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 《重庆日报》转载《解放军报》社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社论说：“当前在文化战线上开展的大论战，绝不仅仅是几篇文章、几个剧本、几部电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什么学术之争，而是一场十分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一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大是大非的斗争。”这篇社论引起重庆市各界人士的关注。
5月底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发到中共重庆市委。市委随后收到了《西南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决定说：“四川、云南、贵州、西藏和重庆市要在报上点名批判一、二个影响较大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大学也要公开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也要选择重点进行批判 ，“要对本省（区）、市报纸、广播、刊物、书籍、大中学校的讲义和历史语文课本、文艺作品、戏剧、曲艺、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等，认真进行清理，发现毒草，彻底批判。”
6月上旬 《重庆日报》6月2日刊登已在全国广播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攻击北京大学党委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大字报，并连日转载《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号召群众起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社论、评论员文章。6月4日，又公布了《中共中央关于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和《北京新市委关于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在这些重大事件的影响下，重庆市80万人上街游行，大、中学生被煽动起来，造所谓“修正主义”的反，“文化大革命”迅猛席卷全市。
6月13日 《重庆日报》发表题为《戳穿〈巴山漫话〉的黑幕，剜掉张黎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所谓揭批重庆市“肖、李、廖反党集团”的文章。掀起了把矛头指向所谓“肖、李、廖反党集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浪潮。
6月21日 中共重庆市委报经中共中央西南局和中共四川省委批准，决定重庆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郑思群停职检查，并强加给郑思群四大罪状，即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里通苏修。同时向该校派出工作组，以便领导重庆大学的“文化大革命”运动。郑不堪迫害，于8月2日自杀身亡。
6月25日 中共重庆市委召开第二届第二次全委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西南局和省委的有关文件及决定，会议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5月16日通知和西南局5月26日决定和省委6月7日部署，坚决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意见》，指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文教部门和党政领导机关。会议于7月5日闭幕。
7月6日 《人民日报》转载《红旗》杂志的署名文章，该文在注释中公开点名批判重庆市委第一书记、市长任白戈是周扬攻击鲁迅的“追随者”和“国防文学”的“鼓吹者”，在重庆市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随即赶到重庆，召开一系列会议，肯定“任白戈同志这十几年工作还好”，由市委层层传达贯彻这一精神。不久，任白戈以“请假检查”名义离开工作岗位。
7月19日 市委成立由鲁大东、辛易之、王若、崔笑中、张子元组成的“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鲁大东，副组长辛易之，办公室主任王若。
7月26日 根据中央精神，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对粮食的统购统销价格进行了调整，并决定自8月1日起，对全民所有制职工给予适当补贴。
8月1日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根据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市委随即撤销派驻各大专院校的工作组。工作组撤销后，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由各校自行选出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
8月9日 《重庆日报》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14日，又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自此以后，各种红卫兵组织和群众造反组织纷纷建立，“革命造反运动”迅速蔓延全市。
8月15日 重庆大学千余学生冲破院校界限，到重庆师范专科学校进行 “革命大串联”，声援该校“排炮”、“轻骑”两个造反组织，受到重师部分学生的反对，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市委书记辛易之、丁长河等赶到重师对双方学生做工作，直至深夜学生才各自返校。重大进行串连的学生认为8月15日是值得骄傲的“革命”纪念日，于是把他们成立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
