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曾经宣传报道了一大批青年模范。他们中有奔赴前线，与敌寇英勇搏杀的战斗英雄；有辛勤劳作，从事后方生产的劳动楷模；还有兢兢业业，坚守本职岗位的职业代表等。《新华日报》报道视野中的青年模范形象深入人心，成为那个时代独特的精神印记。
大后方青年运动主将刘光
刘光（1917—1946），湖南益阳人，原名刘普济，曾用名刘金修、李杏林、刘光悌。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共青团石首县委儿童局书记、江苏省委上海儿童局书记，出席少共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在苏联学习工作多年。1938年初回国，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斗争的磨砺，他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职业青年工作者。
1940年5月，刘光随周恩来到重庆做大后方青年工作，担任南方局青年工作委员会副书记。1941年皖南事变后，根据形势变化，南方局各委员会改为组，刘光任青年组组长，指导国统区各省市的青年运动。
刘光主编《新华日报》“青年生活”专刊，发表了《中国青年的责任》《谈青年应有的品质和作风》《复青年的一封信》《怎样打破岑寂》等一系列贴近青年思想和生活的文章。青年读者们由此把“青年生活”专刊当作自己的园地，“不断地找刘光同志，谈这样，谈那样。有时候，他常常忙得吃饭的时间也没有，端着一碗面在旁边和别人谈话”，“简直和打仗一样”。
在重庆期间，刘光根据周恩来指示，领导青年组在原来“联系网”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在进步青年和学生中广泛建立“据点”，继而根据形势发展，又在“据点”基础上建立中共领导下的秘密外围组织，把大后方青年运动逐步推向高潮。因此，周恩来每次回延安总是夸赞刘光，刘少奇也在一次小型报告会上称刘光是“好干部的例型”。
由于工作紧张繁重，刘光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抗战胜利后，刘光随南方局东迁，准备开辟上海青年运动新局面时，却因病重住院，最终于1946年7月16日不幸逝世。
对于刘光的病逝，党内外各界人士均感痛心和惋惜。周恩来和邓颖超曾在刘光住院期间三次前去探望。刘光去世两天后，《新华日报》连续一周刊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为他举哀的《讣告》：
刘光（李杏林）同志，湖南益阳人，幼年即参加革命，抗战时期，先在前方，后在大后方工作，领导青年，为民族解放而努力，不幸积劳成疾，患胃溃疡症，于中华民国卅五年七月十六日晨七时，在上海市立第四医院逝世，享年卅岁，当于本日在徐家汇上海殡仪馆大殓。特此 讣闻。
曾与刘光并肩战斗多年的于刚（时任《新华日报》经理），在7月20日的《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刘光死了？我不相信！》，称他具有“全心全意为事业的积极态度；豁达爽朗的作风；朴实而天真的性格”，“八年的观察，刘光同志给了我两个最深的印象：一个是他在实际工作中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另一个是他那种如饥似渴的不断要求进步的学习精神”。
7月23日，《新华日报》出版《刘光同志逝世追悼特刊》，刊登了林彰的《向刘光先生学习》、李地的《哀念》、邓初民的《悼刘光先生》、尹琪的《哭刘光先生》等诸多好友的悼念文章。吴玉章题写悼词：“刘光同志坚忍沉毅，做事踏实，生活刻苦，为群众服务，与群众打成一片，为群众特别为青年群众所热爱。今不幸病逝，实为我党我国之一大损失。”
在延安，新华社发表了刘光逝世的消息，并叙述他的革命生涯。1946年8月21日，党中央在延安杨家岭专门召开了刘光追悼会。会场悬挂中共中央的挽词：“刘光同志是青年工人与学生的良友，是努力向群众学习，忠实为群众服务的模范共产党员。他对于中国青年运动的贡献，永不磨灭。”《解放日报》在追悼会的报道中，称刘光是“中国青年运动领袖”。
