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 忠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国庆庆祝大会上，作了题为《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回顾：“国内外的人民都看到：经过了这一年，中国已经比过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经历了更重要的变化：旧面貌的中国正在迅速地消失，新的人民的中国已经确定地生长起来了。”

这份具有时代性、历史性的报告，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年的“成绩单”，也为新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

以战争求和平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中提到，中国人民在中国大陆上消灭了美国所武装的国民党军，“这样巨大的胜利决不是历史上的偶然现象，而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革命斗争的必然结果”。中国人民不但对国内敌人取得了胜利，也对国外敌人即美帝国主义干涉者取得了胜利。“美帝国主义者如果再采取什么新的工具和新的形式来干涉和侵略中国，它就必然重复国民党所遭受的失败”。

报告同时指出，中国人民和国民党反动派残余的斗争还没有完结，因为反动派残余所盘踞的台湾，正在美国海军和空军的直接控制之下。“人民解放军决心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并最后消灭中国反动匪徒的巢穴”。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命令美海军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的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为此，党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10月24日，周恩来在政协全国第一届委员会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作《抗美援朝，保卫和平》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不单是朝鲜问题，连带的是台湾问题。美帝国主义与我们为敌，它的国防线放到了台湾海峡，嘴里还说不侵略不干涉。它侵略朝鲜，我们出兵去管，从我国安全来看，从和平阵营的安全来看，我们是有理的，它是无理的。”

周恩来声明，“假如敌人知难而退，就可以在联合国内或联合国外谈判解决问题，因为我们是要和平不要战争的”。他预测，抗美援朝战争“还有另一种可能，敌人愈打愈眼红，打入大陆，战争扩大。敌人孤注一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美帝有疯狂的一派，我们应该做这方面的准备。我们并不愿意战争扩大，它要扩大，也没有办法。我们这一代如果遇着第三次世界大战，为了我们的子孙，只好承担下来，让我们的子孙永享和平”。

此后，至1951年1月下旬，周恩来在党内外许多重要会议上，对中共中央的出兵决策多次作了宣传、动员、解释工作，指出抗美援朝战争的必要性、重要性和正义性，动员政府各部门、全国各行业和全国各族人民支援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7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取得胜利，实现了“以战争求和平”的战略目标。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便旗帜鲜明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早在1949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对新中国外交问题作了阐述。他说，“总的观念是百年来受压迫，现在站起来了”，国民党时期的外交关系，不承认为好。毛泽东对此加以肯定，并把这种“不承认”的外交政策形象地称为“另起炉灶”。

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

周恩来说：“如果我们急于要求这些国家承认，就会陷于被动。他们若要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就要按平等原则进行谈判。”“谈判建交在国际上并无先例，这是根据我们具体情况的一项创举。”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11月8日，周恩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成立大会上，对与会的全体工作人员说：“中国一百多年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的外交史，我们不学他们。我们不要被动、怯懦，而要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要有独立的精神，要争取主动，没有畏惧，要有信心。”

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中，周恩来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明确地规定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共同纲领》上。”

《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和贸易关系的问题上，“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

按照以上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之初的三个月内，即同11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很多国家商谈建交事宜。

周恩来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中说，这一年中，在国外与苏联等17个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与苏联订立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镇压反革命活动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中提到：“人民民主专政包括对人民的民主和对反动派的专政两个方面。对人民的民主需要继续扩大，而对反动派的专政则需要继续加强。”

《共同纲领》第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活动，严厉惩罚一切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的顺利进行，使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安全感，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和中共中央1950年3月18日发布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精神，1950年7月23日，周恩来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联名签署《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强调“积极领导人民坚决地肃清一切公开的与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迅速地建立与巩固革命秩序，以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并顺利地进行生产建设及各项必要的社会改革，成为各级人民政府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指示》特别明确，政策与策略是“对一切反革命活动采取严厉的及时的镇压，而在镇压和处理一切反革命案件中，又必须贯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以期团结人民、孤立反革命分子而达到逐步肃清反革命分子的目的”。

各级人民政府和法院、公安部门在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指示》的政策规定。

到1951年10月底，全国镇反运动基本结束。通过镇反运动，基本清除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以及长期危害人民和社会安定的各种匪患与黑暗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全国的社会治安情况大为好转，为抗美援朝的胜利进行、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大规模经济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

全国刑事案件发生率占人口比例的下降就是最好的证明。1950年是0.09%，1951年下降为0.059%，1952年再下降为0.042%，1953年稍有回升，但也只占0.05%。很多地区出现了历史上少有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定局面。

