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涛
1949年4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中国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占南京，宣告统治中国22年之久的蒋家王朝覆灭。
分崩离析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支持下，企图作最后挣扎。在西南地区，以重兵扼守秦岭、巴山和川湘鄂边，防止解放军由陕西和川东入川，并在川康、云、贵境内部署机动兵力，打算以此为后方，割据西南，再次定都重庆，等待国际事变，卷土重来。一旦上述计划破产，即退往云、贵；再无法存身时，则逃往国外。
为粉碎国民党割据西南的图谋，中共川东特委及各级组织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开展广泛的政策宣传，使重庆各阶层群众了解全国解放战争形势和共产党的政策，积极参与迎接解放的斗争。同时，组织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搜集川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上层人士的情报，对他们的思想倾向、政治态度进行摸底，做了大量统战和策反工作。
明确工作重点
1948年，《挺进报》事件和奉大巫、梁达大、华蓥山等武装起义失败后，重庆和川东地区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敌人的疯狂追捕下，川东临委委员、秘书长萧泽宽和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一面秘密清理组织，一面设法联系上级党组织。
这年12月，邓照明与上海局负责领导西南地区党组织工作的钱瑛取得联系，并到香港向她请示汇报工作。钱瑛给邓照明分析了当前形势，要求在全国即将解放之际，川东地区党的工作重点应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为中心，不再搞农村武装起义；要注意加强学习和调查研究，整顿组织和积蓄力量，加强统战、护厂、护校等工作，以配合解放军接管；恢复成立川东特委，萧泽宽、邓照明分任正、副书记。这样，川东地区党组织系统不仅得以重建，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也完全建立起来。1949年春，萧泽宽和邓照明秘密前往香港后，川东特委工作由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等人临时负责。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在重庆市区临江路45号召开川东党的负责人会议，总结前阶段的工作，研究和部署下半年的任务。会议一致认为目前人民解放大军正向西南挺进，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川东各地党组织要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充分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统战和策反运动，避免破坏和减少损失，把人民的城市完整地接管下来。刘兆丰后来回忆，这次会议是川东党组织在黎明前的黑夜里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以后川东地区党的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两个月后，钱瑛又派江伯言从武汉回重庆传达中央的政策和指示精神，再次强调，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川东党的任务是保存力量、保护好城市，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要很好地完成这些工作，必须加强政策宣传和策反工作。江伯言的传达，使大家对中央的意图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按照钱瑛指示，川东特委及其所辖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调查研究、宣传动员、统战策反等工作迅速展开。
争取民主工商界人士
抗战时期，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建立了风雨同舟的关系，在客观上为川东党组织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统战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通过统战工作，廖石城、刘主生、李仲平、严镜予、徐庆坚、柯尧放等民主人士被争取过来。在重庆市参议会上，他们提出不少反对国民党当局破坏城市等内容的议案。
1948年7月19日，市参议会青年党参议员刘主生发言，反对杨森的施政报告。他主张将杨森提出的“建设三民主义新重庆”“戡乱建国”改为“建设民主的新重庆”“和平建国”，掀起市参议会的一大风波。
9月、10月，国民党授意各地参议会，上书美国总统和国会呼吁美援，给美国军事援助披上民意伪装。四川省参议会已通电响应。而重庆市参议会在廖石城、李仲平、严镜予等影响下，作出“吁请军事外援，似有损民族尊严及国家体制，本会不应响应”的决议。12月，针对杨森想通过亲信、时任民政局长范延生控制“民众自卫队”的阴谋，众人提出“请撤职查办范延生案”。
1949年3月12日，廖石城、李仲平等联合工商界议员40人，提出“请立即停止征兵，以纾民困，而利和平案”。这些提案，虽然不能束缚蒋介石和杨森的手脚，但促进了工商界的联合，为保护城市制造了舆论。
10月，重庆市参议会停止开会，而工商界反对破坏民间活动更加活跃。一方面，中共在香港与工商界上层人士吴晋航、卢作孚等接触，通过他们在重庆工商界宣传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另一方面，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深入到各大企业。如樊恒才在天府煤矿，既做资方的统战工作，又组织矿工保护企业，从而赢得了资方和工人的响应和支持；陈显志在四川丝业公司，从劝阻资金外流香港到组织职工保护企业，都得到资方的支持；彭友今等通过各种渠道，与中国民主革命同盟联系的20多个团体和民主建国会下设的星五聚餐会、迁川工厂联合会、西南实业协会、中小工厂联合会等机构建立了广泛联系。
