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
许涤新和方卓芬是《新华日报》创刊后在重庆红岩结合的第一对新人。他们在上海相识，在重庆相恋，并结成生死与共的革命伴侣。红岩村、嘉陵江的山水，见证了他俩的青春和爱情。
相识
1939年6月中旬的一天，日机空袭刚结束，许涤新从防空洞里慢慢地走出来。他坐在路边的一块岩石上，继续构思拟为《新华日报》写的一篇社论。
当时，《新华日报》临时编辑部位于重庆近郊高峰寺。此前不久，日机来袭，制造了五三、五四大轰炸，位于市区的报馆也遭浩劫，编辑部遂迁移于此。高峰寺树木葱茏，山路崎岖，虽不像市区那样系日机狂轰滥炸的主要目标，但也常遭袭扰。
此刻，一股山风吹来，挟裹着浓烈的火药味，呛得许涤新咳嗽起来。
许涤新刚犯过肠胃病，身体很虚弱。几年前他在国民党监狱受尽折磨，落下了肺病。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他特别照顾，单独分给他一间小屋，用以工作和居住。
这时，一位青年同志走过来，手里拿着一封信，兴奋地说：“涤新，你的信。”他在许涤新眼前晃动着信，说：“字迹蛮娟秀的，一定是情书吧。”许涤新站起身，一把抢过信：“我王老五一个，哪会有什么情书哟。”
一看信封，是从红岩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转来的，字迹颇为眼熟。他连忙拆开信封，原来是两年前在上海结识的广东同乡方卓芬写的。信写得十分简单，说她从新四军调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了，希望能见面。
许涤新拿着信回到自己的小屋，望着窗外的晚霞，脑中浮现当年与方卓芬相识的情形。
那是1937年秋天，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国民党答应无条件释放在押政治犯。许涤新由此获得自由，脱离了关押他两年之久的苏州陆军监狱。出狱后，他被派到上海做抗日救亡工作。
一天晚上，许涤新在吕班路口的蒲柏坊二楼寓所，找到蔡馥生和徐扬。他们暂时借住在杨烈的租房里。老友相见，格外亲切。
方卓芬是上海大夏大学历史系的进步学生，时常参加救亡工作。一有空，她就和同学到蒲柏坊二楼，讨论对抗战的意见和对时局的看法。
徐扬曾经是中共党员，因被捕与组织失去联系，但他仍积极投身救亡活动，并起到团结组织的作用。许涤新和蔡馥生到来后，他建议成立一个学习小组。学习小组有九人，方卓芬和许涤新成了小组成员，两人就此相识。
许涤新出狱不久，身体羸弱，但对国际问题的见解十分精辟，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既大胆又有说服力，令方卓芬由衷敬佩。每次小组会她都积极参加，从不缺席，还与许涤新热烈讨论。随着日军步步进逼，上海局势越来越严峻，学习小组成员先后离开。方卓芬去江西搞救亡宣传工作，许涤新则与蔡馥生一块到嘉兴参加战时服务团。
时局变化很快，党组织考虑到许涤新的身体有所恢复，便派他去南京参加《新华日报》的筹办工作。可刚到南京，就面临南京即将失守的困境，许涤新只好和同志们一起撤退到武汉。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正式在武汉创刊，许涤新作为专职编辑，时有文章见诸报上。
远在江西的方卓芬在《新华日报》上看到许涤新的文章，非常高兴，便去信请许涤新给她寄报。一来二往，双方在通信中建立了真挚友谊。
之后，方卓芬参加了新四军，双方的音讯被战火阻隔。
重逢
收到方卓芬的来信，许涤新心中漾起阵阵涟漪。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快两年了，他真想再见在蒲柏坊集会的朋友。正好，博古让他整理的一份有关国民政府的财政资料已做好，他决定次日一早就去红岩村汇报。
次日清晨，许涤新特地换了身衣服，匆匆下山，朝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走去。
