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迎
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位于红岩村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是党中央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
在国统区险恶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工作环境中，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特别重视党员干部教育工作，红岩村的学习氛围一直很浓厚。周恩来、董必武等在繁忙工作之余 ，不忘以身作则，指导同志们的政治理论学习，号召大家要勤奋读书、学习写作，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以应对复杂的斗争形势。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南方局的党员干部学习教育卓有成效，从而激励了党员斗志，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受益匪浅的读书和讲学
在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二楼，有个图书室。室内墙壁上用艺术字体写着“太忙就挤，不懂就钻”。这句话，源于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一段论述，他主张读书学习没有时间就“挤”，看不懂就“钻”。周恩来常用它来激发同志们的学习热情。
周恩来对图书室的建设非常重视。他不但会来这里读书，还在这里和青年同志一起讨论读书体会。重庆只要出版了中外名著，周恩来就让南方局文化组的同志马上去买。虽然南方局的工作经费并不宽裕，但买书时总能挤出钱来。
周恩来要求大家在任何艰难情况下都要坚持学习，工作越是紧张越是要抓紧学习。早年负笈东瀛、旅居欧洲的周恩来本已通晓日、英、法、德等多国语言，但仍然拜南方局外事组的龚澎为师，继续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每天早晨，红岩村的松树旁必有董必武朗读英语的身影。在他们的带动下，红岩村人人自奋，个个刻苦，学习蔚然成风。
红岩村有的同志十几岁就投身革命，文化程度不高。这些同志读书，特别是读理论著作，当然会感到吃力。因此，在学习《联共党史》时，周恩来便亲自作辅导报告。他还给大家作政治经济学方面的报告，讲解《资本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著作中的学术问题。
除了学习理论，红岩村的同志还阅读文艺作品。大家常到图书室借阅拜伦、雪莱、屠格涅夫、莱蒙托夫、普希金、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等外国作家的名著，也争相阅读和讨论《水浒传》《三国演义》《西厢记》《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名著。
一些学有专长的同志，如华岗、张友渔、许涤新、徐冰等，都是有重要著述的学问家，他们每隔一两周就在红岩村开一次学术讲座。同时，郭沫若、翦伯赞、夏衍、阳翰笙等名家也到红岩村作学术性演讲。讲座内容丰富多彩，红岩村成了“红岩大学”，同志们受益匪浅。
曾在红岩村工作的何启君回忆：“在我自十八岁起就不当学生了，而投身于革命队伍，我就在这革命队伍中学理论、学文化，学各种知识。我认为，在红岩的三年，乃是我的大学阶段。抗战前，我是高中肄业，后来上过‘抗大’，还在‘抗大’当过‘文化教员’，但我攀登政治、文化知识的更高之处，是在这一阶段。我以为，我实际上受过大学教育，那就是在红岩大学。”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南方局面临的斗争形势更加严峻。这期间，周恩来等以坚定的立场给国民党顽固派以有力反击，同时教育红岩村全体同志要保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要努力活跃机关生活。于是，红岩村一楼的救亡室成了组织机关文体活动的地方。
1941年到1942年，红岩村救亡室的主任是荣高棠，副主任是何启君。救亡室设有七八个委员，负责组织戏剧、歌咏、体育活动，还设有学习委员，主管工农出身的机关人员的文化学习。救亡室里办有墙报，一些有纪念意义的照片和大家的即兴诗作，都会出现在墙报上。
1942年2月，全党整风拉开帷幕。6月8日，南方局按照党中央要求，成立了由周恩来、董必武负责的学习委员会。南方局结合国统区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分批调集所辖各地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回红岩村参加整风学习。根据政治水平和文化程度分为高、中、普通三个小组，并按照学风、党风、文风的顺序，系统地学习整风文件。
南方局领导的整风学习和审干工作，坚持实事求是，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党员，不仅使人心情舒畅，而且使许多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得到很大提高，作风上有了很大改进。
一举两得的写文章活动
在浓厚的理论与文化学习氛围中，周恩来倡导红岩村的同志都来写文章。这不仅可以提高机关同志的政治觉悟和写作水平，还可以给《新华日报》等提供可靠的稿源，可谓一举两得。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孔原等同志带头撰写文章。他们的文章经常发表在《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上。南方局情报系统人员陈于彤的儿子在回忆文章里记述：“有一天晚上，周恩来找父亲到他办公室去谈话，谈到了半夜两三点。周恩来便让父亲先回去休息，以后再约时间谈。他说自己还要赶写一篇第二天要见报的社论。父亲回到房间倒头就睡，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了。他起来看见桌上有份当天的《新华日报》，头版上正是他睡觉时周恩来连夜赶写的题为《论军事第一》的长篇社论。父亲看着报纸，一股崇敬之情从心中油然升起。”