8月16日 重庆大学和六中的造反派学生在市委机关大院内外张贴攻击市委主要负责人的大字报。对大字报持不同看法的一些街道居民和少数机关干部、职工与学生进行激烈辩论，并发生拉扯现象。
8月27日 市委召开大专院校师生代表会议，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讲话，宣布罢免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任白戈职务。鲁大东代表市委作检讨。
8月28日 重庆大学“八·一五”战斗团部分学生到江北区“宣传十六条”、鼓动造反，因写出的“集中火力炮轰市委”标语被当地正在集中学习的民办教师以“毛主席万岁”标语覆盖而发生冲突。此事被反对造反派的群众夸张宣传为所谓“八二八惨案”，“八·一五”派学生被宣传为“暴徒”、“反革命”。随后，市内许多地方出现对“八·一五”派学生和赞同“八·一五”派观点的群众围攻、揪斗、游街、强迫请罪等现象，群众对立情绪加剧。
8月下旬 重庆各地红卫兵猛攻所谓“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横扫所谓带有封、资、修色彩的一切名称、牌号、书刊、装饰、习俗。
9月1日 重庆市红卫兵运动走向高潮，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
9月3日 市委在重庆师范专科学校召开十二所大专院校代表会议，市委“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正副组长鲁大东、辛易之到会就“八·一五事件”作检查。会议进程中，重庆大学造反组织“八·一五”战斗团的红卫兵冲进会场，强行主持会议，对鲁大东、辛易之连续批斗达29小时之久；会后，又以集体上北京见毛主席为口号，邀约北京来重庆串连的红卫兵和重庆市部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共3600余人到大渡口及茄子溪车站强行搭乘火车。市委派候补书记丁长河和秘书长王若组织各校人员前往劝阻无效，于9月5日乘火车去北京。
9月8日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成立大会在大田湾举行。
9月上旬末和中旬初 中共中央、国务院9月5日发出关于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去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后，重庆市大、中学生参与全国大串连，致使交通拥挤，车站港口堵塞，物资积压，不能运出。社会秩序极度混乱。
9月20 日 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与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合并，统称重庆市大中学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重庆市中学生红卫兵坚决反对合并，于24日到市委机关静坐示威，未得到满意答复，便于26日赴北京请愿。
10月5日 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出的《紧急指示》后，重庆各单位造反派纷纷成立名称各不相同的“战斗队”，把攻击矛头转向各级领导机关和基层党组织。党政机关普遍被冲击。
10月30日 重庆几个造反组织在大田湾体育场召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批判重庆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市委负责人辛易之、廖苏华等被迫到会接受批判。
11月16日市委为贯彻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相继发出﹝66﹞171号和172号《通知》。前者规定：凡在前段运动中被院校、机关、企业、文化团体的党委、工作组打成“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假左派”和“政治扒手”的师生、职工和农民，应宣布一律无效，并公开平反，当众恢复名誉；凡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党委和工作组，都要向群众公开承认错误。后者宣布：重庆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造反组织为了更好地推动重庆市的平反工作，组织了重庆市革命平反监察委员会，并已开始进行工作，各单位应大力支持。
12月4日 重庆工人战斗军（由工人纠察队更名）召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大会”。会议进行中，“造反派”与“工人战斗军”发生激烈冲突。此后，市内到处发生两派群众武斗事件。
12月9日至15日 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10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在重庆传达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蔓延到工厂、农村。
12月18日 经中央军委第十八次会议批准，同意中国核工业816厂选址在四川省涪陵白涛镇。1967年11月23日，中国核工业816厂工程指挥部成立。
12月22日 一些外地红卫兵同本地造反人员砸掉邓小平题写的《重庆日报》报头。31日，重庆日报社造反派夺报社领导权，改用印刷体《新闻报道》作报头。这比上海1967年1月夺权风暴更早。
12月28日 重庆市驻军两千人上街示威游行，表示坚决支持重庆的“革命左派”，从而不自觉地卷进了地方的“文革”中。
本年 根据中央“靠山、分散、隐蔽”方针，第六机械工业部406厂、407厂、408厂、409厂先后内迁四川省武隆县境内。
△ 实现国内生产总值39.61亿元，比上年增长5.9%；其中第一产业总产值16.18亿元，比上年增长1.9%；第二产业总产值17.75亿元，比上年增长13.3%；第三产业5.68亿元，比上年增长14.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4.77亿元，比上年增长9.7%。（以下数据为当时行政区划口径）市属基建投资总额9746万元，粮食总产量16.6亿公斤。共发展街道工业生产组759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