从高峰寺出发，先要步行十多里山路到磁器口，然后从磁器口乘车到化龙桥，再爬上一段山坡，才能到红岩村。
红岩村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这里是一片花果满山的农场，农场主人是开明爱国的知识女性饶国模。她的三个子女都是中共地下党员，当中共向她提出借地修房、租房时，她欣然应允。五三、五四大轰炸中，中共在市区机房街和棉花街的办事机构驻地被炸，中共代表及八路军办事处机关连夜转移到红岩村。此时办事处大楼尚未竣工，饶国模腾出自己的房舍、农场工人的茅草房，安顿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
南方局领导人董必武、博古等临时住在饶国模家一幢两层楼的房里。时值中午，博古正在二楼客厅与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副处长周怡及张玉琴、廖似光、卢竞如等交谈，副官前来报告：“博古同志，有位新华日报社的许编辑要见你。”博古下楼请许涤新到楼上客厅谈话。许涤新把整理好的稿子交给博古，博古赞许地点点头。
吃过饭，许涤新又回到客厅与大家共谈时局。谈兴正浓，生活书店的一位编辑来访，博古起身离去，留下了许涤新、廖似光等人。忽然，廖似光用客家话对许涤新说：“老许，应该请客哟。”接着她对大家说：“老许有一位女朋友，迢迢千里，已到了这里。他乡遇故知，不请客不行。”
许涤新虽然经受过无数风浪，但谈及个人感情，不由显出书生的腼腆。他红着脸说：“廖大姐，不要开玩笑了，要请客以后再说。现在你必须帮我一个忙，把她找来同我见面。”廖似光笑着说：“可以帮这个忙，但将来请客，我要吃两份。”廖似光是管组织工作的，经她通知，不一会儿，方卓芬来了。廖似光打趣道：“这里人太多，你们就到外边找个树荫谈情去吧。”
许涤新和方卓芬相视一笑，便走出了饶宅。他们顺着小路朝山下走，在路边一丛茂密竹林下席地而坐。许涤新有太多话要问，先问起蒲柏坊朋友的近况，又问起方卓芬在南昌为何突然失去联系，而今怎么到了重庆。方卓芬柔声说：“我在南昌入了党，你寄来的《新华日报》非常好，让我们及时了解党的方针、政策。1938年10月，我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军部做速记员，纪律规定我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今年初，周恩来副主席到新四军巡查，特地把我和其他几位同志调到重庆办事处速记班，目前先做一些机要文书工作。由于大轰炸，我们几个暂住在招待所。” 说着，方卓芬侧身，透过竹缝指着对面山坡上的一幢黑色平房：“我就住在那儿。”
谈话间，董必武送两位客人下山路过这里，许涤新、方卓芬连忙起身致意，董老对他们微笑道：“你们想必早就认识吧，那就好好谈谈。”没过几分钟，董老送走客人，原路经过这片竹林，又抿嘴向他们微笑。许涤新这才意识到坐错了地方，急忙向山下转移。
越往山脚走，树荫越少。午后的太阳火辣辣的，晒得他俩皮肤发痛，只好结束了这次见面。
相恋
时隔不久，位于化龙桥虎头岩下的新华日报总馆落成，《新华日报》编辑部和印刷厂从高峰寺搬到了虎头岩。虎头岩与红岩村相距不远，若走山上小路，十多分钟便能到达。许涤新与方卓芬见面的机会更多了。
五三、五四大轰炸导致重庆许多报馆的房屋遭到破坏，国民政府要求临时组成由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牵头、十多家报纸联合出版的《联合版》，《新华日报》被并入其中。许涤新和章汉夫作为《新华日报》代表，参加《联合版》的编辑工作。
名为联合，实为斗争。为防止国民政府以此为借口，达到让《新华日报》停刊的目的，南方局采取多种补救措施：一是让《群众》周刊兼负一部分《新华日报》的任务，充实《群众》周刊的内容，让《新华日报》的订户改订《群众》周刊；二是油印壁报，坚持中共在国统区的公开宣传活动，变换方式继续传播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组织教育人民坚持团结抗战；三是努力争取各报复刊，一等到各报迁移有定所，筹备有头绪，《新华日报》将立即宣布复刊。经过3个多月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8月13日为各报复刊日期，结束《联合版》。
