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乐

翻阅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笔者发现新华日报馆与嘉乐纸厂往来信函一束。

联想到新华报人常提及“嘉乐纸”，又在报馆出版物中偶见“嘉乐纸本”字样，遂查证史料，整理成文，再现报馆与纸厂间的点滴往事。

“嘉乐君子”李劼人

嘉乐纸厂为文学家、翻译家李劼人创办。

李劼人1891年生于四川成都，著有《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三部著名长篇小说。1924年留法归国，任《川报》主笔，后因嘲讽时政，被杨森所拘。经友人卢作孚多方游说，李劼人获释。此后，李劼人决定不依附于军人、官吏，转而走向实业救国的道路。

当时，四川印刷用纸依赖进口。为解决纸张匮乏的问题，李劼人决定自办纸厂。他找来刚从法国格勒诺布尔造纸专门学校毕业的王怀仲帮忙，约请本地实业家、华兴丝厂老板陈宛溪出资。乐山蜀新碱厂因经营不善，自愿并入，纸厂就在蜀新碱厂旧址上创建。李劼人根据《诗经》中“嘉乐君子”一句，取名嘉乐纸厂。

纸厂于1927年正式运营，起初因机器老旧、技术落后，产品质量不佳，惨淡经营。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军封锁交通，进口纸张断绝，内迁纸厂复工困难，嘉乐纸厂成为大后方唯一的机器造纸厂。随着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成为文化中心，纸张需求量倍增，嘉乐纸厂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1938年，李劼人将纸厂迁到成都，在重庆、乐山两地设分公司。嘉乐纸厂得到政府注资帮扶，设备更新，产量进一步提升。据1942年《抗战时期四川的造纸工业》记载，嘉乐纸厂有杨克式造纸机一部。战前因办理欠善及洋纸竞销，时作时辍。抗战后，该厂经政府（经

济部工矿调整处）贷款，先后向永利及顺昌铁工厂订制圆网机2部。原料以稻草及废纸为大宗。资本6万元，产出新闻纸。1938年产纸14700令（1令纸为787×1092毫米的全开纸500张），1939年产纸14781令，1940年16319令，1942年20639令。

产量大、价格低的嘉乐纸厂及时满足了战时纸张需要，为大后方政府机关、军队、学校

及报馆提供了大量纸张。1940年二三月间，故宫文物南迁至乐山时，因整理文物需要，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工作人员购买了嘉乐纸。此外，嘉乐纸厂还为新华日报馆提供纸张。

1939年1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成都设立分会，李劼人担任理事、会刊《笔阵》主编。李劼人将嘉乐纸厂成都办事处作为协会会址，派公司秘书谢杨青处理会务，经常免费供应纸张给《笔阵》。抗战胜利后，他多次参与民主运动。1946年，李劼人任《四川时报》副刊主编，并在该报连载小说《天魔舞》，痛陈国统区乱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劼人任成都市副市长等职。

新华日报馆面临纸荒

1938年8月，《新华日报》总经理熊瑾玎先行赴渝，为总馆迁渝出版做准备。因怡和公司中途违约，总馆只能使用民船，将储备的白报纸和印刷器材运到重庆，但速度十分缓慢。为此，熊瑾玎以每月350元、押金1500元的价格，租定位于西三街2号的《星渝日报》印刷所。合约虽以重庆新华日报分馆名义签订，实际上，此处被作为武汉总馆的印刷分部。

租妥印刷部后，熊瑾玎略作休整，“装备马达，觅购浇版机，并修理一切”，于9月16日开印。他在给总馆的信中写道：“已承接印刷黎明书店《文摘》6000本、本市之《生力军》、邓都之《邓都妇女》、零星名片、三个剧院的戏目单等，已略有收入。本报的纸版，自本月16日起（契约关系），即完全收归我们自己浇版，自己印刷。此外，生活书店之战时读本，开明书店之教科书，都要我们来代印，我们尚未接诺。而你们之《群众》《解放》，也要我们代印，这样我们的生意应接不暇。大有本身可以自给，还可以给总馆开一小小的财源。”

由于承接印刷的物品多，纸张问题亟待解决，进口白报纸又价格昂贵，熊瑾玎和重庆分馆的周怡将目光投向本地土纸和嘉乐纸。

熊瑾玎估算了翻印《解放》的成本，发现使用土纸印刷可大幅节约开支。他在给总馆管委会的信中写道：“《解放》有时十一二页，有时十五六页，有时十八九页，现举例每期16页者。每期16页，印2000份，需白报纸4令有奇（因有烂纸）。重庆目前纸价每令25元，需88元（不包括烂纸）；浇版每块2角5分，16页浇版费4元；印工每令4元，4令纸16元；再加装订费5元，共计113元，2000份每份5分6厘5毫。若改用重庆土纸印，每令只需11元，可减少纸费48元，每份则3分2厘5毫。”

8月30日，周怡给管委会写信，称分馆开会后，决定用每令10元多的土纸，替换每令20元的新闻纸（即白报纸），并与土纸商订长期合同。这样，不仅可免去总馆每月发放的200元津贴，还可降低成本，扩大销量。

9月16日，熊瑾玎在致管委会的信中称，“（重庆）分馆9月15日起改用上等嘉乐纸印报”。这封信反映了新华日报馆使用嘉乐纸印刷的史实，也是目前见到的报馆最早使用嘉乐纸的记录。

