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高度重视大后方青年工作。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下设青年工作委员会（简称青委，蒋南翔任书记。皖南事变后，改为青年组，刘光任组长）。为更好指导和教育大后方青年学习、工作、生活和斗争，周恩来和南方局青委积极开展持久有效的宣传教育，创办和领导《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刊、《战时青年》《青年生活》《中国学生导报》等报刊，代表党在国统区公开发声宣传，使其成为大后方青年宣传工作的主阵地。

“青年生活”专刊：国统区青年的良师益友

全民族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青年生活”是《新华日报》几大著名专刊之一，由南方局青年组主编；1946年5月南方局迁往南京后，由中共四川省委青年组主编。它实际是南方局、四川省委指导大后方青年工作的公开部门。

《新华日报》自武汉创刊时就重视青年问题，曾发文指出青年在救亡工作中的四种流行病，即“尚空谈而少做事”“自己不做又不要别人做”“误解‘自我批判’”“感情放在第一位，工作放在第二位”。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后，于1940年2月在新华日报馆专门增设青年问题研究会。以此为基础，刘光和青年组在《新华日报》开辟“青年生活”专刊（双周刊），打造《新华日报》宣传青年统一战线理论的重要阵地，使其“真正成为全国青年的园地、生活与斗争的锻冶厂、学习与批判的社会大学”。

“青年生活”专刊推出后，认真倾听青年心声，积极回应青年关切，解决青年困惑，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引导大后方青年走向光明人生，受到各界青年的欢迎和喜爱。皖南事变后，为适应日趋恶化的政治环境，新华日报馆疏散大批人员，缩减报纸篇幅，“青年生活”专刊于1941年1月25日出至第25期后暂时停刊。

1942年2月1日，经历一年时间的严峻考验，“青年生活”复刊。刘光在《复刊词》中明确阐述了“青年生活”在新形势下所担负的具体任务：“交换我们在各项部门中——学校、工厂、机关、部队等——的工作经验，检讨工作中的得失教训；来介绍我们在各种学科中——语文、艺术、科学、技术等——的学习心得，研究学习的具体方法；来反映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吃饭、运动、交友、恋爱等——的实际情形，讨论生活上的现实问题；还需要它能掌握每一次局势的激变来为我们提出新的课题；也需要它来报道国际青年朋友们的生活和战斗的实况。”“我们希望‘青年生活’成为我们集体学习和活动的最好场所，希望‘青年生活’真正生活在全中国青年的实际生活中，希望全中国青年能利用‘青年生活’来彼此联系在一起。”“‘青年生活’要成为我们青年自己的刊物，成为我们青年自己的真实声音的传播者。”

这一年，整风运动在全党广泛开展，为增强党报党性和更好地反映群众呼声，《新华日报》各栏目开始全面整风改版。“青年生活”专刊于1942年第41期改版，每期的固定位置在第四版下半部分，与“新华副刊”各占一半篇幅。同时，减少长文，增加短文，内容编排更加严谨活泼，贴合大后方青年生活和工作的实际。

1945年，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青年生活”从5月13日第107期起由两周刊改为周刊，直到1947年2月23日出版最后一期——第187期。当期刊登了重庆青年抗议美军暴行的文章《曲折的斗争，显明的口号》，提醒青年做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2月28日，《新华日报》遭国民党重庆当局强令停刊。

在七年时间里，“青年生活”专刊以平等的态度，朋友式的谈心，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和政策，真诚帮助青年读者排忧解难，刊发的文章内容都集中在青年的学习、工作和交友方面，如《怎样读报》《关于在业青年的学习》《我是怎样学外国文的》《大学生生活片段——学期考试之前夕》《关于学校生活》《谈谈青年的处世教育》《如何拯救堕落了的弟弟？》《论今日青年婚姻的困难》《克服对于恋爱的不正常现象》《青年在工作中的弱点》等。通过耐心、广泛和深入的启发、引导，将大批青年学生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

《战时青年》：创办青年自己的刊物

《战时青年》是全国学联的公开刊物，由战时青年社于1938年1月10日在武汉创刊发行，受中共中央长江局秘密领导。蒋南翔任主编，何礼（原名何维登，曾任南方局青委委员）任总编辑、发行人兼社长。

