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介甫

1945年8月，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和平谈判。在43天的谈判过程中，毛泽东坚持把革命的斗争性、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争取主动、避免被动，表现出中国共产党高超的斗争艺术。

在谈判桌上与国民党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开展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共产党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得到民主党派的理解和支持，与党外人士结下了深厚情谊。

张澜：“全国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你们”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从延安飞抵重庆，张澜同其他民主人士和中外记者前往机场迎接。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三次同张澜会晤并亲切交谈。

8月30日下午3点，毛泽东、周恩来乘坐的小汽车抵达特园，张澜、鲜英上前迎接。下车后，毛泽东环顾四周，称赞特园幽静典雅、出尘拔俗。

来到二门口，毛泽东忽然站定，仰首观看门额上一块匾，见匾上“民主之家”四个大字，不禁口中喃喃：“民主之家，民主之家，这里确是一个民主之家啊！”又觉得这隶书清劲秀逸，再看落款处，竟是冯玉祥的大名，他笑对张澜道：“冯将军行伍出身，能写得这样一笔好字，不简单啊！既武既文，亦俗亦雅，不虚儒将风范。此公现在是我们的朋友了。”

张澜笑道：“是啊，冯将军也是民盟的知己。”

鲜英在一旁替“民主之家”作了注释：“毛先生，因为表老（即张澜）住在这里，民盟总部亦在这里，各界人士共商国是的聚会、宴请也常在这里，董必武先生乃赠此徽号。冯玉祥将军前来做客，听到这名称后，欣然命笔写了这块匾。”

毛泽东的视线又移到两旁的一副楹联上，轻声念上联：“谁似这川北老人风流，善工书、善将兵、善收藏图籍，放眼达观楼，更赢得江山如画。”他问鲜英：“谁的手笔?”

鲜英答：“表老所作。”

“意义好，词好。”毛泽东称赞。

毛泽东再念下联：“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有职教、有文协、有政治党团，抵掌天下事，常集此民主之家。”读罢，又反复诵吟“哪管他法西斯蒂压迫”这句，赞道：“威武不屈，其气浩然！”

随后的交谈中，张澜虽体察到毛泽东处危若安的胆魄，但仍有不安：“润之先生，国共两党要谈判，你们可以像过去那样，派恩来先生，加上若飞先生来谈就行了，何必动您的大驾呢！”

“表老，这次他们连发三封电报邀我，做得颇有诚意，我如不来，必大放其谣言，说我们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现在我来了，他们哑口了，谣言不攻自破，统统烟消云散，以后再也造不出来了。”

张澜连连点头，接着道：“润之先生，前几年我曾当面告诉蒋介石‘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来，邀您来谈判，我看他演的是民主的假戏。”

毛泽东笑道：“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明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的名义，在特园宴请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出席招待会的有沈钧儒、黄炎培、鲜英、张申府、左舜生等。

上午11点左右，毛泽东一行来到特园。毛泽东一进门，便兴冲冲道：“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众人闻言大笑。

酒宴在热情洋溢、亲切随和的气氛中进行。毛泽东勉励大家：“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接着，他反复强调“和为贵”，恳切表达了对和谈的冀望。他又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与黄炎培话职业教育，跟张申府说五四运动往事等。不过，宾主间谈得最多的还是时局这个大主题。

不觉已午后3点，毛泽东起身告辞，张澜、鲜英等送客至大门口。毛泽东与诸君一一握手道别时，重复了席上勉励大家的话：“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

9月15日下午，毛泽东到特园三访张澜。

这次密谈长达三小时。张澜对毛泽东推心置腹：“润之先生，在五四以后，为了摆脱北洋军阀的统治，使国人能够过问政事，我曾经同吴玉老（吴玉章）在川北推行过地方自治，深知政权、军权之于民之重要。润之先生，国民党丧尽民心，全国百姓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干净土。”

毛泽东点头，目光睿智而深邃。张澜忽然想起一件事，提醒道：“现在你们同国民党关起门来谈判，已经谈拢的，就应该公开出来，让大家都知道，免得蒋介石今后不认账。”

毛泽东问：“您看用什么方式为好？”

张澜想了想，说：“这样，你们如有不便，可由我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这些问题摊开在国人面前，好受到全国百姓的监督和推动。”

毛泽东笑道：“好，好，表老真是老成谋国啊！”

章士钊：“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张澜之外，毛泽东也曾在上清寺桂园与章士钊会晤。

七七事变后，章士钊夫妇迁居上海。不久，上海沦陷，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汉奸梁鸿志以昔日朋友的身份劝诱章士钊入伙，被拒绝。在日伪当局的威胁下，章士钊只身秘密出走，避难香港。

1939年2月，章士钊由香港赴重庆，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将从前的逻辑讲义整理补葺，名曰《逻辑指要》。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张君劢将《逻辑指要》推荐给蒋介石。蒋介石表面上重士，实际却是在敷衍。章士钊对蒋介石的幻想也终于破灭。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开始了艰难的谈判。9月的一天，章士钊应邀到桂园做客，与毛泽东会晤。

毛泽东身着蓝布短装，手执一根手杖，刚进客厅，就笑着与章士钊紧紧握手。

章士钊关切地问毛泽东身体如何，是不是太累了。

毛泽东幽默地说：“我这个人，在家有饭吃，要生病；拿起枪上山当‘土匪’，病就好了。”

毛泽东问：“时局演绎到此，和谈进行到此，不知先生有何高见？”

章士钊沉思片刻，拿过桌上一张纸片，提笔写了个“走”字，递给毛泽东，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章士钊详尽地向毛泽东分析了形势。他说蒋介石对和谈并无诚意，正在背后加紧准备内战，毛泽东应趁蒋介石尚未准备就绪之际速速离开重庆，主持延安军务，以防突变。