这一时期许涤新十分忙碌，除参与《联合版》的编辑工作外，还作为《群众》周刊主编，负责周刊的编辑策划工作。即便如此，每当傍晚时分，稍有空闲，他就挤时间和方卓芬见面摆谈。晚饭后，许涤新常约方卓芬到嘉陵江边散步，到上清寺喝汽水。
相处一段时间后，两个年轻人的心愈靠愈近。
在红岩招待所，方卓芬与张剑虹、陈玲、吴博三位女同志共住一室，四人相处融洽，非常要好。一天晚上，姑娘们正在房前纳凉，许涤新送方卓芬从嘉陵江边回来。正要回报馆时，热情开朗的张剑虹叫住他：“许大编辑，歇一会儿凉吧！”许涤新忙说：“不了，今晚还有一点事。”姑娘们都笑了起来，许涤新挥挥手，向山坡下走去。
她们的目光转向方卓芬：“阿方（当时同志们按她家乡的习惯这样称呼她），这可不寻常，你的这位老乡来得这么勤，一定是爱上你了吧！”方卓芬紧抿着嘴唇，低头浅笑。在大家一再追问下，方卓芬点点头，羞涩地说：“我们相恋了。”
张剑虹关切地说：“阿方啊，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许涤新的身体不太好，而且还患有不好医治的肺病。”方卓芬沉思片刻，说：“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我觉得他政治上很坚定，而且才华横溢，我真的是既敬他又服他，尽管他的身体不怎么好，我相信我能帮助他把病治好，实在无法根治，我也愿意照顾他一生。”
几位朋友听完，都十分敬佩她的勇气，并由衷地祝福他们。
结合
1939年7月的一个黄昏，波光粼粼的嘉陵江上泛着层层金红色的余晖，许涤新和方卓芬来到江边，坐在一块磐石上，欣赏美丽的江景。因为天气闷热，许涤新提议：“阿方，走，咱们到上清寺喝汽水。”
当时在红岩工作的同志，伙食都是集体供给制，每人每月只有三元钱的津贴，每晚九点钟前就要归队。见天色尚早，两人便兴致勃勃地朝上清寺走去。不久，凄厉的防空警报拉响了。他俩见江岸上有一棵大黄葛树，便在树下躲空袭，观空战，一点也不害怕。这时，一队日机朝嘉陵江上的船只丢下一排排炮弹，炸得江水四射。一阵狂轰滥炸后，日机飞走了。
防空警报解除后，他俩继续朝前走。许涤新想起五三、五四大轰炸时的遭遇，便对初到重庆的方卓芬追述——
自从我到重庆后，感到日机是经常轰炸重庆这抗战之都，然而两个月前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是过去所没有见的大破坏。
“五三”是济南惨案纪念日，“五四”是青年节，这两天重庆都有群众游行，日本强盗便在这两日出动大量飞机，连续不断地对这座山城大举轰炸。当时我正患肠胃病，身体相当弱，社长潘梓年和总编辑吴克坚同志考虑到我的病情，把我送到重庆石板路教会所办同仁医院治疗，住进医院一个星期，便碰上了五三、五四大轰炸。
当时我和病员、医生都躲在教会医院那个又大又深的防空洞里。因为重庆上午雾较浓厚，因而日寇通常是在大雾散后的下午来袭击。那天我们从中午待到天黑才走出防空洞。那夜我走出防空洞，简直惊呆了。除了这座医院的病房、手术室和办公室没有被炸外，四处全是一片火光。我连忙爬上医院办公楼三楼的屋顶，举目四望，不但七星岗已经成为火海，而且市中心几条商业繁荣的马路，如都邮街和柴家巷，也变成了火海。我在屋顶一直看到半夜，四处的大火仍在熊熊烈烈地燃烧，大街上尸横遍地，到处是残垣断壁和无家可归的百姓。
五三、五四连续两天的轰炸，使重庆市的商业区都变成为了废墟，许多房屋烧倒塌，都邮街的大火一连烧了四五天。第二天我接到组织通知，让我出院，原在西三街的新华日报馆已迁移到高峰寺了，我也转到郊区高峰寺临时编辑部。
许涤新停了停，又说：“阿方，你还记得吧，就是你初到红岩写信告诉我时，我才出院一个星期。”
说话间，他们到达了上清寺。他俩喝完汽水往回走时，突然天空昏暗，一场大雨袭来。两个恋爱中的人虽然满身湿透，却毫不在意。
