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佳

李嘉仲，原名李可猷，1899年出生于重庆北碚，是川渝地区的早期党员和重要领导人之一。1927年三三一惨案爆发后，李嘉仲前往武汉寻求援助，并参加中共五大。会后，李嘉仲参与了南昌起义的战略决策，亲历起义。

李嘉仲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受伤，病愈后折返四川，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南昌起义后的10年里，他历经千辛万苦寻找党组织，矢志不渝地为党工作。恢复党籍后，他听从组织安排，加入民盟开展统战工作，并为新中国川渝地区教育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因缘际会参加五大

1923年，李嘉仲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在校期间，他不仅积极学习文化知识，还十分关注时事，渴望为民族解放贡献力量。1924年，他加入由吴玉章、杨闇公等发起成立的“中国YC团”（中国青年共产党），并任副组织委员，开始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1925年8月毕业后，李嘉仲回到重庆，在巴县国民师范学校担任教务主任。同年，经吴玉章、童庸生介绍，李嘉仲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川渝地区早期革命的重要负责人。

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委成立，李嘉仲任候补委员，协助杨闇公、吴玉章等人积极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四川和重庆的顺利进行。不久，李嘉仲补选为中共重庆地委正式委员。

1927年3月，重庆爆发三三一惨案，革命力量遭到当地军阀的血腥镇压，李嘉仲深感在川渝一带开展革命工作难度很大，因此前往武汉寻求国民政府援助。

4月1日，李嘉仲乘船去武汉途中，在宜昌遇见三三一惨案的幸存者——《四川日报》社长吴自伟、《新蜀报》经理宋南轩和从万县杨森部队逃出的牟炼先。与三人深入交流后，他对三三一惨案的情况有了更深的了解，对四川革命形势及反动军阀的本质有了更深的认识。抵达武汉后，李嘉仲立即将了解到的三三一惨案真相整理成材料，报告给武汉国民政府。

武汉国民政府了解情况后，随即作出决议，严厉谴责三三一惨案暴行，免除四川军阀刘湘的一切职务，命令刘伯承等前往讨伐。同时，指示李嘉仲组建国民党四川省党部驻武汉办事处，并担任负责人。于是，李嘉仲暂时留在武汉做前期筹备工作，负责与武汉国民政府联系。

此时，中共五大召开在即。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中提出的每300名党员产生1名代表的标准，川渝地区有两个五大代表名额。其中一名代表是全国总工会驻川职工运动指导专员钟善辅，另一名则是中共重庆地委委员、宣传部主任吴玉章。

不过，由于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吴玉章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公务十分繁忙，分身乏术。经过商议，吴玉章推荐当时正在武汉的老乡李嘉仲替其参会。于是，1927年4月27日，李嘉仲作为四川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参与南下决策

中共五大是在中国革命遇到严重危机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会议。当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面对危急的革命形势，出席大会的代表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的工作方向进行了激烈争论，李嘉仲目睹并参与了这一切。

是否要停止北伐并重新调整革命方向，是中共五大的一个重要议题。然而，时任中央局书记陈独秀在长达6小时的报告中却对是否停止北伐表现出含糊不清的态度。正在与会党员疑惑之际，陈独秀之前私下给蒋介石和汪精卫拍电报“必须开始北伐”被发现。这不禁令众多中共党员深感失望，谭平山、瞿秋白等人甚至针锋相对，直接提出与陈独秀完全不同的看法。其中，谭平山力主南征，认为这样不但可以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还可以找到出海口，便于得到苏联的援助。瞿秋白等人则提出东征攻打南京，主张与蒋介石拼个胜负。

为了更好地讨论并解决这一问题，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2日进行改组，由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等5人组成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代行中央政治局职权。重新组建的中央决策机构很快彻底否定了陈独秀继续北伐的主张，但中国共产党是东征、西退还是南下，党内仍争论不休。

1927年7月下旬，时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部长周恩来在武汉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黄慕颜家中举行了一次重要的座谈会。除周恩来、黄慕颜外，刘伯承、吴玉章、李嘉仲等川渝共产党人也参加了此次讨论。

会上，黄慕颜主张西退四川，依靠四川的军队力量伺机开展革命。对此，周恩来表达了不同意见：“西退四川，这是倒退的想法，要革命就必须向前看，绝不应后退到依赖四川军人。重庆三三一惨案就是革命势力与军阀势力矛盾尖锐发展的结果。”刘伯承也回顾了1926年在泸顺起义中遇到的困难，认为西退四川不可取。

周恩来认为，中国共产党掌握的国民革命军并不具备与蒋介石部队正面冲突的实力，东征讨蒋胜算不大，而湘鄂赣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形势十分有利，因此他坚持革命的中心在南方。

听完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李嘉仲“感到这是生平第一次听到的好报告，我思想豁然开朗，精神为之一振”。

