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茂 赵恒兴

遵义会议后，中革军委根据蒋介石围追红军的新部署以及刘伯承、聂荣臻在遵义会议上提出的“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建议”，调整了原定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计划，于1935年1月20日下达《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做出由黔北地区经川南渡江入川并争取赤化四川的决定。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开启了在四川的征程。

四川是红军长征历经时间最久、走过路程最长、经过地域最广、经历重要战役最多的省份。这一时期，刘伯承以红军总参谋长身份随军征战。

如果说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成为红军在长征中变被动为主动、转危为安、不断走向胜利的重要保证，那么，刘伯承则是创造性地执行正确路线，保证党中央、军委战略谋划得以成功实施的典范。

斩关夺隘，抢险飞渡

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兵临贵阳、威逼昆明，为红军从金沙江北渡入川创造了条件。1935年4月底，中革军委发出速渡金沙江的指示。5月2日，朱德作出在龙街、皎平渡和洪门渡三处渡江部署。按照命令，刘伯承率干部团一个营和工兵营29分队须在4日上午抢占皎平渡并架桥，同时侦察上游各渡河点，负责与洪门渡下游各渡河点的联络。

受命后，刘伯承立即来到干部团，与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研究作战方案。为争取时间，刘伯承根据智取遵义城的经验，带领先遣队穿上国民党军队服装向江边疾进，嘱咐部队如遇到民团等一概不与其纠缠，回复“执行封锁渡口任务”即可。

5月3日，先遣队顺利解决了守在皎平渡两岸的民团，控制了渡口和两条船，为红军渡江抢占了先机。刘伯承针对水深江宽、难以架桥的情况，果断决定放弃架桥，设立渡河指挥部，指挥部队用船渡江。在当地船民的帮助下，又找来四只大船和35名船工，大大加快了渡江进度。

刘伯承兴奋地电告军委：皎平渡每日夜能渡1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即可渡完。由于原定在龙街和洪门渡的渡江并不顺利，大队人马滞留江岸，整个金沙江唯有皎平渡一处可以安全渡江，军委遂决定全军由皎平渡渡江。

刘伯承一边冷静指挥和调度部队渡江，一边派出一个营翻山30里抢占通安镇，消除敌军对皎平渡的威胁。从5月3日至9日晚，经过七天七夜的艰苦奋战，中央红军顺利渡过金沙江。5月16日，国民党军赶到金沙江边，红军却早已远走高飞。

巧渡金沙江是刘伯承亲自指挥的一次重要军事行动，使红军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的主动权。聂荣臻评价，强渡金沙江“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胜利”，渡过金沙江之后，红军才真正甩掉了长征以来一直尾追的蒋介石军队。

随后，刘伯承在会理会议上被任命为先遣队司令。他率先遣队经冕宁通过彝区，飞速向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蒋介石断言红军将成为“石达开第二”。身为先遣队司令，刘伯承肩负重任。当得知安顺场守敌不多、渡河条件最好，刘伯承作出先遣部队直奔安顺场的决定。

5月24日，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夜袭安顺场，缴获船只一艘。5月25日，刘伯承亲自指挥突击队17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一举打垮对岸守军，占领渡口。

接着，大部队开始分批渡河。仅有的这艘船一次可载渡40人。照此速度，全军渡河需要月余。工兵连多次尝试架桥，因大渡河水流湍急而失败。此时，国民党追兵已分别抵达西昌以北地区和峨边以西的金口河，距离安顺场仅有几天行程，形势十分紧迫。

在向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报告抢渡和架桥的情况后，刘伯承建议，分兵一部沿大渡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经研究决定，组成左、右两路纵队分兵而上，两面夹击夺取泸定桥。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渡河，沿大渡河右岸前进，消灭了增援泸定的两个旅，为左纵队夺取泸定桥创造了有利条件。

5月29日，左纵队一举夺下泸定桥，6月2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成功粉碎了蒋介石的幻想，极大地振奋了红军指战员夺取长征胜利的信心和决心。

联系川军故旧，

与小叶丹歃血为盟

作为先遣队司令，刘伯承不辱使命。他灵活贯彻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民族政策，为红军开辟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许剑霜时任川康边防军第16旅旅长，泸顺起义时是刘伯承麾下团长。1935年5月16日，红军进抵德昌，刘伯承亲笔致信许剑霜，追述往昔战斗情谊、晓以抗日大义，促其勿与红军为敌而令蒋介石坐收渔翁之利。许剑霜阅信后，联系西昌川康边防司令刘元璋，提出主动给红军让路。