民族女英雄李林
李林（1915—1940），原名李秀若，福建龙溪人。幼年随养父母侨居印尼，1929年回国生活学习。她自小目睹外国殖民者的种种恶行，有着强烈的民族自尊与自强意识。九一八事变后，李林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并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七七事变前后，李林响应组织号召，来到在绥东抗战炮火中已成为国防前线的山西，参加敌后游击活动。她率领游击队缴获伪军100多匹战马，组成八路军120师雁北第六支队骑兵营，任营教导员。骑兵营驰骋前线，袭击日伪，配合兄弟部队粉碎敌人多次“扫荡”活动，威震晋绥。
1940年4月26日，李林率骑兵吸引日军主力，掩护大部队转移时负伤。战斗至弹尽粮绝时，她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以身殉国。
5月26日，中共中央妇委从延安发出哀悼李林的唁电：
二十余岁之青年李林同志，自一九三七年夏起，即在前方英勇杀敌，不仅是我们女共产党员的光荣模范，而且是全国同胞所敬爱的妇女英雄，今竟英年战死，实我中华民族特别是我国妇女界一严重损失……
延安《新中华报》《中国妇女》、重庆《新华日报》等全国许多报刊都刊登了该唁电，介绍李林的英雄事迹。
李林殉国后，《新华日报》对李林的报道非常多，有讣告、短消息以及悼文等。如8月2日刊登《巾帼英雄李林壮烈殉国》，赞誉“李氏之杀敌殉国，悲壮伟烈，堪称为巾帼英雄也”。8月12日刊登《李林同志略历》，介绍“李林同志平时沉静寡言，性情刚毅，行动敏捷，每当率师杀敌时，英勇异常，贺龙将军及晋绥各地抗日军民，均甚钦佩，咸称之为民族女英雄”。
9月28日，《新华日报》刊登穆欣（李林战友，时任《抗战日报》通讯采访部主任、国际新闻社晋西北通讯站主任）的长文《一位民族女英雄——记殉国的雁北游击战士李林》，详细记述这位华侨女英雄的一生，尤其浓墨描写了李林最后战斗的全过程。
4月26日那天，日本对边区进行第九次“扫荡”，李林率队在一个小山村里，准备掩护百姓撤离，“侦察员不时跑来向她报告敌人进攻消息和兵力”。李林沉着指挥群众、各机关单位开始做“空室清野”的撤退，部队准备对敌人战斗。“敌人一阵紧密的枪声，划破了静静的空室，队伍统统伏卧在地下，李林同志蹲在队伍最前头，安静地握着她的左轮，对着响得震天的敌人炮火发出轻视的冷笑”。“她紧抓马鬓，伏下身子，在队伍最前面冲锋，冲出敌人的弹雨，停留在山林转角处，一面照顾着每位落在后面的弟兄，一面用望远镜注视着敌人的动静”。
当大部队脱离危险，自己被日军困住时，“她迅速将自己隐蔽起来，对着拥向她面前的敌人射击，阻止敌人不敢贸然来‘活捉’她。然后她又从容地撕毁掉包里所有文件，为了不给敌人俘去，她用最后的一粒子弹瞄准了自己的头颅”。
1943年3月23日，《新华日报》再次刊登纪念文章《时代的女儿——记李林》，回顾李林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高度评价：“李林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她是英勇的（地）完成了她的先锋任务了。虽然，她在二十四岁的青年，就为国而死，但是她的英名和英雄事业，在中华民族斗争的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
1972年，周恩来赞誉李林是“民族的骄傲，华侨的骄傲，妇女的骄傲”。2009年，李林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新中国的女儿马杏儿
马杏儿（1927—1947），陕西米脂人。10岁时，她在地主家当婢女。因生计难以维持，后随父母及三个弟弟于1941年底逃荒到延安。
1942年春，马氏父女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农场订立合同，用农场提供的1头犍牛、3把钁头及籽种、牛料和口粮等，合伙种地53垧（159亩）。马氏父女积极生产劳动，15岁的马杏儿劳动热情与强度丝毫不输其父。“开荒时脱的（得）光脚片，与他父亲一样开荒，鸡叫上山，晚上才回，锄草时与成年之男子一样，扎工锄草，其余的人休息，她就去寻水，她不休息，秋收时与她父亲收背庄稼都是鸡叫到晚的”，当地群众对她交口称赞。