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对教育地位、作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升华。1950年5月1日，毛泽东为《人民教育》创刊号题词：“恢复和发展人民教育是当前重要任务之一。”

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中，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是重要内容之一。周恩来总结：“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在过去一年中，一方面进行了恢复工作，一方面又开始了新的创造。”

报告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一年，是全国人民掀起学习高潮的一年。从工人到大学教授，甚至许多老年人，不约而同地要求用新的眼光来观察中国、观察世界、观察自己。在学习中，广大人民迅速认识了新的中国和新的世界，认识了劳动的光荣和为人民服务的光荣。

人民政府用各种方式满足人民的学习需求。以前难得有学习机会的工人、农民，也得到机会。“七十万职工已经参加了经常的业余学校，1951年的人数将增加一倍以上。一千多万农民已经参加了冬学，明年并将有五百万农民参加常年的农民业余学校。”

过去的一年中，中央人民政府为了提高中国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对全国的艺术和出版事业进行了系统的改造和推广工作。中国的电影迅速在市场上代替了美国电影的地位，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并逐步深入到部队、工厂和农村中。书籍、刊物和报纸的发行量和流通范围，也迅速增加和扩大。

周恩来强调，“新中国的建设需要大量的有充分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知识的干部。人民政府正在从三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大规模提高现有干部（主要是工农出身的干部，包括人民解放军的干部）的文化水平，为他们举办工农中学和工农文化干部补习班，或者吸收其中具有适当条件的人到各种高等和中等学校。同时，大规模训练旧公务人员和知识分子，使他们在较短期间抛弃旧的错误的政治观点。另外，还要有步骤地改革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使它们能够适应人民的需要。“这几项工作在过去一年中都已经开始，并且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后将沿着这个方向更有效地进行，以便在最近几年内可以源源不绝地向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战线输送它们需要的干部。”

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

清除遗留的社会丑恶现象

《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总结，“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驱逐了那么多的强盗式的‘军队’和‘政府’”；“只有一个政府，曾经在一年内剥夺了帝国主义国家的特权”。

鸦片战争以来的100多年，帝国主义列强通过战争和其他手段，不但割去中国大片领土、掠取巨额赔款，并且在中国境内享有驻军、领土租借、内河航行、海关管理等特权，支配旧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因此，人民政府一项繁重而又艰巨复杂的任务，就是要在较短时间内，清除帝国主义、满清王朝和国民党政府遗留下来的种种屈辱和丑恶的社会现象，进行全新的社会管理，提高社会文明程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封建把头不仅在农村大部分地方存在，在工矿、交通运输等行业里，也有封建把头压迫和剥削工人。1950年2月6日，中国搬运工会要求政府颁布命令，废除搬运业中的封建把持制度。政府随即作出相应决定。之后，在煤矿、纺织等企业中也相继废除了这类制度。

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妓院、鸦片烟毒同样危害极大。1949年11月21日，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在12小时内，北京市封闭妓院224家，收容妓女1288人。接着，全国各地陆续采取措施，封闭妓院，收容和教养妓女。1950年2月24日，《政务院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发布，严格规定：“从本禁令颁布之日起，全国各地不许再有贩运制造及售卖烟土毒品情事，犯者不论何人，除没收烟土毒品外，还须从严治罪。”全国广泛深入开展了清除贻害旧中国一百多年的鸦片烟毒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建立人民海关，是废除帝国主义在华特权、行使国家主权的一项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1949年10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成立。

1950年1月27日，政务院第十七次政务会议通过的《关于关税政策和海关工作的决定》明确规定：“中央人民政府海关总署，必须是统一集中的和独立自主的国家机关。海关总署负责对各种货物及货币的输入输出执行实际的监督管理，征收关税，与走私进行斗争，以此来保护我国不受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侵略。”

实践半年多后，周恩来于10月6日主持召开第五十三次政务会议，再次讨论海关工作。周恩来说：“我们已经掌握了国家大门的钥匙。”“设关的问题，应根据实际需要和有关原则来设或不设。对于旧海关制度，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它是帝国主义在半殖民地统治的产物，因此不能像工厂的房子那样，整套地接收过来。如海关的待遇和人事制度，我们不能接收，必须否定。但是，另一方面，旧海关有许多业务行政管理制度和技术方法是有用的，我们要接收过来，并加以改造。”

1951年4月18日，在周恩来主持下，政务院制定和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暂行海关法》，对海关的组织机构、任务和职权以及对进出口货物的监管、走私和违章案件的处理等都制定出了一整套明确的法规，使新海关执行公务、管好“国家大门的钥匙”有了法规依据，开创了海关工作法治化的先河。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