杂志在武汉创办后，一度受到国民党当局阻挠，直到全国学联负责人郑巩代、救国会成员李庚通过沈钧儒，请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题写刊名，才被允许公开出版。皖南事变后，《战时青年》被国民党当局查封。

《战时青年》应全民族抗战形势而生，创刊号封面上红色的“战时青年”四字，大气醒目，封面题图中头发飘扬的青年一手高举，似在大声召唤全国青年同胞向前奋进。正如创刊号“序”中所写，“现在中国的青年，被时代课负着一副逾量的重担，肩头上压着重负的青年们现在应该怎样认清世界？怎样生活？怎样学习？怎样战斗？是特别需要讲究的。不然，将不能在这个险恶的时期内挑得起肩上的重担。现在出版的刊物虽然多，却还很少有以青年问题为主要对象的；即便间或论到一点青年方面的问题，也因为实际上生活和环境的隔膜，总比较的（地）不能很亲切很详尽。尽管有人高喊青年问题的重要，实际上却还很少有人能真正重视青年问题。因此，我们就不暇顾及自己力量的绵薄，而愿意勉力来创办一个青年自己的刊物了”。

1938 年夏，战时青年社从武汉迁往重庆，蒋南翔仍担任《战时青年》主编。之后，《战时青年》由袁汝镛（袁仲昂，曾任南方局青委委员）负责，受南方局青委领导。

1939年7月10日，《战时青年》在渝复刊，共发行第 2、第3卷和新一卷。第2卷发行期间，《战时青年》由半月刊改为月刊，新一卷发行时又改回半月刊。

作为“青年们自己的园地”，《战时青年》在不同卷期中的内容和栏目时有变化与侧重，但大致分为两类。一类反映青年人的思想现状和问题，“一切青年朋友们能在这块园地里， 独立的（地）发表自己的思想，充分的（地）讨论各种问题，互相交换一切工作的经验和批判”。另一类则为青年“经常介绍一点各方领袖的文章给读者参考，使青年朋友们可以有机会聆悉领导着中国现社会的一切前辈们的意见和指示”。如创刊号刊登了周恩来《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呼吁“我们中国的青年，不仅要在救亡的事业中复兴民族的危亡，而且要担负起将来建国的责任……青年的朋友们，努力去争取抗战的最后的胜利，努力去争取独立的、自由的、幸福的新中国的来临”。

《战时青年》还刊登各界人士的文章，以启发青年对当前时局的观察与思考。其中包括叶剑英的《目前战局与保卫武汉》、张申府的《所望于今日青年的两三点》、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实行抗战到底》、沈钧儒的《实施宪政对我国政治前途发展之重要性》、茅盾的《〈子夜〉是怎样写成的》、马寅初的《我的读书经过和今日的思想》、陈铭枢的《贡献给伟大时代的青年》等。

《战时青年》内容丰富，有短评、译文、信件、书评、人物介绍、木刻版画、漫画、现代诗和爱国歌曲等。著名版画家王琦曾为杂志创作了不少封面版画，如《战斗的原野》《警报解除以后》《嘉陵江上》《奔马》等。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面向战时青年群体创办的杂志，《战时青年》丰富了党在国统区的新闻出版类型，极大地推动了大后方青年宣传和组织工作。王琦后来回忆：“1939年，当我还刚刚拿起刻刀开始从事木刻创作的时候，党在重庆办了一个《战时青年》杂志，这是国统区青年的喉舌，是推动国统区学生运动的战斗号角。敬爱的周总理亲自关心和指导这个杂志的工作，每期出版后，都由杂志的负责同志送给总理审阅，总理对每一篇文章和每一幅图画都提出自己的意见。”

《青年生活》：渝桂青年的学习生活园地

抗战时期，南方局领导的《青年生活》杂志有重庆和桂林两个版本。

重庆《青年生活》由中共川东特委于1938年9月25日正式创办，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和委员许立群、许晓轩分别担任主编和编委。许晓轩还负责发行工作，每期稿件编好后，由他送到《新蜀报》或《商务日报》印刷厂排印，每期大约印一两千份。除内部赠阅外，大部分交生活书店出售。从1939年3月1日第4期起，《青年生活》由月刊改为半月刊。

