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姝
邓小平的发展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社会主义社会全面进步的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邓小平的发展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即发展的首要是发展生产力，发展是均衡与非均衡发展的辩证统一，发展的关键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使人民总体受益等。
以三峡工程为视角，阐述邓小平发展思想的实践与运用，能够充分展示邓小平发展思想在新世纪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积极作用。
三峡工程上马印证了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论断
邓小平在带领全党探索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从当代中国所处的时代条件、现实国情及其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出发，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科学论断。他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这一论断，凸显了邓小平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内容的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生产力发展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促进生产力进步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而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做好其他工作的前提。邓小平在1980年1月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指出：“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才能改善，社会才会稳定，我国才能在国际上站住脚跟，并逐步扩大在国际上的作用和影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得到体现。
开发三峡、治理长江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意愿。三峡工程作为一项世界级的综合型水利枢纽工程，投资大、工期长、技术要求高，因而其建设必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较强的综合国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稳定可靠的社会基础作为保障。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以敏锐的目光、宏伟的抱负最早想到了三峡水资源的开发利用。他在《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中写道：“自宜昌而上，入峡行……改良此上游一段，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溯流以行，而又可资其水力。”可惜，他希望利用西方战时的工业设备和科学技术发展中国实业的想法，在一个刚刚结束几千年封建王朝统治，闭关锁国思想根深蒂固，政局未稳、国贫民弱、科技经济几乎一片空白的国家，根本无法实现。
此后，国民政府工商部根据孙中山的遗愿，曾于1932年成立长江上游水力发电勘测队，并提出《扬子江上游水力发电测勘报告》。但最终还是由于国内民不聊生、生产力低下，加上蒋介石政府正忙于“围剿”新生的红色政权，而成为一纸空文。
抗战后期，美国政府推行“金元外交”政策，企图独占中国的经济利益。1944年4月，中国战时生产局顾问、美国经济学家潘绥向国民政府提交了题为《利用美贷筹建中国水力发电厂与清偿贷款方法》的报告。5月，世界著名水坝专家、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应国民政府之邀抵达重庆，并在进行查勘后提出了《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他建议，在南津关上游2000米处蓄水修建电站。这个以发电为主的综合利用方案，当时被视为水利工程的一大创举。1945年，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萨凡奇的三峡计划。随后，国民政府先后派出50多名工程技术人员赴美进行三峡工程的初步设计工作。由于国民政府忙于内战，国内经济形势日趋恶劣，而且缺乏一个巨型工程所必需的社会环境，1947年5月，国民政府撤回在美全部技术人员，该计划就此夭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治理开发长江水利资源，毛泽东首先提出了集防洪、发电、航运于一体的三峡工程设想。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大力支持和关怀下，三峡工程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勘测、规划、设计与科研工作。然而，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我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加之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导致修建三峡工程的客观条件并不成熟。60年代末，毛泽东作出“现在不考虑修三峡”的决定，转而先修葛洲坝工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党工作重点逐渐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牢牢抓住发展这个主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在此背景下，国务院再次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综合国力的增强为三峡工程最终通过人大审议并上马提供了客观条件，也印证了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著名论断。
三峡工程的决策贯彻了邓小平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
长期以来，中国区域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形成了东部沿海地区比较发达，中西部尤其是西部地区经济文化较落后的局面。
邓小平在认真反思区域经济发展的历史，客观分析中国区域经济状况和重新审度国际形势的基础上，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允许一部分地区、企业和个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根据这一新的政策思路，党和国家对区域发展战略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开始加快实施以发展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为重点，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标的非均衡发展战略。
20世纪80年代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实施，加快了东部地区的发展，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的开发，使我国宏观区域经济迈上了新台阶。但同时，也加剧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矛盾。东部和中西部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居民收入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呈现出居民收入水平和经济总量东高西低、增长速度东快西慢的局面。广大中西部地区，由于政策上的偏向以及本身地理因素的影响，经济长期处于低效运转状态，经济竞争能力远远不及东部沿海地区。国民经济在地区间的非协调发展，使中央领导层察觉出了发展前景中潜伏的危机。
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他说，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的最终目的不是要导致两级分化，而是共同富裕。而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正是此时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之处。
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战略构想。他说：“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其中，第二个大局的核心就是解决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
解决中西部发展问题，需要国家政策上的支持，也需要重点建设项目的带动。邓小平曾经提出将沿海开发、长江经济带开发和中西部开发结合起来的设想。而沿海经济的发展向内陆延伸，最好的通道便是长江“黄金水道”。因此，开发长江水利资源、兴建三峡工程对于加强东西部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能够为西部发展提供电力、水运、旅游等多种资源，还可以给东部地区提供强大的市场需求和能源供给。