因为经常见面、谈心，许涤新和方卓芬的感情与日俱增，他们决定在1939年9月25日结婚。
许涤新和方卓芬是在重庆红岩结合的第一对新人，他们的结婚报告得到党组织批准后，消息很快传遍了红岩村和化龙桥编辑部，同志们纷纷道喜祝贺。
婚宴在化龙桥一家有名的上海菜馆松鹤楼举办。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的领导董必武、博古、凯丰、王明、潘梓年、吴克坚以及编辑部、营业部的同志都来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因在延安，正准备去苏联治伤，没能参加；叶剑英由于临时有外事活动来不了。
婚宴一共五桌，气氛热烈。许涤新举杯感谢各位同志光临，话音刚落，博古笑着问：“你今天请了这么多客，要写多少万字？”
许涤新老实回答：“半本书，那是同章汉夫合作的。”当时许涤新与章汉夫合译《恩格斯论〈资本论〉》，拿到稿费，一人分得250元，许涤新用这笔钱作为结婚开支。
博古听闻此言，便开起玩笑：“这倒不错，半本书的稿费就讨了一个老婆！”一句话引得满堂大笑。
席间，董必武对两位新人说：“你们是同志加夫妻，更要相亲相爱啊！”吴克坚一面祝福，一面鼓励大家要像一家人一样，为办好党报而努力。喜宴上充满了欢声笑语。
经南方局批准，许涤新夫妇有一个星期的假期，于是他俩来到重庆南温泉度假。由于《新华日报》复刊和《群众》周刊任务繁重，一周后，他们又各自奔赴工作岗位。像往常一样，方卓芬住在红岩村，许涤新住在虎头岩报社，只有星期六才能见面。
结婚一年后，一个叫“小火车”的男孩来到人世。为纪念两人爱的港湾，许涤新特地为孩子取名许嘉陵。
奉献
1940年底，许涤新从《新华日报》调到南方局宣传部任秘书。他的工作是每天晚上审查《新华日报》社论，然后把初步意见向周恩来和董必武汇报。领导决定后再送往报馆，由报馆送国民党报刊审查委员会审查。如遇社论被扣，只好再写、再送。
许涤新还担任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经济组组长，负责向工商界人士宣传中共的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收集国民党统治区的财经资料，开展对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济组人手少，只有方卓芬、蔡北华、古念良和刘志诚四人，后来增加洪沛然为副组长。许涤新两头兼顾，十分忙碌。
1941年初夏的一个晚上，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召集会议，直至半夜。许涤新跟随周恩来坐车回到红岩村，进了宿舍，忽然咳出鲜红的血。很快，八路军办事处的军医刘子华闻讯赶来，诊断后说：“这是肺痨，必须好好静卧休息。”
当时治疗肺结核没有特效药，只能注射葡萄糖钙，帮助肺结核钙化。极度虚弱的许涤新躺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喂饭、擦身、大小便、换衣服，所有重担都压在方卓芬身上。方卓芬除照顾丈夫和孩子，原由许涤新联系的地下党员和进步群众也由她和蔡北华去联系。钱瑛来看许涤新时感叹说：“老许，你不但讨了一个好老婆，而且还得了一个好护士。”
祸不单行，方卓芬因为照顾许涤新，很快被传染了。她吐痰时发现血丝，但仗着年轻，身体结实，苦撑着。更令人痛心的是，“小火车”在4个月大的时候摔了一跤，脊骨被摔坏了，结核菌趁机侵蚀。“小火车”1岁多时，就患了脊椎结核。
见许涤新病情严重，周恩来和董必武商量后，安排他到歌乐山高店子静养。这里离中央医院很近，看病方便，组织上又派红岩托儿所保育员倪妈妈帮助烧饭、看孩子。在这个幽静的环境中，许涤新的病情渐渐好转。