1939年5月3日至4日，重庆市民经历了惨烈的大轰炸。6月16日，《青年生活》出版第8期和第9期合刊，登载了《论轰炸中都市的青年工作》一文。文章痛斥日军“用无耻的轰炸政策，想动摇我们抗战决心，企图以疯狂的屠杀，慑服我们战斗的勇气”，提醒广大青年“由重庆五三、五四两次轰炸所得的血的教训，我们可以看到，在敌机轰炸后，青年工作和一般的群众工作的条件大大改变了”。号召“青年工作者不仅要学会在平时环境中如何工作，更要学会在紧急的环境中，在突然改变了的环境中如何工作。否则对临时发生的工作环境，感到无法应付，甚至惊惶失措”。

第8期和第9期合刊推出的《五四特辑》中，还有许晓轩撰写的《五四在今年》。他呼吁“最要紧的是我们这辈青年，在进步了二十年的祖国，遭受空前大难的今天，我们更要学习前一辈青年英勇爱国的精神。在五四这一天，不仅是了解了五四而是要实实际际的（地）为纪念五四而工作”。

7月15日，出版了10期后，重庆《青年生活》被迫停刊。尽管重庆《青年生活》存续时间不足一年，但刊登的文章如《职业青年与补习教育》《论青年组织问题》《保持青年的光荣传统》《怎样去组织农村青年》等紧扣时事，切合青年实际问题，因此备受欢迎。

1940年春，桂林《青年生活》月刊在李克农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支持下创办。杂志负责人蒋宗鲁回忆，桂林《青年生活》“于1940年春创刊以后，一直得到八路军驻桂办事处的重视，并给予领导和支持。党要求我们把刊物办成努力宣传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广大青年，坚持进步、团结、抗战的方针的一个重要阵地。李克农同志还先后指派沈毅然、龙潜两同志经常与我们联系，从各方面给予支持，及时解决各种问题”。

桂林《青年生活》创办之初，由蒋宗鲁、李庚、叶方等人负责编辑工作。杂志因内容选题丰富、贴近实际而具有影响力。蒋宗鲁在《回忆桂林〈青年生活〉》一文中写道：“有关抗战形势及国内外发生的重大事件的分析文章，常约请在桂林的进步文化界人士如胡愈之、张铁生、张志让、千家驹等撰写；有时我们自己也动笔写些短论，同时也刊登一些政治、经济、历史、地理、科学等知识性文稿，酌登一些文艺随笔之类的文章。有关青年切身问题（如就业、学习、人生观、恋爱观等等）的文章，是每期都有的。记得关于青年恋爱问题的讨论，曾接连几期有专辑，引起读者很大兴趣，来信来稿纷至沓来。其他各个专题讨论也很热烈，搞得十分活跃。其中有情况交流，有争论；有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愤怒谴责，有对进步力量的壮大发展的颂扬。我们根据各方面同志们所反映的意见来拟定选题组稿计划，使这个刊物具有一定的群众基础。”

皖南事变后，《青年生活》的几位创办人相继赴敌后根据地，刊物由张若达、张先畴、林涧青、姚平等人继续开办。1944年，日军进攻广西，《青年生活》出至5卷1期宣告停刊，共出版25期。

桂林《青年生活》在南方局和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正确领导下，对广大青年起到了积极的宣传和组织作用。杂志的发行数量逐步上升，最高时达到上万份，“不仅在广西青年中颇有影响，而且远销湖南、江西、广东、贵州、云南等省，是当时在西南各省销数较多、影响较大的进步青年读物之一，也收到了创办时所预期的效果。扩大了我党的影响，使不少青少年走上抗战和革命道路”。

南方局青委非常重视《青年生活》，曾考虑派干部到桂林加强刊物工作，但因局势变化没能实现。当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的沈毅然到重庆汇报工作时，南方局要他向青委专门汇报《青年生活》的情况。听取汇报后，青委负责人刘光、蒋南翔等对《青年生活》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并给予鼓励”。

《中国学生导报》：国统区学运的火种和号角

在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下，由复旦大学等院校主办的《中国学生导报》，是全民族抗战以来在国统区出版时间最长、影响较大的一份进步学生报纸。