1980年，邓小平在考察三峡并听取多方意见后指出：“轻易否定三峡工程不好。”这是对三峡工程决策的一个重要表态。此后，邓小平又多次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定要加强重点骨干工程建设，并指出要抓紧进行三峡工程的准备。如1983年6月，他在出席中央工作会议，谈到集中资金保证重点建设时说：“不搞重点建设没有希望。……比如三峡工程……不要再犹豫了，犹豫一年就多耽误一年。”12月，他在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又说：“三峡工程怎么样？能不能上？……重要的是要争取时间，要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1985年1月19日，邓小平在与李鹏谈到三峡水利工程建设时指出：“可以考虑把四川分为两个省，一个以重庆为中心城市，一个以成都为中心城市。”把重庆这个长江上游最大的工业城市从四川分出来，作为带动西南乃至整个西部发展的中心城市，也可起到促进东部和中西部协调发展的关键性作用。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尤其是在其“两个大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为缩小并消除东西部差距，真正实现共同富裕，制定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的战略性方针，并提出“西部大开发”的重大战略措施。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指出：“对于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差距扩大的问题，必须认真对待、正确处理。”“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重庆直辖前，江泽民曾两次视察重庆，并提出要“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的奋斗目标。
1997年，八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提请设立重庆直辖市的议案，重庆在新世纪来临之际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是党中央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一大战略举措，也是对邓小平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丰富内涵进行集成与拓展的重要成果。
三峡工程建设体现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19世纪中叶，马克思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继承发展马克思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指出：“对科技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他认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劳动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最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力量。“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再次强调：“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们自己这几年，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发展，一个民族就难以兴盛。同样，如果没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三峡工程也难以实现。
三峡工程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无论其建设规模还是技术难度均居世界前列。因此，科技在整个三峡工程的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先导和基础性的作用。邓小平在1982年曾说过，“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我看三峡低坝方案也应该搞”。三峡工程的实践表明，实施国家重大工程，是实现关键技术领域创新跨越的突破口，是坚持重大战略任务牵引、通过科技自主创新的局部跃升带动全局突破的战略工程。
科技进步关键在创新。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核心，就是比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数量，比科学技术产业化的速度和效益。
据不完全统计，三峡工程建设中有10余个科技项目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200多个科技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围绕相关项目诞生的发明专利达700余项。无论是依靠自身研发能力所解决的“大江截流和混凝土防渗墙施工技术”“永久船闸高边坡施工技术”，还是引进国外技术之后消化吸收并再创新的“70万千瓦大型水轮机组”及“三峡工程管理信息系统”，乃至集各家之所长的“大坝混凝土快速施工技术”，都处处体现着三峡建设者的智慧和创新精神。这些科技创新成果也为我国乃至世界水利水电技术和科技发展做出了有益贡献。
三峡工程移民问题的解决继承了邓小平发展为人民的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认为，增进人民群众的利益、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就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他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总是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方针政策和作出决断的出发点和归宿，总是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因此，他一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兴建三峡工程，是邓小平基于造福百姓这一根本出发点作出的重大决策。1985年1月，他在两次谈到三峡工程时说：“三峡是个大项目，我们要从长远利益考虑，给子孙后代留下点好的东西。”“如果采取中坝方案，虽然增加50万人搬迁，但可以增加装机容量700万千瓦。有了这一条，就可以把那50万人养活下来，万吨船也可以到重庆。”
三峡工程建设能否顺利进行，难点在移民，关键在移民。党中央、国务院继承和发扬邓小平以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的思想，从三峡库区移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三峡库区的长治久安着眼，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水库移民工作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开发性移民的方针。
开发性移民强调政府组织领导，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重工程轻移民、重补偿轻开发的倾向，加大了政府的责任，有利于三峡移民的安居乐业；强调合理开发当地资源，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处理好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强调以农业为基础，农工商相结合，通过多渠道、多产业、多形式、多方法妥善安置移民；强调初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的统一，力争使移民生活达到或超过原有水平，并为三峡库区长远的经济发展和移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条件；强调开发经济与安置移民的结合，在安置好移民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整个库区经济。实践证明，开发性移民方针的制定和执行，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三峡移民真心诚意负责到底的精神，它顺乎民心，合乎民意，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既符合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搬迁的实际，又有利于三峡库区的繁荣与发展。
三峡库区淹没涉及2个地级城市、11个县、114个集镇，搬迁移民130余万人。如此巨大的城镇集体搬迁，给移民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此，搞好移民工作，是新时期对广大党员干部“执政为民”的又一次考验。邓小平曾在1979年的中央党政军机关副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说：“我们的历史经验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心群众。只要你关心群众，同群众打成一片，不仅不搞特殊化，而且同群众一块吃苦，任何问题都容易解决，任何困难都能够克服。”
库区各级党委、政府及部门的广大干部，从大局出发，率先垂范，千方百计为移民排忧解难。他们认为，“移民就是移爹移妈。宁可苦自己，决不误移民”。为了移民，他们在节假日选择了工作，在亲人需要时选择了分离，在涉及个人利益时选择了放弃，在少数移民不理解甚至有过激言行时选择了耐心和忍辱负重。可以说，每一个移民的背后都有移民干部的一段故事，每一栋移民建筑的周围都留下了移民干部辛劳的背影，每一项移民工作成绩的取得都饱含着移民干部对党和人民事业的无限忠诚。广大移民干部正是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了发展为人民的思想。
编辑/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