1938年末，广州、武汉相继沦陷，日军封锁海口，进口纸张断绝，新华日报馆不仅面临纸荒，还面临经济困难。

《新华日报》自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印行以来，一直坚持每份4分的售价。1938年底，报馆在重庆召开的会议上指出，每发行1份报，便要亏损5厘到1分。为此，总馆决定多印书籍，以补贴报纸的赔累，并函告各分馆提高丛书销量。印书需要纸张，报馆曾向四川富顺订购土纸，对方回电称“无存纸，渝缺货已致纸荒，恕难代购”。

1939年1月14日，于头一年8月从武汉出发的徐光霄，乘坐木船，押送100余卷白报纸（其中20多卷因船触礁而受水损失），历尽艰险来到重庆。这些纸张，按常规尺寸粗略计算，80卷仅折合400令左右。

报馆订购嘉乐纸

熊瑾玎早已认识到纸张的重要性。他说：“采购纸张，是每个报馆的一种中心工作。”

1938年11月，《新蜀报》总经理周钦岳通过乡绅关系，派人直接到嘉乐纸厂购买纸张。受周恩来委托，周钦岳对新华日报馆在重庆的印刷工作多有帮助。1939年1月开始，熊瑾玎多次致函嘉乐纸厂，直接为报馆订购纸张。

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藏档案记载，新华日报馆在嘉乐纸厂共订购1100令，其中2月300令、3月300令、4月500令。纸张交由华懋公司运输，厂方还提供水渍险。

1939年4月，熊瑾玎拟向纸厂购买卷筒纸。由于造纸原料飞涨，2月到4月，短短3个月，嘉乐纸由每令16元涨至26元。4月7日，嘉乐纸厂经理陈曙光写信给熊瑾玎，称造纸纯碱由30多元涨到80多元，纸花从十几元涨到60余元，行情上无止境，嘉乐纸不得不涨价。因嘉乐纸价格逐步升高，报馆曾考虑用夹江纸。

同年5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以在渝报馆每日使用八九百令纸张，纸张紧缺为由，令《新华日报》加入各报联合版，纸张由联合版负责。当时，市面上白报纸的价格已经涨到六七十元，中央宣传部联络贸易委，将云南储备的白报纸以每令40元的价格支持联合版。为节约开支，新华日报馆将印刷所迁到红岩女主人饶国模在乡下高峰寺的祖屋。

早在这年3月，报馆未雨绸缪，认为西三街2号印刷所容易被日机轰炸，就在巴县注册高峰寺作为印刷所。在高峰寺，报馆主要印刷《群众》周刊、新群丛书、《列宁选集》及其他小册子等，使用徐光霄等人从武汉总馆运来的白报纸、熊瑾玎订购的嘉乐纸和其他土纸。

不同纸张印制的书籍，价格有所不同。12月出版的《论目前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白报纸本售价5角，嘉乐纸本售价3角5分，土纸本售价2角5分。白报纸价格昂贵，多为进口，以木浆为原料，色泽洁白，两面光滑，纸质均匀细腻，适合铅印文字和使用锌板印刷照片；嘉乐纸其实是用机器制作的土报纸，纸张黄、脆、硬，一面光滑，一面毛糙，上有明显纤维，以稻草为主要原料；其他土纸，多产自梁山（今梁平）、夹江、广安、铜梁，是手工制作的纸，原料以竹为主。

1940年2月8日，高峰寺印刷所因大量印刷革命刊物和秘密印刷品，而被国民党当局查封。随后，印刷所搬至位于化龙桥虎头岩的新华日报总馆内。

在报馆的强烈要求下，《新华日报》于1939年8月13日在化龙桥复刊。因“运输不易，纸价飞涨，为减少亏赔计”，《新华日报》第一次涨价，售价由4分变为5分，同时，报馆开始多用土报纸印刷。

报馆大打广告，积极推销嘉乐纸本书籍。1940年4月，报馆印刷的广告单上，记载新群丛书第37、第39、第40、第42有嘉乐纸本和手工土纸两种版本；《马恩与马克思主义》《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列宁选集》等书籍，也有白报纸和嘉乐纸两种版本可供选购。

这一时期，国民党特务多方阻挠报馆购买纸张。嘉乐纸厂与故宫乐山办事处的往来信函中，便称“须有需用机关函件证明，方可照售”。周恩来指示，秘密购买、自办纸厂。熊瑾玎派地下党员苏芸到梁山秘密买纸。1941年8月，苏芸与纸商王炽森共同创办川东纸厂；1942年5月，报馆在华蓥市丁家坪开办中兴纸厂，以满足销量日增的报纸印刷。

嘉乐纸厂因产量大、纸质佳，被国民政府经济部列为统购对象。1943年4月，国民政府指定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正中、文通七家书局成立“国定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使用嘉乐纸印制教科书。

新华日报馆要求公平合理地配给纸张，在经济部故意少配和不配纸张时，报馆便向报业工会提出抗议，“哪怕是嘉乐纸，即他们有权吞并的纸张，也不能不拿出一部分卖给各报，《新华日报》也就多少可以分配购买一点”。《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和《新蜀报》负责人常常相互配合，争取配纸，以维护两家报纸的利益。熊瑾玎回忆：“外来的白报纸和川南嘉乐纸，主要是作为印书之用。”

抗战胜利后，新华日报馆仍有订购嘉乐纸的渠道。育才中学校长陶行知致信吴克坚，请报馆代为购买嘉乐纸10令。曾在育才中学美术组学习的伍必端回忆，“画画的纸都是很粗糙的，多是当地制的嘉乐纸，不是土黄色就是淡豆绿色，几乎没见过白纸”。

本文系重庆市社科规划青年项目“基于馆藏的新华日报馆出版史研究（1937-1947）”（批准号：2021NDQN93） 阶段性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