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志航

成都市人民公园斜对面的祠堂街38号，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如果不是大门上的牌匾，人们不会注意到，院子里那栋三层高的白色小楼就是《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旧址。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中共四川省委和成都市委先后在祠堂街建立7个支部和秘密联络点、交通站。祠堂街38号一度成为中共在成都唯一的公开对外联络处。

设立分馆

1938年1月11日，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这是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唯一党报。

1938年4月，在中共川康特委书记、八路军驻成都代表罗世文的领导下，《新华日报》成都推销组在祠堂街103号建立。8月，扩大为推销处，除负责《新华日报》在成都的发行外，还开展川西北各县的发行业务。

同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新华日报》迁往重庆，继续出版。1939年4月，《新华日报》成都分馆（也称川西北总分销处或成都代订处）成立。当天的报纸，除通过邮局和各种渠道发送外县外，大部分由报童分送到订户手里。

成都分馆除分发报纸、办理订报手续外，还经营由延安运来的马列著作，《解放日报》《群众》以及生活书店、战时出版社发行的进步书刊。营业部从早到晚挤满了人，工作人员应接不暇，有时连饭也顾不上吃。

罗世文和川康特委副书记邹风平等经常到分馆开展工作，广泛联系地方实力派、上层民主人士和读者，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主张。

国民党顽固派视《新华日报》成都分馆为眼中钉，一有机会就企图拔掉。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查封成都分馆，罗世文、洪希宗等相继被捕。经《新华日报》总馆交涉，国民党当局允许分馆启封营业，但不肯放人。从此，《新华日报》不再由成都翻印，直接由重庆送来。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揭露国民党企图消灭新四军、破坏抗战的阴谋，成都分馆将《新华日报》迅速送到读者手中，并将我党重整新四军，任命刘少奇为政委、陈毅为代军长的电文张贴在分馆营业部门口。各界人士、青年学生纷纷围看、抄写。国民党借口扰乱社会治安，派警察将电文撕掉，并捣毁营业部，搜查分馆人员。

1942年，成都分馆联合读书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搞了一次书刊大减价活动。特务借口出售“反动书刊”，查封了生活书店和其他几家进步书店以及《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最终，经周恩来亲笔写信向国民政府交涉后才启封。

成都分馆除以公开合法的形式开展报纸发行业务外，还在南方局的领导下为秘密传送文件、转移干部和党员做了很多工作。

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国共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悍然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2月28日，国民党查封《新华日报》重庆总馆，并限期总馆和分馆的工作人员全部撤离。成都分馆的同志坚持把最后运到成都的《新华日报》送到读者手中，分馆的大门才关闭。

为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实行专制独裁的罪行以及感谢各界人士和广大群众的支持，一张启 事贴在紧闭的大门上——《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查封了，分馆的同志们撤回了延安。但是《新华日报》的声音却永远留在成都，留在川西北人民心中。

坚持斗争

当年罗世文筹建《新华日报》成都推销组时，抽调了申同和、于忠、曹镛三人，但仍然不能满足工作需要。于是，他请邹风平想办法继续抽调人员。

邹风平与中共川北工委书记于江震取得联系，请他留意适合做报刊推销工作的人才。于江震得知刘湘释放了关押在重庆反省院的政治犯，其中一名叫杨绍轩的党员引起他的注意。

杨绍轩，原名杨明昌，四川新繁（今属成都市新都区）人。1928年10月，他在南充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杨绍轩。

1930年广汉起义失败后，党组织派杨绍轩到新都县联系党员，并在新繁县从事党的活动。1934年8月，杨绍轩被捕。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严刑审问，他始终没有承认自己的党员身份。在禁闭室中，他认识了同室的四川新都籍共产党员黄仁。黄仁曾任共青团新都县、成华县县委书记。1934年春，因叛徒出卖被捕。

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国民党逐渐释放政治犯。同年底，黄仁和杨绍轩获释。

《新华日报》创刊后不久，于江震找到了杨绍轩。他向邹风平报告工委关于杨绍轩的审查情况。邹风平代表中共川康特委恢复了杨绍轩的党籍，并同他谈了目前形势，建议他留在四川工作。杨绍轩同意邹风平的建议。中共川康特委便把他调到成都《新华日报》推销组。这时，杨绍轩改名杨继干，寓意要继续把革命干到底。

1938年4月上旬，杨继干来到成都，与《新华日报》推销组的三位同志见了面。此时，整个成都在武汉总馆只订了4份《新华日报》。4月中旬，推销组在罗世文和邹风平的领导下开始工作，《新华日报》的发行量增加到40多份。

4月下旬，推销组成立党支部，杨继干任支部书记，负责行政、事务工作。

1939年《新华日报》成都分馆成立后，杨继干负责人事、行政及翻印工作。同年夏天，黄仁随于江震离开南充，转移到成都。这年秋天，党组织派黄仁到成都《新华日报》分馆任营业部主任，与杨继干再次并肩战斗。

在中共川康特委领导下，黄仁和杨继干充分利用邓锡侯等四川地方实力派的关系，迅速打开《新华日报》在成都的发行局面。《新华日报》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成为共产党在国统区唯一的大报，受到四川各界人士的关注。由于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深入人心，成都上层人士几乎都订有《新华日报》。