会上，李嘉仲也发表了意见，认为如果继续东征，一部分革命意志薄弱的官兵可能会投降蒋介石，削弱革命力量。因此，他强烈反对东征讨蒋，同意周恩来等南下的主张。

在众多党内革命力量的支持下，南下的战略意图很快在党内统一，并形成“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的具体计划，而举行南昌起义，则是该计划的重要部分。

亲历南昌起义

1927年7月底，仍在武汉的李嘉仲接到党组织的秘密通知，要他作为四川政治代表前往南昌协助起义。

李嘉仲回忆，7月29日午前，党组织派来一位同志告诉他：“今天傍晚7时半，有一辆汽车在泰安里与法租界的交界处等你，你坐上汽车，叫司机开至××码头，上××船，找到舱位就寝，不要另外寻人，遇到熟人也不要打招呼；到九江后即上岸，去九江交涉使公署找林烈祖及吴玉章。”

之所以到九江，是因为7月中旬吴玉章在九江组建了国民党中央办事处，以接应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从武汉转移来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方便他们在南昌、九江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7月30日凌晨，李嘉仲乘船到达九江，与共产党员周国干会合后，于31日前往南昌。李嘉仲回忆，“我们二人遂携着行李下山到沙河站（今九江柴桑区附近），但就不见有车开到。我与周国干商议，沿铁路前行，到黄老门站旁棚户旅社住下。到日落时，一列火车突然开到，刘伯承在车上见我在大棚喝茶，遂大呼上车”。之后，李嘉仲等与刘伯承一起到达南昌，入住章江门内的小洋楼，即当时江西省政府主席的住宅，静待组织安排。

8月1日凌晨，起义枪声响起，还未入睡的李嘉仲“大约在12时即听到枪声，一时间各处远近都有枪声呼应，一阵紧一阵地起伏着”。因为事先刘伯承同他打过招呼，李嘉仲并不慌张。他随时做好准备，以备革命需要。

当天早晨，得知起义军取得胜利后，李嘉仲根据组织安排搬到原江西省政府内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承担起义的后续工作。他说：“吴玉章要我搬进办公室住宿，守办公室的摊子，不要轻易离开。在那种情况下，我不便多提要求，只待在办公室不便离去。”

在办公室待命的李嘉仲参加了诸多会议并撰写一些会议材料，在南昌召开的一系列起义军事委员会，他都列席参加，如8月1日上午江西省政府召集中委、省委、特别市、海外党部等代表在西花厅召开的联席会议等。由于与朱德是旧相识，李嘉仲受命拟写了起义后的任命状，内容包括任命滇军旅长韦杵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军长，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副军长等。

矢志不渝寻党

1927年8月3日，南昌起义军向广东进发，李嘉仲随革命委员会行军。8月初的赣北天气十分炎热，给起义军南下带来很大阻力。吴玉章回忆，“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等操办得又差，疲惫疫病，造成严重减员”，没有从军经历的李嘉仲因此掉队。

李嘉仲回忆道：“有一个力夫挑我的行李，但第一日午后休息时，力夫即不知去向。那一天，太阳大，天很热，沿途见稻子已经收割。在夜行军中，我误把石板路旁边的水沟当作石板，坠入一个坑中，爬起来又走，脚都走得起了水泡，到沙埠潭时已经深夜。”

幸好李嘉仲很快遇到吴玉章派来寻他的同志。不过，南下行军情况危急，路程紧凑，“第二日天未亮，人生嘈杂，军号吹起出发令，马的嘶鸣声和人的脚步声交织在一起，大部队又出发了”。吴玉章见李嘉仲面容憔悴，身上满是头晚掉入粪坑留下的黄渍，同时脚踝肿大，步履艰难，说：“我看你不能随大军前行了，现在有好几个江西老俵向我请假，他们要离开部队回乡去，我嘱托他们照料你，你可同他们一路走。”说罢，吴玉章打开皮包，取出一大叠钞票给他作路费。

无奈之下，李嘉仲经江西泰和县返回重庆老家养伤，从此与党组织失去联系。

李嘉仲在重庆养好伤后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其间，亲人与他疏远，并劝他宣布脱离中国共产党，要么加入当地的哥老会，要么加入国民党，以改善当时的处境。李嘉仲不以为然，一心寻找党组织。

这一时期，李嘉仲多次通过好友程子健等人尝试与党组织取得联系未果。为了尽快找到党组织，李嘉仲与妻子谭琴舫于1932年前往上海。

李嘉仲到上海后遇到杨尚昆，在杨尚昆的帮助下，他秘密参加了一些组织活动，尽自己的力量为党工作。1937年，李嘉仲积极参与营救“爱国七君子”，之后又与川籍民主人士张澜积极联系，促成四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1938年5月，时任中共四川省工委宣传部部长程子健找到李嘉仲，告知党组织已批准恢复他的党籍。至此，南昌起义后历经10余年，李嘉仲终于以正式党员身份重新回到组织怀抱。

1944年，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党组织考虑到李嘉仲与民盟主席张澜颇有私交，指示他以私人名义加入民盟，开展统战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嘉仲先后担任成都市民盟副主任、重庆民盟副主委，并在教育战线上做出重要贡献。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