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农历春节，是中华民族阖家团聚的重要传统节日，承载着亿万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和真诚期盼。在烽火连天的岁月中，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即使在春节，周恩来依然在忘我工作，奋斗不息。
1937年春节：坚守西安，初步达成合作抗日目标
1936年12月12日，为逼迫蒋介石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实行“兵谏”，扣留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派周恩来帮助张、杨解决西安事变。12月17日，周恩来一行到达西安，于一周内促成各方达成协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国内统一战线局面由此初步形成，国共两党就合作抗日开始准备谈判。
但意外随即出现，形势骤转直下。12月25日，张学良在未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扣押监禁。蒋介石又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五路大军37个师逼近，并提出甲、乙两种解决方案，企图以军事压迫和政治分化，让西安各方屈服。
因张学良被扣，东北军内部陷入分裂混乱中，并愈演愈烈。最终，主和派将领王以哲于1937年2月2日被主战的少壮派军官枪杀。杨虎城和第十七路军独木难支，难以控制全局。西安一时人心惶惶，各种流言甚嚣尘上，甚至谣传少壮派的枪杀行动是受周恩来和共产党指使。
面对叵测险境，周恩来忧心如焚。当天，他不顾个人安危，亲赴王以哲家吊唁，以消除东北军对共产党的误解。随后积极奔走各方，避免东北军陷入内战。警卫员龙飞虎曾回忆：“这一阶段，风云变幻莫测，心怀各种想法的人都在盘算着未来。周副主席的工作更加繁忙，每天睡眠不足4小时。我眼见他迎来送往，奔走游说，以致嗓子都哑了。”童小鹏也记得，“这几天，是周恩来在西安事变期间最紧张、最困难、也最危险的日子。他十分忙碌，经常夜以继日又一丝不苟地工作。要和杨虎城及东北军高级将领商谈如何对付复杂局面，要做少壮派的工作，既着眼当前，又展望未来，考虑如何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是舌敝唇焦，朝思夕虑。他的眼睛熬红了，鼻子常出血，十分疲劳时，就和衣在床上躺一会儿，连皮鞋也不脱”。
二二事件后，西安城陷入动荡，各方前路未明。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于2月3日安排博古、叶剑英、李克农等大部分中共谈判人员撤回三原红军驻地，自己则坚守西安，力挽危局。
周恩来的胆识和远见为全国人民所瞩目和敬佩，也使得蒋介石和国民党不敢轻易撕毁之前的协议。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一个师和平开进西安。9日，顾祝同和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先后进入西安。当天，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人员正式从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1号，成立红军联络处。
随后，周恩来担负起国共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2月10日，农历除夕，周恩来同张冲、顾祝同进行了初步接触。2月11日，大年初一，周恩来同张冲、顾祝同就红军改编、红军根据地等问题进行正式谈判。此后，又经过2月12日、2月26日、2月27日和3月份的几次会谈，国共两党意见大体趋于一致，最终达成合作共同抗日的目标。
1939年春节：远赴皖南，视察新四军军部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开启，周恩来承担的任务更加繁重。
1939年春节前后，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在新四军军长叶挺陪同下，远赴皖南视察新四军工作和东南前线战场。
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已于1939年1月在重庆秘密成立，全面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地区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华南、西南地区的抗日武装斗争。
赴皖南之前，周恩来等先去了广西。2月15日，陈诚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名义，特地赶来为周恩来和叶挺送行。2月16日，周恩来一行乘飞机抵达桂林。未得片刻休息，周恩来就应邀出席白崇禧主持的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成立周年纪念会，并作题为《军训工作之重要》的即席讲话。当晚，他又赶往市郊路莫村八路军桂林办事处驻地，给办事处工作人员和文化界党员共200多人作长达三小时的政治报告，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号召党员肩负抗战使命，树立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抗战必胜的信心。
周恩来还与秘密住在桂林八办的越南革命领袖胡志明会面交谈，并嘱咐办事处的同志要好好照顾他。第二天，他又连续听取办事处李克农、曹瑛和新安旅行团负责人汇报相关工作等。
2月18日是农历除夕，周恩来不顾旅途艰辛，在副官邱南章、警卫员刘九洲护送下，踏上奔江西、赴皖南云岭的征程。