毛泽东边听边点头，说：“对于国民党，我们是再了解不过的了。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了。”

停顿了一下，毛泽东又说：“谢谢行老的关心，我们现在有1亿人口、120万军队、200万民兵，这个力量，任何人也不可能忽视，蒋介石其奈我何？所以说，我在这里是安于泰山的。”

章士钊长吁了一口气，说：“润之先生身系天下之安危，朋友们的担心也不是多余的。再说，谈判即使达成协议，我看蒋介石也会撕毁。”

毛泽东风趣地说：“唐僧去西天取经，还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我们要争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来，也需要唐僧那种百折不回、坚定不移的信念。和平总是可以实现的。问题在于，现在抗战胜利了，但是中国民主力量发展不快，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阻止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这是我寄希望于行老和朋友们的。”

不觉天色已晚，因毛泽东还要赴张治中举行的晚宴，不得不结束这场久别重逢的谈心。

当晚，毛泽东见到周恩来和王若飞，从口袋里拿出章士钊写的字条给他们看，说：“章行严，真朋友也！”

正如章士钊预料的那样，1946年，国民党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发动了全面内战。

1949年1月，蒋介石迫于压力，宣布下野。李宗仁上任后，提出与中共和谈的方针，派邵力子到上海找章士钊从中斡旋。于是，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3人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3日飞到北平。章士钊在石家庄向毛泽东陈述了李宗仁的愿望。经过这次会谈，和平之门打开了。他们带着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飞往南京。

4月1日，章士钊又参加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飞抵北平。经谈判，双方代表达成国内和平协议。后因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破裂。章士钊如梦方醒，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他在信中揭露了国民党备战求和的骗局，并以亲身经历说明中共对和谈是有诚意的。

此后，章士钊义无反顾留在北京，投入人民革命的行列。

李烛尘：“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确实可信”

为会见在重庆的工商界人士，结交新朋友，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举行了招待茶会。应邀出席的有李烛尘、章乃器、范旭东、刘鸿生、胡西园、吴羹梅等人。会上，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民族工商业所做的贡献，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

这是李烛尘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此前，他不顾个人安危，公开表示欢迎毛泽东停止内战、实行政治民主的主张，深受工商界人士的称赞和敬佩。

回到家后，李烛尘的儿子李文采问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毛泽东学识渊博，态度谦和恬静，可称为雄才大略，炉火纯青。”李烛尘也曾对公司同仁说：“蒋介石被毛泽东整个比下去了。”

9月22日，李烛尘与胡厥文、吴羹梅等工商界人士联名在特园设宴招待毛泽东、董必武和王若飞。三位客人到达时，李、胡、吴等人均在厅口恭迎。李烛尘双手紧握毛泽东的手说，先生谈判场上殚精竭虑，为国为民奔走操劳，正可谓功莫大焉。今天略备便饭，也算为你们换个轻松的环境，休息一下。

李烛尘拿出两瓶茅台酒招待客人，吴羹梅当即告诉毛泽东，这两瓶酒是李烛尘保存多年、专等抗战胜利的重要时刻才饮用的。

毛泽东赞赏道：“想不到烛尘先生还用酒做了这么一篇好文章。这篇文章比李白做得好，也比曹操做得好。李白说‘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他是用酒来讲自己的孤独。曹操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他是用酒来排遣自己大志不得实现的愁闷。烛尘先生用酒来款待胜利、庆祝胜利，这境界比古人高出一筹。”

席间，李烛尘想到重庆正盛传毛泽东填的一首气吞山河的好词，令蒋介石看了大发雷霆，于是，起身询问毛泽东：“毛先生博古通今，善赋诗词。听说先生填了一首好词，可否让在座诸人亲聆一番？”

经李烛尘等人再三恳请，毛泽东说：“烛尘先生，我们湖南话有些先生听不大懂。既然各位先生不怕有染尊耳，那就只好请若飞同志代我献丑了。”王若飞说：“我的话也不标准，主席要考我的记忆力，我就试试吧。”他抑扬顿挫，一字不差地背诵了当时盛传的毛泽东的词《沁园春·雪》。当背诵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时，座上众人悄然无声。沉静了一会儿，突然迸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胡厥文站起身，连声道：“好词，好词！气如狂风卷席，辞如玉珠落盘，状景抒情，无不经纬天地，吞吐宇宙。真格是前无古人，千古绝唱。”

“双十协定”签订前，毛泽东曾单独邀请李烛尘共进午餐。

宾主略事寒暄，李烛尘就对毛泽东坦诚相告：“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者的政策，确实可信可行。不过，我的政治态度是不右倾，不左袒，主张‘民有、民治、民享’。”他还告诉毛泽东，他同黄炎培、胡厥文等正在筹组“民主建国会”，要为争取民主政治、维护产业界生存而斗争。毛泽东笑着说：“烛尘先生真是快人快语，令人钦佩。这么大的国家，应当允许不同主张、不同观点存在嘛，搞独裁是行不通的。”

李烛尘见毛泽东胸怀宽广，恨不得将肺腑之言一吐为快，他说：“要是国共两党组成联合政府，希望能采取‘国农民工’的建国之策。战后国力维艰，百废待举，政府可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扶持发展中国落后的农业；而工业不妨交给已有一定力量、一定规模的民族工商业者兴办。这样，工业、农业不就可以兼顾了吗？”

毛泽东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国家独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他恳切地说：“我们共产党是始终把民族资本家当作朋友的。”

毛泽东一席话，打开了李烛尘的思路。之后，李烛尘应周恩来和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工商界人士的星五聚餐会，并经常宣传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阐明中国共产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方针、政策，为工商业的发展做了有益的工作。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