当天，许剑霜在丰战营、八斗冲一带略示抵抗后主动后撤，为红军让开了前进之路。红军于17日占领德昌。后来，许剑霜几经辗转，投奔到抗日队伍中。

途经四川期间，刘伯承还曾给驻守川北的军阀孙德超、四川“彝务指挥官”邓秀廷等写信，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指明日本帝国主义才是当前大敌，红军只是借道北上抗日，并非要占领彝区，呼吁仁人志士不应同室操戈。

刘伯承发挥他在川军中的影响力，充分利用蒋介石同四川军阀间的矛盾，分化敌人营垒，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红军顺利转移发挥了重要作用。

5月20日，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先遣部队到达冕宁县泸沽镇。从泸沽到大渡河有两条路线。根据情报，刘伯承发现从西昌至富林的路线已被敌军作为防守重点。如从富林渡河，将遇到敌军主力，不易成功。遂向军委建议改变行军路线，走另一条经由冕宁、安顺场渡河的路线。但走这条路线，须穿越大凉山彝族地区。长期以来，国民党的民族压迫政策导致彝族民众对汉人有严重的猜忌和敌视，要顺利通过彝族地区，必须做好彝族群众的工作。

出发前，刘伯承要求先遣队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广泛宣传朱德安定彝民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地区。没有他和聂荣臻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5月21日，刘伯承、聂荣臻率先遣队到达冕宁县大桥镇，经过宣传党的民族政策，联系上当地的罗洪、沽基等族，了解到彝民与国民党的矛盾。刘伯承决定团结和争取彝民武装随军行动，并致电军委“此地带夷民工作十分重，望以大力进行”。

次日，先遣队由大桥镇出发去彝海。途中遭遇倮伍、沽基族武装的包围和罗洪族武装的尾截、侧击。先遣队收缩队伍布置阵地，分头喊话、宣传交涉，历时五个小时。在宣传多时无效的情况下，先遣队果断击溃罗洪族的奴隶主武装，随后继续对彝民武装进行宣传和争取。红军与国民党军截然不同的表现和友好的行为，争取到了沽基族首领小叶丹的支持和倮伍族的中立。

刘伯承亲切、真挚、坦诚的交谈，也赢得了小叶丹的信任。按照彝族习俗，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家海子边歃血为盟，为红军顺利通过彝区奠定了良好基础。

拥护党中央北上决策，

抵制张国焘分裂活动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在夹金山北麓胜利会师。6月25日，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刘伯承等，在两河口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会面。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两河口会议，刘伯承以红军总参谋长的身份列席。

两军会师后，红军力量大大增强。两河口会议确定北上方针，为长征指明了方向，但是张国焘日益膨胀的政治野心却为革命的前途蒙上阴霾。为了加强会师之后两军的团结、共同北上，中共中央及军委决定将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北上，刘伯承、朱德与张国焘一起随左路军行动。张国焘一开始借口噶曲河水上涨无法通过，拖延北上，后又置党中央命令于不顾，公然南下，分裂党和红军。

9月中旬，张国焘在阿坝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公开批评党中央和北上决策，鼓吹南下。在张国焘蛊惑之下，红四方面军部分人受蒙蔽而围攻朱德、刘伯承，逼其表态。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党中央的北上决策是正确的，我是一名党员，必须服从中央的决定。刘伯承大义凛然地表态：我是同意北上的，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是正确、南下是要碰钉子的，会遇到很大的阻力，最后还是要北上。

10月5日，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朱德、刘伯承态度鲜明地反对，呼吁党和红军要团结。刘伯承向张国焘严正指出：“分裂是错误的，不得人心！”张国焘对刘伯承怀恨在心，不久借故免去了刘伯承总参谋长之职，调任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刘伯承利用校长之职，向红四方面军干部宣传北上抗日主张的正确性，用中央红军北上开创了新局面与红四方面军南下接连遭遇重大挫折损失的事实作对比，耐心说服教育，使许多干部逐渐醒悟过来，为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赢得支持。

刘伯承十分注重红军内部的团结。在即将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之际，刘伯承抓住一切机会教育红四方面军干部战士，不要犯之前与红一方面军不团结的毛病，要与红二、红六军团共同北上。他提议每位同志向红二、红六军团的人赠送一件纪念品，如亲手织的毛衣、毛裤、毛袜等。刘伯承亲自带头，将织好的纪念品送给红二、红六军团战士，加强了红军的内部团结。

1936年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随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32军根据中央指示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朱德、刘伯承、贺龙、任弼时等与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同意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做出重要贡献。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