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平汉

80年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敌后抗战的同时，开展了一场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整风运动。

延安干部教育中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

遵义会议之后，党在政治上、军事上纠正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但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对这种错误没来得及进行思想认识上的彻底清理。因而，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初，党内有人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照搬他国共产党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经验，对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认识不够。

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在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时，明确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这说明教条主义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此外，党风上的宗派主义、文风上的党八股等不良作风，在党内一些人身上仍然存在。

全民族抗战爆发时，全国党员约4万人，偌大的华北地区，尽管党组织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只有5000余名党员。随着大片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日益扩大，党的组织力量和党员数量严重落后于形势的发展。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强调“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随后，各级党组织大力开展党员发展工作。到1939年，仅冀中全区党员就发展到9万多人，全国党员发展到50万人。到1940年7月，全国党员更是发展到80万人。这些新党员革命积极性很高，但大都出身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有些人身上还存在非无产阶级思想，容易受到党内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影响。如何整顿党的作风，把党锻造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抗战大环境中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就成为党亟待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

党的建设离不开党内教育。在1938年9月至11月初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不但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特别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向全党发出开展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的号召，认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1939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开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担负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新中国的任务，需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这样就需要有大批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他号召各级干部发挥“挤”与“钻”的精神，想法子“挤”出时间来看书，如木匠钻木头一样地“钻”进去，把理论问题搞懂。

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的领导与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

3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规定凡环境许可的地方，可依类编成学习小组并每月开会讨论两次。该指示还决定将每年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定为学习节，总结每年的经验并进行奖励。

中共中央的这些措施，初步建立和健全了干部理论学习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这两年的学习运动也有缺点，主要是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很不满意。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不但对“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提出了严厉批评，而且对干部教育中的教条主义表示强烈不满。

他说：“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子弟。在延安学了，到富县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因此，有必要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进行彻底的改造。

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十分重要。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共识，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虽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一时唬倒不少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根本行不通。因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比较松散的、遇事协商谈判式的，并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陕甘宁边区也是国民政府之下的特区，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政治上的引导而非组织上的掌握。

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毛泽东已经明确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提出了批评，加之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自然无法同毛泽东比拟。到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之时，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已经完全巩固。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虽然风光不再，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仍然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王明在莫斯科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说会写，发表的一些文章颇有理论色彩，在延安的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这样的人。

1938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频繁地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王明不但能背诵许多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而且颇有口才，“当时他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人听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有一套”。

1940年3月，王明将1930年写的、集中反映他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随着王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毛泽东强调要解决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改称《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重点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

他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也不能的。因为马列主义是马恩列斯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它，但是没有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特殊的理论，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

他指出，“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列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读马列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在毛泽东看来，王明这些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虽然言必称马列，写文章动辄引经据典，但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结果理论不能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们掌握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党内相当多的人却没有认识到危害性，仍把他们看成是理论权威。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必须认识到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作风。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克服各种不良作风。

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并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随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学习，整风运动在高级干部中率先开展。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全党整风就此开始。

延安整风运动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随后，整风运动在各个根据地广泛开展。

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真正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在全党完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整风运动开创了通过整风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党内教育，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