经父女俩一年的辛勤劳动，“一家六口由赤贫之难民，一跃而为自耕农，皆称为努力生产改
善生活之模范”。
1943年2月1日，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副主席李鼎铭特颁令嘉奖马丕恩（马杏儿父亲）为“边区劳动英雄”，马杏儿为“边区妇女劳动英雄”，“并通令全边区妇女学习马杏儿
之模范”。2月13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报告文学《新中国的女儿诞生了——妇女劳动英雄马杏儿》，赞扬这位辛勤耕耘、敢为人先的开荒能手。
马杏儿是第一个被称为劳动英雄的边区妇女，边区很快掀起了学马杏儿、写马杏儿、唱马杏儿、演马杏儿的热潮，在延安一带还出现了以民谣改编的马杏儿歌。鲁艺文工团的王大化等几位文艺工作者专程到边区农场学习采访，最终将马杏儿的模范事迹编成秧歌剧。为增加喜剧效果，他们把父女开荒改编成《兄妹开荒》，通过哥哥在地里劳动、妹妹来送饭的欢乐场面，反映解放区大生产运动如火如荼。这部秧歌剧深受群众喜爱，在当时广为流传，很快红遍了边区和各解放区。
马杏儿的故事也很快从解放区流传到国统区。她是唯一一位被重庆《新华日报》单独报道的劳动模范，其他劳动模范都是以群像的方式进行集体报道，如《晋西北三个劳动女英雄——张秋林、刘能林、白全英》《边区妇女劳动英雄群像》等。
1944年3月8日，《新华日报》“3·8妇女节特刊”刊文《马杏儿》，描述她“有着一副久经锻炼的体格，健康结实，在她质朴的脸上，总是浮现着笑容”。“自己一面做，一面教别人。她那种亲切和蔼的态度，使大家都愿意和她接近。她积极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使大家不得不努力的（地）学习”。
当秧歌剧《兄妹开荒》被周恩来带到重庆后，顿时引起文艺界人士的关注。1943年7月5日，《新华日报》“妇女之路”专刊专门刊登了《兄妹开荒》歌谱。这部剧也成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馆文艺表演的保留节目。
1945年1月，在《新华日报》创刊七周年之际，新华日报馆在虎头岩总馆广场上举行了一场招待会，邀来重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并组织演出了《兄妹开荒》《一朵大红花》《牛永贵负伤》三部秧歌剧。其中，由荣高棠扮演哥哥的《兄妹开荒》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文艺界人士路曦回忆：“我还曾在重庆红岩村看过《兄妹开荒》的演出……欧阳山尊同志演兄，汪填同志演妹，锣鼓乐器一响，他们先后扭着秧歌，唱着民歌登场。那新的生活内容、健康的民族形式以及其中所洋溢着的浓郁的泥土气息，使我像吸进一股新鲜的空气，心胸为之一爽。
这是我第一次看解放区的秧歌剧，我深深感到两种不同制度下人民的不同生活，并由此产生了不同的文艺。”
1947年，马杏儿英年早逝，但她的劳动英雄形象被永远定格在《兄妹开荒》这部剧作中。
1960年春节期间，郭沫若重返重庆红岩村时，为红岩革命纪念馆题诗：“红岩名太好，人在乐园中。革命英雄史，开荒兄妹风。”
新闻战线上的革命战士郭于鸣
郭于鸣（1916—1940），又名欲明，山西崞县（今原平市）人。1937年毕业于太原国民师范学校，后考入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七七事变后，他毅然奔赴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6月毕业后，郭于鸣根据组织安排，在保卫大武汉时期来到新华日报社工作，负责整理报社发起的“五十万封慰问信运动”中的各地来信。由于郭于鸣“对工作负责不苟且的态度”，
且文笔出众，随即被调任《新华日报》外勤记者。