邱南章回忆：“这一天正是旧历大年除夕，我们跟周恩来等同志在火车上度过的。”在路上，邱南章还问周恩来是否在吉安过年。周恩来回答，那里也不能久留啊。
火车经长沙、株洲，到江西樟树停车。2月19日，大年初一清晨，行色匆匆的周恩来现身吉安，住在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安排的招待所里。双方会面后交谈了抗战情况和国共两党关系。当天，周恩来还秘密会见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曾山等，对江西地下党工作作了相关指示。
21日，周恩来一行马不停蹄地赶到上饶，受到驻扎此地的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殷勤接待，并谈论了国共两党两军应坚持团结合作、协同作战，共同抵御外侮等问题。周恩来提出要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顾祝同马上告知路线，并通知沿途各站派兵护送。
当时从上饶到云岭没有公路，只能徒步。经过长途跋涉，周恩来一行于23日赶到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军部，并在此花了20天时间，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擘画新四军发展大计。
1941年春节：奋战重庆，向延安发出新春贺电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皖南事变，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大部壮烈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等被杀害。
1月7日，身在重庆的周恩来获知新四军被包围袭击的消息后异常愤怒，立刻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强烈抗议。1月11日，周恩来在虎头岩参加《新华日报》创刊三周年庆祝晚会时，再次收到有关事变的急电，当即在会上沉痛宣布皖南事变发生，并指出“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
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把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点，使国共合作陷入破裂边缘，中国抗战面临极其严重的危机。
得知消息，周恩来义愤填膺，给何应钦打电话怒斥：“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次日凌晨，周恩来将满腔悲愤凝于笔端，挥笔写下了著名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新华日报》连夜刊印，天亮前发往全城，使事变真相大白于天下。
此时，重庆时局急转直下，白色恐怖达到高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四次致电周恩来和南方局，指出皖南事变证明国民党准备与中共破裂，各办事处已失去存在的可能与意义，只有和蒋介石对立一途，没有别的路走。党中央要求周恩来等人马上离开重庆，从18日的“立即设法借故离渝返延”，到20日的“最短时间离渝”，再到25日的“迅即回延”，口气越来越急迫。
周恩来一向组织纪律性强。然而在此严峻时刻，他并没有简单地表示服从中央决定，而是召开南方局紧急会议，商讨去留问题。经过仔细分析，大家认为时局的发展仍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二是国民党尚有顾虑，还不敢贸然全面反共，国共仍维持抗日合作关系。从周恩来等在数日奔走中所掌握的情况看，第二种局面还是有可能出现的。最后，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周恩来坚决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
1月27日，正值农历春节，周恩来率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向延安发去一封新春贺电：
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转全体同志们：
处在政治环境极端严重和尖锐的重庆，镇静和热烈地向你们祝贺三十年的旧历元旦。向你们保证：无论在任何恶劣的情况之下，我们仍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守我们的岗位，为党的任务奋斗到最后一口气。
重庆办事处全体工作人员廿九年除夕感
这封简短的贺电，深刻诠释了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人员坚如磐石的理想信念。
1月29日，大年初三，毛泽东、朱德回电鼓励：
办事处全体工作同志钧鉴：
感电悉，甚慰。望努力奋斗，光明就在前面，黑暗总会灭亡。全国全世界人民都是援助我们的。
毛泽东 朱德
1941年春节期间，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皖南事变后的险恶日子里，始终坚持在斗争第一线，并参与中共中央的各项重大决策，展示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一次又一次的进攻，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
1946年春节：红岩村会餐、合影、大联欢
1946年的春节是2月2日，这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媒体报道称，当天“陪都各界欢泰情状，实为民国二十六年政府迁至此间以来所罕见”。