1944年7月4日，复旦大学约30名学生在北碚夏坝嘉陵江畔的江风茶馆举行中国学生导报社成立大会，开始筹办《中国学生导报》。会上选出干事会，组建了编辑部、经理部、推进委员会和财经委员会四个办事机构，杜子才任总干事。

国民党对报刊控制很严，在重庆办报办刊，必须经过批准和登记。为能顺利登记出版，杜子才等人多方联络，在复旦大学教授张志让、邓初民的帮助下，他们邀请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负责人甘祠森担任《中国学生导报》发行人。甘祠森不仅为报纸获批、登记而奔走，还在经费周转、稿件组织、争取社会支持等方面给予全面帮助。此外，中国学生导报社吸纳了重庆各大、中学校的左翼中坚力量参与进来，“如中央大学的仓孝和，江苏医学院的陈宁庆、李霖，音乐学院的严良堃，树人中学的赵扬，重庆市女中的方文，文德女中的王展等许多人”。

经过半年的紧张筹备，《中国学生导报》于1944年12月22日正式创刊。当天，《新华日报》在第一版右上方刊登了一条醒目的广告：“《中国学生导报》——学生们自己的报纸，读者群习作的园地。”

《中国学生导报》是一张四开四版的小型周报。报头是何燕凌根据大家意见从鲁迅书简中临摹下来的行书字体，借以表达办报人向鲁迅学习的热望，向法西斯文化、封建文化、汉奸文化宣战的决心。该报成为国统区学运的火种与号角。

报纸第一版刊登重要的教育新闻和学校新闻，主要报道校园内学生的抗日民主活动和学习、文化、体育等方面的生活动态；第二版是时事政治述评和各种专论；第三版是文艺消息；第四版为校园通讯，反映同学们抗日救亡的呼声以及他们的思想和实际问题。由于版面生动活泼，内容与时势紧密相通，《中国学生导报》受到各校学生的热情欢迎。

《中国学生导报》的创办和发展得到南方局的肯定、支持和领导。1944年9月的一个夜晚，杜子才向刘光详细汇报了中国学生导报社成立经过及今后打算。杜子才回忆，“刘光同志鼓励我们努力把刊物办起来，指示我们要依靠广大的同学，要争取教授和教师们的支持。在发刊前夕，他又指示我们要把刊物办得为多数同学喜闻乐见，不要把它办成像《新华日报》的学生版”。报纸出版后，“青年组的刘光同志、朱语今同志、张黎群同志至少每月同我们见一次面，研究工作，给我们以指示，帮助我们解决具体困难”。从1945年4月起，南方局青年组每月拿出5万元资助，并帮助该报在上层民主人士中募捐，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周恩来、吴玉章等南方局领导人也十分关怀《中国学生导报》。一次，周恩来会见甘祠森时专门询问了报纸情况，并殷殷嘱托：“报纸的调子要低一点，要能团结更广泛的同学，要争取长期存在下去。现在抗战虽然胜利了，前面还有很多困难，要争取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存在下去。”甘祠森和张志让看望吴玉章时，吴老也特意叮嘱：“你告诉同学们，不要搞得太红了，要争取在时局逆转时也能存在下去。”

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会见重庆青年代表时，其中就有中国学生导报社的李湜。1946年初，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重庆举行各界代表招待会，杜子才应邀出席。

1946年春，根据南方局青年组的建议，报社决定把编辑出版中心转移到上海。5月，中国学生导报社在上海和重庆建立分社，分别于5月4日和24日编辑出版《中国学生导报》上海版与重庆版，继续为争取民主、反对内战而并肩战斗。因形势恶劣，上海版只出版4期，被迫停刊。重庆版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到1947年6月才停刊，连同之前的37期，共出版了56期。

后来，中共重庆市委因斗争工作需要，曾半公开恢复出版《中国学生导报》。但因风险太大，只出版一期（1947年11月出版，由江竹筠发行）就停刊了，转而集中力量秘密发行《挺进报》。至此，这份在国统区中心战斗了近三年的进步学生报纸，圆满完成了动员广大学生争取抗战胜利和反内战、争民主的历史任务。

1945年，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南方局青年组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总结》中高度评价《中国学生导报》：“完全由我们进步朋友主办的而且办得相当成功的刊物，应该首推《中国学生导报》……它在大后方我党推动民主运动这一总方针下，是起了相当的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