从武汉撤退时，郭于鸣和报社同志乘新升隆号轮船前往重庆。途中遭遇日机轰炸，他亲眼目睹同事遇难，自己也多处负伤。抵渝后，他几次拒绝报社领导安排的休养，带伤战斗在采访工作第一线，“决心加倍努力工作，为死难者复仇”。
在担任外勤记者期间，郭于鸣经常冒着炮火到前线，以细腻的观察、特有的政治敏感和犀利笔锋，撰写了大量文章。他在《论青年学生中的几种倾向》中全面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共抗战主张，鼓励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事业；在《鲁西北抗日根据地》《晋西粉碎敌三次“扫荡”》《彭德怀将军讲华北抗战概况与今后形势估计》中，热情介绍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动员全民族抗战；在文章《努力优待抗敌军人家属工作》《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散发优待金》中，呼吁优待抗敌军人家属，激励前线官兵士气；《重庆的儿童保育院》《参观工业合作社》《重庆市的“车子”——市区交通工具之一》等文章，关注民众日常衣食住行和各项民生建设，呼吁抗战建国；《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纪念“三一”独立宣言二十周年》则积极声援朝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倡导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这些报道紧扣时代主题，贴近民众生活，极大地团结和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潘梓年等报社领导赞誉“郭同志曾以共产党员应有的艰苦的作风，不懈的精神，执行了本报所给予的任务”。
由于昼夜奔波和勤奋工作，郭于鸣积劳成疾。住院期间，他依然心系工作。他在1940年元旦的日记中写道：“只要有一个细胞还在活着，我便应和病魔搏斗下去！所以，我不能再为病所束缚，一方面要注意健康的恢复，同时为了生，我不得不战斗下去，工作下去！”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在日记中欣喜地写道：“工作、学习也能顺利进行，为抗战、为我们远大目标斗争有了可能的机会。”
但病魔无情，郭于鸣于1940年2月26日不幸逝世。去世前一月，他还在《群众》周刊上发表了《陕甘宁边区怎样实现了民主制度？》。
当晚，新华日报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总编辑吴克坚主持，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和社会各界代表200余人参加。
第二天，《新华日报》第二版刊登了郭于鸣逝世的消息，赞其“表现异常积极，对民族解放事业有高度热情，其平时学习与负责精神，尤堪敬佩”。博古、董必武、凯丰、叶剑英等南方局领导人联名发表唁词：
新华日报郭于鸣同志以努力抗战工作和工人阶级事业积劳成疾而死，同人等谨致沉痛之吊唁，并向郭同志之家属，致亲切的慰问！
《新华日报》还专门辟出第四版作整版悼念，刊登了潘梓年、吴克坚等报社同仁撰写的《悼郭于鸣（欲明）》、夏夷之的《于鸣同志的死》、国泰的《悼革命战士于鸣同志》、中国印刷工会新华日报分会的《悼郭于鸣同志》、挽歌以及郭于鸣遗作《病中日记的片段 ——一九四〇年日记前记》等。潘梓年、吴克坚等在悼文中称“郭同志是热烈的前进的追求真理的青年”，他的去世“是青年朋友们的损失，是本报的损失，是共产党的损失”。
郭于鸣不仅为新闻界人士所铭记，还受到广大读者的殷殷怀念。3月11日的读者信箱刊登了读者洛鹰的来信《亲切的同情》，指出“我的感伤也不止是为于鸣先生个人，而是悼念千千万万个像于鸣先生同样情形的青年朋友”。
郭于鸣先葬于小龙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墓地，后移葬于红岩村红岩公墓，与周恩来父亲和邓颖超母亲等13位革命先辈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