经过党组织在市参议会和其他方面做工作，当时重庆工商界120余个同业公会、3万余家企业，绝大部分都愿为保护重庆做贡献。
川东特委通过与工商界人士协商，还专门建立起由范仲渠任组长、蔡鹤年和柯尧放任副组长的迎接解放筹备小组，作为川东特委与进步工商界人士、市参议员保持联络，以及商议筹备迎接解放相关事宜的主要渠道。经过筹备小组的组织，重庆工商界对筹集生活物资、控制交通工具、保护水电设施等进行分工，为迎接重庆解放和接管发挥了积极作用。
策反军政要员
在开展统战工作的同时，做军事策反工作也成为川东特委的一项重要任务。
接到钱瑛指示前，川东特委的军事工作主要是掌握部队、发动兵变，以准备策应解放为重点。曾先后派出王庸等党员，打入罗广文部驻江津的263师、驻唐家沱的79师以及交警一旅等国民党地方军队中。接到钱瑛指示后，川东特委对军事工作的重点进行了调整，改为着重策动国民党军队高级军官率部投诚起义。为适应形势变化，川东特委一方面指示成都特支的熊杨、杨正南与川康特委协力，加紧对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所部的策反工作；另一方面，与川西特委先遣组配合，广泛开展军队策反工作。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步伐越来越快。国民党仓皇组织西南地区防御的同时，军队的一些中高级将领也在四处打探，试图和中共取得联系。在积极进行策反的重要时刻，川东特委联系上了曹德渊、高允斌、张晓云、汪克明、邹隐樵等人。他们曾参加中共组织，后因各种原因脱党，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及社会各界头面人物的关系很好。此刻，渴望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解放事业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他们发挥人脉较广的优势，为策反军队和保护城市而积极奔走。
11月中旬，随着贵阳的解放，重庆已形若孤岛。国民党为加强对重庆周边的布防，调廖开孝任重庆反共保民军第1师师长，负责重庆市区的城防和治安工作。为使重庆城区免遭破坏，川东特委通过汪克明等进步工商界人士策反廖开孝。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廖开孝和参谋长段举同意起义，接受川东特委提出的任务：维持城内治安、防止散兵游勇和地痞流氓骚乱、布防小什字、横截下半城、配合解放军渡江。
在策反廖开孝之际，川东特委还通过高允斌，对驻合江的国民政府国防部独立364师师长陈鸿模做策反工作。很快，陈鸿模携参谋长与川东特委的蒋仁风见面商谈起义事宜，为解放军渡江打开了缺口。
同一时间，川西第二先遣组通过早前打入重庆警察系统的中共党员，策反了重庆市警察局第4分局局长赵之梁、骡马店分驻所所长封放君，并以骡马店分驻所为据点，筹组渝警解放大队。
11月27日，川西第二先遣组策动重庆市区警察起义，并以渝警解放大队名义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号召在岗巡官和警察留下来，执行勤务、反对破坏，为迎接人民解放军入城维护好社会秩序。这样，在解放军入城前三天，川东党组织就实际控制了重庆第一区至第七区，做到了城内无抢劫、无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并准备和控制了支前物资、车船，解放军渡江进城时，军需民用有求必应。
川西第二先遣组还在重庆市第十区，成功策动重庆市反共保民军第2师第4团团长陈秉国及区政工室正、副主任起义。陈秉国率部起义后，即根据川西第二先遣组的要求，除维护治安外，还执行收缴枪支弹药、封锁嘉陵江渡口等任务。北碚区军政负责人卢子英，在抗战时期与南方局有较多联系，是共产党的老朋友。他提出武装自保，得到川东特委的支持，从而使北碚城区免遭破坏。
为尽最大可能完整保护重庆城市和工矿业，重庆地方党组织通过进步工商界人士和市参议会议员，对重庆卫戍司令部总司令杨森开展统战策反工作。由于大势所趋，杨森也表现出较为积极的姿态。他在与范仲渠会晤时，专门就市区城市安全表态，默认由范仲渠出面维持秩序、迎接解放。11月下旬，杨森与民主人士鲜英会面时，对中共提出的“不破坏城市，保护革命志士，率领部队起义，活捉蒋介石”的要求，表示有条件地部分接受。11月30日上午，杨森逃离重庆，下午解放军入城。其间，重庆城区内未发生国民党军的破坏骚乱，市民免受战乱之苦。杨森走后，其部属喻孟群、杨汉烈率领部队起义。
除重庆主城区外，党领导的统战策反工作在其他地方也取得成效。10月底，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杨建成坐镇万县，直接领导策反万县参议长、代理县长兼警备司令陈希柏的工作，使陈在12月初全部接受党组织提出的起义条件；中心县委分管云阳工作的邹予明，直接与云阳县民众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湛廷举谈判，达成起义协议；中心县委分管奉节工作的谈剑啸，通过党员周朗之做通了县长屈敬修的工作，11月初，屈接受党组织提出的保护城乡、迎接解放的所有条件。
早在当年5月，万县中心县委委员谭悌生就派两巫特支委员卢恺言，做通了巫山县常备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非武及第一中队长苏廷举的工作，达成起义协议。万县中心县委委员王庸也在开县直接与开县、开江、城口、巫溪四县联防清剿指挥官兼开县县长廖敬安谈判，达成和平起义的协议；原开县城厢特支派去开展城口工作的陈秀松，也积极对城口上层人士徐植林、朱宁侯等进行统战策反，使之接受起义条件。
与此同时，忠县县委也分别对不同统战对象开展统战策反工作。11月上旬，忠县县长占庭举、县常备自卫团团长罗新元、副团长马剑秋接受起义条件，并于11月中旬成立由共产党员、进步人士、开明士绅组成的忠县临时维持治安委员会，积极迎接解放。
通过地方党组织的统战策反，荣昌县参议长、原川军将领余际唐，江津县原川军军长夏仲实，四川省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李鸿焘，奉节县长屈静修，璧山反共保民师副师长兼城防司令吴邦华，梁山挺进军副军长孟浩然等逐渐转变了立场，先后率部起义，走向人民阵线。川东党组织深入细致的统战策反工作，分化瓦解了敌人，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从而削弱了敌人的力量，壮大了自己，极大减少了解放军进军重庆和川东地区时可能付出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