不久，周恩来因膀胱结石到中央医院做手术，许涤新常在下午两点以后到病房探望。两人无所不谈。有一次，谈到《新华日报》的编辑工作，周恩来说：“你们几个编编报、写写社论和专论还可以，但是学问是无止境的，决不能以此自满。在党报的分工上，既然你负责经济问题，那就必须学会掌握实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系统地痛下功夫，否则，写出来的东西，枯燥无味，笔锋一点感情都没有，只有几根骨头，有谁去看你的文章呢？有谁去考虑你对经济问题所提出的见解呢？”
许涤新不住地点头，并向周恩来谈了他一直在思考的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认为，恩格斯提出的广义政治经济学是解决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科学途径，自己不仅要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要研究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周恩来听得十分仔细，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但是要写出恩格斯指出的广义政治经济，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
周恩来给许涤新极大的鼓励，许涤新暗下决心，要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按历史阶段发展的广义政治经济学著作。
此后，许涤新的身体稍有恢复，就投入到工作中。一旦病痛复发，便卧在床上写作。 1945年，他完成了《中国经济的道路》一书。1947年秋被国民党查禁前，这本书印刷达七次之多，热销一时。他又相继写出了《官僚资本论》《新民主主义经济论》《广义政治经济学》（第一、二卷），著述成果颇丰。在研究过程中，方卓芬帮丈夫查资料，收集经济信息，成为许涤新的得力助手。
1943年，许涤新和方卓芬的第二个孩子出生，取名许小飞，又叫“小飞机”。为了不影响工作，也担心第二个孩子被病菌传染，他俩只好把小飞寄养在老百姓家里。
许涤新作为南方局经济组组长，经常外出，四处奔波，积极开展上层工商界人士的统战工作。起初，这项工作十分艰难，一些人对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二字特别忌讳。在遭受他们的白眼、冷落后，许涤新并不气馁，最终以真诚、执著、谦逊、坦诚赢得了民族资本家们的信任，对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做出了贡献。
1946年5月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已磨刀霍霍，制造摩擦，挑起内战，国内局势日益恶化。这时，南方局安排许涤新秘密前往香港，负责香港工作委员会的财经工作。方卓芬作为香港工委的财经委员，带着“小火车”随后抵达。
由于许涤新夫妇工作繁忙，“小火车”的病没能及时治疗，到1947年病情更加严重。方卓芬带孩子在一家私人诊所照了X光片，“小火车”的腰椎旁一道白色的脓管和烂了四节的脊椎骨赫然在目，必须住院动手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许涤新负责掌管香港工作委员会财经委的全部经费，面对高昂的手术费，有人建议他从公家经费中借用一笔钱，给孩子治病。许涤新夫妇坚决不同意：“个人用公家的经费是犯罪行为，千万不能。”最后，在几位同志和朋友的支援下，凑足了手术费。“小火车”身体内的结核病菌虽被消灭，但却落下了终身残疾。
方卓芬为爱甘于奉献，从不后悔。1997年，笔者曾去北京访问方卓芬老人，当时许涤新同志已辞世，只有快60岁的许嘉陵陪在母亲身边。80多岁高龄的方老，平和优雅，还在整理许涤新的资料。回忆在重庆的那段岁月，想起让“小火车”落下病疾的日子，她不禁潸然泪下。
在烽火岁月里，许涤新和方卓芬在红岩结为爱侣，他们是战友、是同志，更是亲密爱人。他们风雨同舟，携手度过了相濡以沫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