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由于武斗，煤炭生产下降，交通运输瘫痪，煤炭供应紧张，即日起，重庆市实行煤炭凭票定量供应。
1月6日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批准，成立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张进任组长。
1月 重庆局部性武斗与群众组织间的冲突还时有发生。
2月上旬 重庆市各种大批判会多如牛毛，两派批斗李井泉、廖志高的大会就达20多次。但大批判并未促进大联合。相反，两派利用大批判相互攻击愈演愈烈，派性更是恶性膨胀。两派对中央文件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为自己的派性服务。两派认为支我就是支左，不支我就是支右、支保。两派对待干部和群众采取“唯观点论”，凡观点相同的就是“战友”、“革命干部”，不同意见的就是“敌人”、“牛鬼蛇神”、“走资派”。这些严重阻碍了大联合、“三结合”和“复课闹革命”。
2月 人民解放军第十四研究院微型电路和半导体器件研究所在永川县建立。该所1982年更名为电子工业部第二十四研究所。
△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与驻渝部队针对群众组织的派性争论作了大量工作，市革筹组于24日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大联合单位工作的通知》，要求各部门及各区县支左办公室都成立大联合办公室。28日，中央召集重庆两派组织代表赴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便有效落实重庆群众组织间的大联合事宜。
3月15日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负责人在京接见四川省革筹组、成都军区、五十军和五十四军领导人。会议提出：谁反对中央文革支持的刘结挺、张西挺，就是为李井泉、廖志高翻案，就是为刘少奇、邓小平复辟，就是反对“红五条”、“红十条”，就是右倾翻案复辟；必须对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成反革命的造反组织，造反派群众和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帮助造反组织恢复和发展。会议精神也称“三·一五”指示。对于重庆市大规模武斗，周恩来表示强烈关心和气愤。江青却别有用心地鼓动武斗说：“小青年爱玩枪，打打也好，练习练习。”康生也附和江青说：“可以改进技术。”同时，江青还诬蔑“华蓥山游击队糟得很，叛徒太多”，鼓吹大揪“叛徒”，打击老干部。在江青一伙的怂恿下，派性组织又开始抢解放军的武器，重庆武斗升级。
3月18日 驻渝部队首长分别找重庆市两大派头头传达“三·一五”指示。由于两派对“三·一五”指示各取所需，相互攻击，斗争愈演愈烈。
3月22日 在京学习的重庆两派代表发出《就重庆两大派达成关于立即制止武斗协议给重庆两大派的公开信》，表示他们坚决支持协议，希望双方立即停止武斗，撤除包围，使协议内容真正付诸实施。就在这天，嘉陵厂两派积极准备武斗，“八·一五”派占领了厂区制高点。驻军负责人蓝亦农、白斌指示支左部队：现在不管抢枪还是发生武斗，出现任何情况都要坚决执行“五不准。”
3月28日在北京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重庆两派代表达成了大联合协议。
3月下旬 报刊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文章，说“右倾翻案风”的特点是：否定造反派，否定“一月夺权”，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翻案，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叛徒”“特务”翻案。在所谓反“右倾翻案风”的煽动下，前一时期有所收敛的无政府主义狂潮再度掀起，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斗争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连续发生冲击部队和抢枪、抢米、破坏国家物资和公共设施，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的恶性事件，一些大、中学校和工厂的武斗升级，造成人员伤亡惨案。重庆再次陷入武斗的混乱之中。
4月19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警备区司令部发出《关于转发省革筹组、成都军区“关于进一步贯彻中央‘三·一五’指示的通知”的通知》。通知说：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彻底粉碎“反革命右倾翻案风”；反十条，反刘、张就是给李、廖翻案，就是刘、邓复辟；要依靠积极拥护“三·一五”指示的造反派；大办落实“三·一五”指示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使其成为揭批和粉碎“右倾翻案风”的阶级斗争大课堂；当地驻军应加强“九·五”命令、“六·六”通令的宣传，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保护和支持左派，并采取坚决措施，有效地制止武斗。
△ 驻渝部队负责人主持召集两派主要头头开会，传达成都军区张国华政委4月16日关于制止武斗的三点指示，要求立即停止武斗，上交武器。
△ 《新重庆报》因纸张缺乏而停刊。后于5月初实行军管，并于5月15日复刊。
4月27日 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汪东兴等在京接见四川省革筹组、成都军区及成渝驻军负责人，对“3·15”指示下达后，四川省和重庆市出现的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即“4·27”指示），强调搞好领导机关的内部团结，并批评了一些造反组织在刘结挺、张西挺支持下把矛头指向军队的错误。28日，周恩来针对重庆近期武斗不息和抢夺部队武器的混乱局面，作了三条指示：一、立即停止抢夺武器装备的错误行动；二、抢走的武器统统交回；三、公开承认错误。周恩来又指示张国华、梁兴初、刘结挺、张西挺火速赴京，对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重庆两派头头作工作，严肃批评重庆两派组织违反中央“九五”命令的严重错误。29日，周恩来就重庆抢枪和武斗问题再次指示：一、“八一五”抢315库的问题，必须按4月28日的三点指示执行；二、长安及其厂办公大楼起火，“延安兵团”、“军工井冈山长安兵团”开枪打死人、打伤人，要交出肇事头头、凶手和凶器；三、抢枪和开枪打死人两件事必须这样办，否则通报全国。四、重庆不能乱了，不能再瘫痪。再抢枪和武斗，一定要按“九五命令”办事。这是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周恩来接连三天倾注精力解决重庆问题，并作了详细的指示，为重庆问题的解决指明了道路。
