈成果和谈判协定被国民党撕毁、推翻,但让广大民众认清了国民党反动独裁的本质,使其处于孤立、被动境地,推动了人民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本文系2022年度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内部资助〈重点〉科研课题“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民主人士”〈批准号:2022-NBZL002〉阶段性成果之一

编辑/杨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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