此时，按重庆谈判的相关协议，1946年1月10日至31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刚刚闭幕。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下，大会通过决议，要求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道路虽然坎坷，但光明就在前方。此时的红岩村也难得有了春节的氛围。龙飞虎回忆：
东面西面，前面后面，四面八方传来了断断续续的爆竹声，旧历新年到了。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的胜利闭幕，迎接新年的到来，在年三十（即2月1日）晚上，我们举行了会餐。首长们和我们重庆办事处的同志欢聚一堂吃“断年酒”。周副主席亲自下厨房做菜，他会烧许多味美可口的菜肴，红烧狮子头是他的拿手好菜。一大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红烧狮子头端了上来，周副主席招呼大家：“来，尝尝味道怎样？好多年没有烧，怕不行了。”同志们一边吃一边称赞：“蛮好，周副主席真不愧是下江人，这菜是道地的江苏味。”有的说：“真是见物生情，吃了这菜，又使我想起当年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情景来。”我们边吃边谈，有说有笑，非常愉快。
会餐之后，红岩村还举办了简单而温馨的文娱晚会，周恩来、董必武、博古等都参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当天，周恩来还特邀迁址红岩村的育才学校师生，到办事处礼堂一起开联欢会。表演结束后，周恩来发表讲话，充分肯定陶行知在人民教育事业上的巨大贡献和育才学校的办学方向，鼓励同学们“努力向人民学习，为大众谋福利”，指出“现在还只有一个育才学校，等新中国成立后，要办很多很多像育才一样的学校，让全国的孩子都能受到好的教育”，并问孩子们：“我们现在正在同国民党谈判，准备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我们准备提议，由你们的校长陶行知先生担任教育部长，你们赞成不赞成呀？”话音刚落，礼堂内就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第二天，红岩村、曾家岩、虎头岩、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民生路208号《新华日报》营业部的工作人员齐集红岩村，与周恩来、董必武等一起庆祝春节。大家说说笑笑，最后来到黄葛树下，由童小鹏拍照留念。合影后，大家围坐在一起，动手包饺子、做年饭，互赠自制的贺年片，举杯祝福，品酒饮茶。
南方局机要电台人员程浩的女儿程立申回忆，晚上大家围坐在大礼堂，周恩来招呼程浩：“你是延安草鞋舞会小乐队的，你组织伴奏唱歌。”程浩和几位年轻人又拉胡又唱歌，欢声笑语，周恩来非常高兴，即兴跳起舞来。欢乐的气氛让大家忘却了敌人仍在虎视眈眈，架着机关枪监视红岩村。大家开玩笑说：“这回咱们可以放心地过年了，国民党正规军给咱们站岗呢！”
1946年的春节，周恩来带领红岩人用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笑对艰难险阻、克服重重困难，在红岩荒谷中谱写了一曲充满欢乐的生命乐章。
1948年春节：鸿雁传书，遥祝邓颖超“年好！”
1947年，蒋介石对解放区的攻势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自然成为其首选目标。为有效应对战局，中共中央决定一分为三。其中，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等所在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邓颖超则随中直属家属队于1947年3月撤离延安，协助统筹后方工作。
毛泽东和周恩来等率领队伍在陕北高原的沟沟岔岔中辗转，一边牵制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一边指挥人民解放战争的战略行动。邓颖超则深入农村，参加土改工作。1947年12月，邓颖超到达河北阜平县细沟村。12月31日，她给周恩来写信，讲述自己在土改工作中的实践心得，并提出一些工作疑问。信中还有如下字句：
鸾：
现在正是一九四七年的岁末——除夕之夜，明晨就要进入一九四八年的岁首——新年元旦。抗战以来，整十个年头，有九次我们都是在一起度过新年的。今年的过年，你在西北，我在华北，除了相互的遥望默念外，你那儿过年的情景大概和往年差不多，而我呢，却与往年大不同……
夜已深，冬季的寒风正在怒吼，冲淡着寂静，鼓励着人们前进的勇气。
用热情和默念祝你除夕快乐、新年健康！
小超
接到信时，周恩来已到达杨家沟。他一方面参加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另一方面根据中央新时期的行动纲领，积极配合毛泽东进行细致认真的作战部署，可谓千头万绪、诸事在身，回信自然是一拖再拖。正如周恩来后来回信解释，“自从去年八月十五日下修书以后，一搁至今，未再执笔。你怪我好，骂我也好，我实在是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月后，周恩来终于两次抽空给邓颖超回信。其中一次是在1948年2月2日夜（农历腊月二十三 ，北方小年夜）。2月9日除夕，周恩来在窑洞里夜不能寐，认为前一封信“所言未尽，率性今夕再续谈一番”，于是在灯下续写一封长信。信中，周恩来用很大的篇幅帮助邓颖超准确理解党的土改政策和实际工作中的解决思路，同时字里行间流露出殷殷思念之情：
超：
今天是阴历除夕，想起农村习俗，不知你在哪家大娘或大嫂家吃饺子，引起我馋涎欲滴……我一切都好，望勿念。年好！
来
二月九日 夜
由于革命工作的忙碌，周恩来和邓颖超的通信内容都很短。但1948年春节前后的这三封通信长达5000多字，信中无法抑制的感情交流让人为之叹赏，最后年关时节的一句“年好”问候，又让多少人称羡。
借助鸿雁传书中的“爱情絮语”，这对革命伴侣在相互支持、相互遥祝中度过了一个简单而又充实的春节。
编辑/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