4月 重庆周围专县武斗严重，通往重庆的交通中断，市场物资顿显紧张，出现了抢购粮食、煤炭的混乱局面。重庆警备区决定立即组织“重庆警备区煤、粮专车队”，以军车带民车突击运输煤、粮。
5月1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重庆警备区先后发出《通告》，严令各造反派于7日18时前将武器、弹药全部上缴，解散武斗组织。否则人民解放军将予以强制取缔。
5月8日 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发出《关于成立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6日，涪陵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黄鹤寿任主任。
5月16日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共成都军区委员会联合做出《关于批准成立万县地区革命委员会的决定》，高恩堂任革委会主任。
6月2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中共成都军区党委批准成立。市革委由150名委员组成（预留24名作机动），其中领导干部27人，军队代表19人，造反组织代表80人；市革委常委35人（实际只推选出25人）；蓝亦农为主任，鲁大东、白斌、岳林、唐兴盛、黄廉、袁金梁、李木森、熊代富为副主任。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形成了党政合一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取代原市级党政领导机关的职能。
△ 《新重庆报》恢复《重庆日报》报名，为重庆市革委会机关报。
6月4日 市革委布置对所谓“国民党残渣余孽”、“反革命”进行清查，市革委人民保卫组（即市公检法军管会）布置对全市原国民党起义将领、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行摸底排查，列出逮捕、拘捕、集训、管训名单。随即，各级革委会纷纷建立“清队”办公室；街道、车间、生产队、学校班级建立起群众“清队”小组。1969年1月，清队工作全面铺开。1970年初，随着“一打三反”运动的开展“清队”逐步结束。
6月6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一次全委会，作出《关于维护革命新秩序的若干问题的决定》。26日，市革委又召开了第二次全委会，两次研究制止武斗一事。
7月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于17日发出《关于抓紧建立市级生产业务办公室的通知》，要求尚未实现大联合，又未实行军管的市级机关尽快建立抓生产业务工作的班子。24日，市革委、重庆警备区发出《关于维护农村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告》，要求维护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准任何人下农村串连，以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随后，市革委和重庆警备区又发出《紧急通知》，要求驻渝部队广泛深入地宣传、贯彻中央发出的“七·三布告”，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军事机关和攻击解放军指战员等。重庆市本月就曾发生枪击解放军和武装抢劫援越物资列车事件，周恩来闻讯后急电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张国华：不管那一派抢去的，都要全部追回。这是反革命政治事件，坚决按照中央《七·三》布告办事。造反派被迫退回了抢劫物资，并公开检讨。
8月27日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于25日发出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精神，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和重庆警备区组织了800人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重庆大学，参加和领导学校的各项工作。随后，一支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又称“工宣队”）进驻重庆市各大、中学校，各校的“复课闹革命”开始成为现实。
△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发出《关于初中、小学开学的通知》。规定全市初中、小学于9月1日全部开学。
8月经过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和重庆警备区多方作工作，外出串联的群众组织人员基本返回重庆。
9月9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常委（扩大）会议，号召全市人民坚决贯彻两个“布告”精神，迅速掀起大联合、“三结合”新高潮，认真搞好斗、批、改。会议于19日结束。23日，市革委、重庆警备区又作出《贯彻执行省革委、成都军区〈关于进一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央“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的决定〉的决定》，对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宗派主义和“交枪吃亏”等论调严加批评，并严令一切组织与个人必须于10月15日前上交一切武器和拆除武斗工事、据点，解散武斗专业队。
9月29日经省革委批准，成立江津地区革命委员会，耿忠贤任主任。
