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嘉海

古耕虞（1905—2000），重庆人，著名爱国实业家。21岁继承父业，经营“古青记”山货字号，仅8年便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业，其“虎牌”猪鬃驰名欧美市场。

抗战期间，古耕虞出任官办川畜公司的总经理，千方百计突破日军封锁出口猪鬃，换回外汇，为支持抗战、发展民族经济做出贡献。抗战胜利后，他积极投身民主和平、反对内战的斗争，并将川畜业务推向全国，占据全国猪鬃出口总量的80%以上，被誉为“猪鬃大王”。这一时期，他对国民党、共产党关系态度的转变经历了三个阶段：不偏不倚、一推一拉、拿定主意。这一过程，被他戏称为“三个乐章”。

不偏不倚

作为民族资本家，古耕虞在国共斗争胜负未分之前，走的是中间路线。

抗战期间，大后方的民族资本发展步履维艰，国民党官僚资本却以抗战为名，对13种传统出口物资进行垄断，实行所谓统购统销。特别是猪鬃，因为是战略物资，出口利润巨大。以1944年为例，官僚资本企业向民营企业收购的猪鬃，按牌价每箱只有5万元法币，而在昆明或宜宾装上飞机后，出口到美国的价格竟高达67万元法币，相差达10多倍。古耕虞的民营公司也遭到残酷盘剥。

一次，周恩来与他亲切交谈。言谈之中，古耕虞对国民党官僚资本大搞与民争利的官方垄断和掠夺极为愤慨。可是，为了抗战大局，他不得不作出让步，接受国民政府贸易委员会下属的复兴公司与官办机构富华公司的统购统销。尽管如此，古耕虞仍将当时重庆市场上的猪鬃收购后全部出口，用所得外汇支持抗战。

古耕虞清晰地认识到民族资本要生存和发展，只有关心政治才能做出经营决策，同时必须反帝爱国。古耕虞的职员回忆，古耕虞曾在公司公开宣称：“共产党是得民心的。中国太穷了，90%的人口是赤贫。共产党在替穷人说话办事，在实现着几亿赤贫者的希望，是会成功的。”古耕虞坦言，中国资本家虽然不会喜欢“共产”，但却喜欢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反帝爱国上，资本家与无产阶级有共同的语言，也有共同的诉求，因为两者在这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可以共同组成反帝爱国统一战线。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保护和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的政策十分明确。周恩来与古耕虞的谈话、《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都一再阐述这个方针政策。因而，古耕虞对中国共产党既不陌生，也不害怕。

所谓“不偏不倚”，对古耕虞这样一个垄断了西南诸省广大地区猪鬃出口业的商人来讲，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生意人做生意的必要手段，否则他就不能在国民党统治下经营企业了。古耕虞明白，中国民族工业要生存和发展，真正的出路，是要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爱国运动和民主革命的胜利。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

一推一拉

古耕虞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逐步提高的。“一推一拉”，就是国民党把他向外“推”，共产党把他向里“拉”。

太平洋战争胜利前夕，各盟国的工商界、商会准备举行一次世界经济会议，讨论战后经济和国际贸易等问题，邀请有关各国商会派代表参加，古耕虞被选为代表之一。代表团名单报到蒋介石侍从室时，蒋介石却在古耕虞的名字下面批了四个字：宁缺勿滥。

古耕虞说：“共产党看我是好人，蒋介石看我是坏透了。”“类似这些事情，我认为是中共（对我）的‘拉’与国民党（对我）的‘推’，这‘一推一拉’，使我逐渐站到共产党和人民这边来了。”

日本投降仅几天，重庆就传出内战即将爆发的消息。在接受《商务日报》和《新华日报》记者采访时，古耕虞对时局发表了意见。他说，抗战多年，“人民已经受够了痛苦，今天他们一致要求安定，决不许打内战”。

一两天后，《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约古耕虞在特园吃饭，在座的有周恩来等人，客人只有古耕虞一个。周恩来问他对时局怎样看，他脱口而出：“我对政治兴趣不大。但我认为内战不能打，建国要靠自己……再说，你们打起仗来，我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坚决反对内战！”周恩来说：“和平与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共同要求。中国共产党是主张和平建国，反对内战的。抗战胜利后，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才能建国。为了求得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逐步撤退在一些地区的抗日军队，但国民党军队要停止向解放区前进。希望民间团体和民族工商界人士都团结起来，制止内战，共同建国。”

这次见面的时间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长。古耕虞后来说：“周恩来这次同我的谈话，对于我以后所走的道路影响至深。”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以《当前经济大势》为题，作了一次与民族工商业者的命运息息相关的演讲。

古耕虞聆听了周恩来的演讲，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周恩来的这次讲话，第一次公开地、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经济纲领和方针政策，为民族工商业家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让当时工商界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步地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这是我一生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点。”

古耕虞不止一次公开说：“像我这样一个资本家，共产党要说服我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可是周恩来有独到之处，他说服了我。”

拿定主意

全面内战爆发后，古耕虞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到了十字路口，需要做出选择。

1948 年，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面临彻底崩溃的局面，其倒行逆施变本加厉。

8月19日，国民政府“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总限额为20亿元，按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的比价收兑法币。同时，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禁止私人持有。

当时，上海各大企业负责人纷纷被上海地区经济管制督导专员蒋经国“召见”，胁迫其交出金银外汇。风声鹤唳之中，在上海滩引人注目的古耕虞处处小心提防。他和手下人约定，除非蒋经国亲自召见，其余人一律不见。

数日后，蒋经国召见的通知出现在古耕虞的办公桌上。古耕虞发现，自己竟然是第一个被召见的人。古耕虞事后走出中央银行总行大楼时，心情并不轻松。他回忆说，那次前后不到十分钟的召见，使他觉得仿佛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民族资本家在这个贪婪、腐败的专制制度面前，显得太弱小、太微不足道了。

之后，古耕虞特意让人在汽车后备厢里放了一套铺盖和盥洗用具，随时等待蒋经国把自己关进监狱。古耕虞说：“我作为猪鬃出口商，离不开猪鬃，也就离不开我的故国。猪鬃既象征我的财富，又象征我的事业。我热爱自己的事业，就必须热爱自己的祖国。失去祖国也就是失去了我的一切。”这个时候，他已拿定主意同国民党决绝，下定决心跟着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看重古耕虞，后来委托他当解放区的总代理商，各解放区输出的猪鬃都由古耕虞代销。他也想方设法突破国民党的海上封锁线，把东北、华北解放区的猪鬃和其他畜产品运到香港，转道出口。在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尚未成功之时，古耕虞为解放区做了不少实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于1949年10月4日专门会见古耕虞，并委以重任，请他考虑全权负责中国猪鬃公司。作为一名非中共党员的工商业者，古耕虞为党和国家对自己的信任深受感动。他提出一些具体的问题，请政府考虑，然后表示“服从人民政府的安排”。

1950年3月，古耕虞率先将私营的四川畜产公司与国营公司合并，就任中国猪鬃公司总经理。后来，中国猪鬃公司扩大为中国畜产公司，古耕虞仍担任总经理。他殚精竭虑谋划开展国际贸易、发挥工商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性等大计。

作为民族资本家，古耕虞有无数种选择，有很多条道路可走，但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国家干部，这是党的统战工作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成果，同时与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引导和启发分不开。正如古耕虞在一封信上所说：“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