最初，《新华日报》报纸由重庆总馆邮寄到成都分馆，再分送和邮寄到川西北各县。随着成都地区发行量迅速增长，为满足订户要求，《新华日报》总馆改用欧亚航空公司的航空班机运输报纸。后来，运输量越来越大，民航班机认为负担太重，拒绝运输。

为从根本上解决按需发行《新华日报》的问题，杨继干向罗世文和邹风平汇报了在成都当地印刷的意见。他们当即写信，让杨继干带信到重庆，向周恩来和董必武等汇报。

杨继干赶到重庆曾家岩50号，周恩来、董必武仔细询问了关于《新华日报》发行以及党在四川的情况，杨继干作了详细汇报。

第二天，周恩来、董必武找到总馆经理熊瑾玎，仔细研究了在成都翻印《新华日报》的事情。最后决定，由总馆排纸板，次日清早用航空飞机送往成都。周恩来还亲自同成都《华西日报》总编辑杨伯恺联系，安排在华西日报社翻印《新华日报》。

翻印问题解决后，杨继干负责每天到民航局取航空纸板，然后送到华西日报社翻印，迅速发行。成都市内的订户，最迟在晚上10点便能看到当天的《新华日报》。

在成都分馆营业部所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当年又在新繁、新都、彭县、邛崃、西昌、雅安、嘉定（乐山）、新津、灌县和成都附近的苏码头等地，建立了《新华日报》推销站，使报纸征订数量增加到了12000份。

新繁、新都的《新华日报》推销站，发行工作十分出色。当时新都征订了100多份，新繁征订了200多份。新繁推销站还到由成都搬迁到新繁龙藏寺的协进中学校内，公开发行《新华日报》，协进中学师生和员工踊跃征订，仅1939年就订了800份。

《新华日报》因此成为新都广大群众了解抗战前线全面情况和共产党主张的重要途径。新都党组织和进步团体也把《新华日报》作为抗日消息的主要来源，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广为宣传。

1939年冬，黄仁经邹风平批准，乘八路军军车到达延安，到中央党校学习。杨继干兼任《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营业部主任。

1940年3月14日“抢米事件”发生后，罗世文、邹风平、杨继干等被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列入黑名单。党组织得知消息后，通知他们立即转移隐蔽。

3月15日晚，罗世文、邹风平和杨继干在包家巷开了碰头会，研究转移问题。最后决定，第二天晚上10点钟在南门集合，转移隐蔽。

3月16日，杨继干印完最后一份《新华日报》后，离开了华西日报社。他按事先约定联系罗世文，却得知罗世文已被捕。

之后，杨继干在党组织的帮助下，回老家躲避追捕。1940年7月，他被调到南方局，曾担任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招待所所长。

深远影响

潘健萍曾经在《新华日报》成都分馆工作。他在《回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一文中写道，1939年成都分馆有10多名员工，洪希宗任经理，报纸发行量约有1000多份。

“抢米事件”后，成都分馆的工作遭受打击。1941年初，报纸发行量只有200多份，工作人员也只剩下申同和、李椿、彭代君和潘健萍4人。

成都市国家档案馆研究员姬勇说：“成都分馆也是《新华日报》牺牲最惨重的一个基层发行机构。”

成都市国家档案馆保存有一封公函，是1943年9月28日时任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写给成都市警察局的。公函内容显示，《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主任李椿于1943年9月4日下午6点20分，在陕西街、君平街路口遭到3名持枪者的绑架，至今未归，并要求成都市警察局查明原因，释放李椿。

《新华日报》在成都开设分馆的近9年时间内，国民党当局以各种理由破坏和阻挠该报的发行。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国民党当局不仅对《新华日报》作出“只准印，不准卖”的规定，阻遏该报在成都的发行，还不断伸出黑手，殴打逮捕报丁、报童，监视报社工作人员，甚至纠集流氓、特务，制造暴力事件，肆意捣毁报馆和报刊广告栏。

1943年2月25日，成都分馆的报丁徐强在半边桥街贴报时，遭到六七名身着黄呢中山服的男子殴打受伤，贴报被撕毁，剩余的报纸被抢走。潘健萍回忆，国民党曾以“抢米事件”为借口，公开枪杀进步刊物《时事新刊》编辑、中共党员朱亚凡，实际上矛头直指《新华日报》成都分馆。

《新华日报》之所以引来国民党当局的敌视，因为它是传播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斗争事迹的重要阵地，也是成都人民心中一盏耀眼的明灯。

受《新华日报》影响，祠堂街38号楼下和少城公园（今人民公园）两侧，店挨店，门对门，形成一条文化街。抗战时期，祠堂街坐拥成都70%的书店，各大报刊、文艺社团云集于此，四川电影院、四川美术协会也诞生于此。

笔者的父亲曾在这里买过许多书籍，如巴金的《家》《春》《秋》，托尔斯泰的《安娜·卡

列尼娜》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他说，这条街过去很热闹，有文化的学生都爱来。街上有10多家进步书店，在三联书店、生活书店、北新书店内也不乏共产党员，他们在读者中秘密传播进步思想，这就引起国民党的严密审查和搜查。但是进步书籍经过千山万水辗转运到成都，一到货就被抢购一空。

在国民党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中，先后有包括罗世文、车耀先在内的20多位共产党员在这里被捕。因此，这条文化街在当时又有“革命街”的美誉。

如今祠堂街还在，当年的印迹依稀可见。祠堂街38号小楼门前，镌刻的“新华日报旧址”几个大字，向人们讲述着它的前世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