9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与警备区大抓促联合与稳定局势的工作。重庆警备区于月初发出通知，抓紧收缴武器；经驻军部队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多方工作，重庆至周边专县中断了半年之久的交通逐渐恢复；重庆市一部分国防工厂成立了革委会。
10月5日 《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发表毛泽东关于“广大干部下放劳动”的“最新指示”。据此，重庆市立即开办各种“五·七干校”，把原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的绝大多数干部、教师，甚至除开革委会办事机构的人员外，采取一锅端的办法，无论老弱病残，统统送去“五·七干校”劳动。1979年2月，国务院发出《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后，“五七干校”才陆续撤销。
10月15日 重庆市两派代表数千人在市人民大礼堂举行“两大派撤销各自总部，掀起斗、批、改高潮誓师大会”，两派头头在会上宣布，自即日起撤销两派市一级总部、司令部，为最终实现大联合扫清道路。至此，历时一年半的武斗基本结束。
10月十三军与五十四军换防，十三军调驻重庆，由十三军机关兼重庆警备区。
11月3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重庆警备区发出《关于立即开展广泛深入地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的重要通知》。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作出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
11月16日 重庆市各级革命委员会以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为武器，狠抓大批判，认真清理阶级队伍，开展“三查”。
12月初 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决定，免去五十四军蓝亦农、白斌市革委正副主任职务，由十三军段思英、何云峰任市革委正副主任。经四川省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成都军区党委批准，重庆市革委成立党的核心小组，由14人组成，何云峰任组长，顾永武（十三军）、鲁大东任副组长。
12月13日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直属单位党员代表大会开幕。会议历时18天，于30日结束。与此同时，各区县也分别召开了党员代表大会。这是市革委成立以后第一次党代会。出席市革委直属单位党员代表大会的有：市革委党员委员，并吸收非党员委员列席；市革委各组负责人；驻各大专院校工宣队党员队长、政委各一人，吸收非党员队长列席；各区县革委会党员副主任一人；市属各单位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党员成员二人，斗、批、改组党员成员一人，吸收非党成员一人列席，共计806人。出席区县革委会党代会的有8000人。会议学习了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和全会的各项决议、决定；听取了毛泽东、林彪在全会的讲话录音；学习讨论了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的新党章（草案）和关于适当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开展了大批判。革委会主任、十三军政委段思英在开幕会和闭幕会上讲话指出，重庆当前的问题是：两大派造反组织之间的对立情绪还没完全消除；资产阶级派性和“多中心论”在某些人的头脑中还严重存在；工业生产按国家计划还有很大的距离。他提出今后的任务是：进一步巩固的发展大联合和“三结合”；深入开展大批判；做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做好整党建党工作；贯彻执行毛主席关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高举“拥军爱民”的旗帜，加强军民团结。
12月22日 《人民日报》刊登毛泽东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立即引起热烈响应，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即行布置落实毛泽东这一指示。
12月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经中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成都军区党委批准建立。何云峰任组长，顾永武、鲁大东任副组长。核心小组建立后，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召开地方各级党代表大会的通知和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关于整党建党工作的部署，重新整党，恢复党的各级组织。
△ 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办事机构4个大组中的生产指挥组撤销，其所属的工交、农业、财贸、军工、计委、建委、战备人防办公室等小组陆续改为大组，共10个大组，这10个大组分别建立了党的核心小组，实施“一元化”领导。
△ 市辖8区、3县及江津地区、万县地区、涪陵地区，随后建立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
本年 工业产值大幅下降，实现国内生产总值28.25亿元，比上年增长-15.6%；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15.18亿元，比上年增长6.4%；第二产业总产值7.81亿元，比上年增长-33.7%；第三产业5.26亿元，比上年增长1.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27亿元，比上年增长-14.6%。本年是“一五”计划开始以来财政收入最少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