从1938年12月至1946年6月，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章多达37篇，在《群众》周刊等刊物上发表各类文章13篇。至于他亲笔修改过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
南方局的青年干部也积极响应号召，写一些时事评论。
青年组的刘光、朱语今负责编辑《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刊，他们经常写一些讨论青年修养的文章，遵照“勤业、勤学、勤交友”要求，团结教育广大青年。朱语今的文章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既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又宣传党对抗日形势和任务的分析以及抗日的方针政策，动员大后方青年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在当时很受欢迎。
妇女组的张晓梅、卢瑾等同志，常写一些妇女生活类的文章，介绍国内外妇女运动的动态，提高女性的理论水平和政治觉悟。
宋平、陈舜瑶、于江震、龙潜、王汶、方卓芬、蒋金涛、罗清等，都是写文章活动中的活跃者。
为帮助水平有限的同志写文章，陈舜瑶、李白蕾等给他们修改稿件，稿件改好后，鼓励他们在壁报上发表。这样一来，大家的学习劲头更足。事务工作人员李文学积极性高，经常写各种文章发在壁报上，受到大家的夸奖。在李文学带动下，警卫班的红军老战士也一边学习、一边写作。那时的红岩村，几乎人人都在写文章。
意义深远的剧评创作
抗战期间，重庆文化界活跃着一批进步人士。郭沫若、曹禺、夏衍、刘沧浪、吴祖光、郑君里等的剧作，曾在重庆舞台上引起巨大反响。
为在话剧界广交朋友，引领话剧工作者走向进步，周恩来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首先当然要多看戏。周恩来和文化组的几位同志，如张颖、陈舜瑶等都是重庆国泰戏院、抗建堂等剧场的常客。
1941年10月26日，曹禺的名作《北京人》在重庆抗建礼堂首次公演。演出轰动山城，接连演了三四十场。
首演成功后，周恩来立即安排《新华日报》记者去了解戏剧界各方人士的意见，让文化组组长徐冰组织南方局的同志去看戏，他也于百忙之中挤时间一遍遍地观看，然后组织大家讨论。周恩来肯定《北京人》是一个好剧，并安排张颖执笔，徐冰修改，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署名茜萍的评论文章《关于〈北京人〉》。文章说：“《北京人》写封建家庭的没落，老姑娘在死气沉沉中出走，这样的故事，说明封建社会必然没落，老少两代走向光明，走向解放区，歌颂光明，是我们抗日所追求的，怎么与抗战无关呢？!”文章着重肯定了《北京人》的社会意义：“抗战期间固然应该多写活生生的英勇战绩和抗战人物，但也不妨写些暴露旧社会黑暗面的剧本，去惊醒那些被旧社会的桎梏束缚得喘不过气来的人们，助之走向太阳，走向光明，走向新的生活。”
据记载，周恩来看过《风雪夜归人》七次，看过《法西斯细菌》三次，《屈原》等剧作也不止看了一次。
皖南事变后，郭沫若怀着强烈的愤怒，写成历史话剧《棠棣之花》，借以引古喻今。周恩来找来剧作家石凌鹤，语重心长地说：“郭先生的剧一定要搞好。”让他带头将剧排出来。石凌鹤接受了任务，号召党员参加排练，并聘请孩子剧团的著名演员孙坚白、颜良昆等人参演。在周恩来的帮助下，《棠棣之花》顺利上演，观众反映良好。
在白色恐怖笼罩的重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分裂行径的现实题材剧本，为时局所不容，中共的许多活动被迫停止。《棠棣之花》首先打破了重庆剧场的沉寂。根据现实斗争的需要，剧本突出了“联合起来，抗暴秦，反对妥协投降”的思想，迂回曲折地抨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制造分裂的阴谋罪行。自此，郭沫若创作激情高涨，不到一年半时间又写出了《屈原》《孔雀胆》《虎符》《高渐离》《南冠草》等历史剧。
当时红岩村写文章活动的一个重点，就是为这些进步戏剧写剧评。《新华日报》以整版副刊开辟《棠棣之花》剧评专栏。周恩来不仅组织文化组写剧评，还亲自修改文章，阐发历史剧在现实中的意义和作用。周恩来指出：“今天全世界正处在光明与黑暗的决战中，中国也正处在自由与奴隶的搏斗中。”“用正确的历史眼光，抉择历史上壮烈英勇的故事，用适当的形式表现出来，使人们由于对民族历史、民族英雄的怀慕，而提高了民族的自尊心、自信心，激发了民族的热情和正气，这正是今天文艺界努力的方向之一。”
文化组的张颖、张剑虹都写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等剧目的剧评。张剑虹回忆：“我曾为郭沫若同志的《虎符》、夏衍同志的《法西斯细菌》等剧作写过介绍文章。周恩来同志教导我们，在《新华日报》上写文章必须有党的政策观点，当我写的第一篇国际问题的评论《土耳其往哪里去？》在1942年2月某日的《新华日报》刊登时，周恩来同志当晚把我叫到他在红岩的办公桌前，对我进行了政策上的考核。他指出，我写的和口头回答他的原则都是对的，但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阐明道理不够，因此就不能有很好的说服力，文章的宣传效果也是有限的，我把他的话牢记在心中，他对我的教育是终身的。”张剑虹在文化组工作期间，“总共发表了17篇文章，内容都是围绕着抗战团结进步民主等意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红岩村工作过的同志大都成了党政系统的骨干，在各自工作岗位上表现突出。宋平曾经总结道：“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党的建设，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统一战线，从基层到上层；文化战线工作，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确实非常宝贵。”
编辑/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