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相林

我叫毛相林，现任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我来给大家讲讲下庄的那些事。

“井底”下庄，与世隔绝

屈指一算，从1997年到2021年，20多年时间在一个村、一条路上烙下了太多的印记。

下庄村不像是村，更像口井。在下庄流传着一个顺口溜：“下庄像口井，井有万丈深；上山鼻杵路，下山腿发怵；来回走一趟，眼花头又昏。”这是老下庄村的真实写照。

这个像井的村子，坐落在巫山县竹贤乡的大山深处。全村4个社，96户、近400人住在“井底”。从“井口”到“井底”，垂直高度1100多米，“井底”海拔仅200余米。过去，我们与外界联系，只有三条小路。由于条件所限，一直到1999年，全村还有100多人没到过县城，甚至还有50多人没去过30公里外的骡坪场镇。

从我记事起到1997年，有23人因在悬崖砍柴或走路而摔死，有75人摔伤或致残。每年70余吨化肥及生产生活物资，全靠高脚背篓背进山；每年生产的40万斤粮食因山路险要出不了山；年产500头毛猪不能运出“活口”，只得化“整”为零卖腊肉；90多岁的杨婆婆自从18岁嫁到这里后，就再也没有出过下庄。

说这口不是井的“天井”逼窄了人的视野，限制了人的出路，束缚了人的手脚，一点不为过。很多人曾有疑问，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待在下庄，为什么不整村搬迁出去。原因有两个，一是下庄这片土地虽然是个“天坑”，但也是祖祖辈辈用心血和汗水打造出来的，这里风景很优美，土地很肥沃，我们舍不得这片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土地。二是人穷志不穷，我们决心开山凿路，既不想给其他村子增加负担，也不想给党和国家添麻烦。

要有出路，必须修路。最初坚定修路的念头，是在1997年初。

当时，我刚接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到县城党校参加村干部培训班。我看到原来跟下庄一样穷的七星村因为有公路，发展得越来越好，土房茅屋变成了水泥屋；其他参加培训的村干部都穿衬衣、皮鞋，而我却穿着烂解放鞋。我既为自己，也为下庄村村民感到心酸。

回来时我坐在老下庄的“井口”之上，看着万丈绝壁下的下庄，心底翻江倒海：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外面的世界一天一个样，如果再过些年下庄还是老样子，我这村支书就有愧村民，简直就是白干了。村里的年轻人不愿留下来，村外的女子不愿嫁进来，我意识到如果再不做出改变，我们可能就是最后的下庄人了。

我下定决心，要努力改变下庄村的落后面貌。要想富，先修路，要想改变，唯一的“突破口”就是修路。

绝壁开路，百折不挠

回村的当晚，我就召集村民开群众会，正式将修路的想法提出来。

在会上，有部分人支持修路，但是更多的人摇头或者持观望态度。一无资金二无机械，要硬生生在悬崖上凿出一条路，当时几乎没有人有这个底气和勇气。

我扳起手指头给大家算起了细账：就算我们村每个人每天只搬20斤的石头、泥巴，每天可以修1米，20年我们可以修15里路，只要有决心，我们绝对可以把路修通。我跟大家说：“山凿一尺宽一尺，路修一丈长一丈，就算我们这代人穷十年、苦十年，也一定要让下一辈人过上好日子！”通过反复沟通，多次协调，大家总算达成共识，同意修路。

没有钱，修路就是一句空话。为尽快启动修路测量工作，我劝说母亲拿出了半辈子攒下的700元养老钱，作为第一笔修路资金。之后村民们东拼西凑，一共筹集了3960元，请了专业测量师完成公路测量。为了购买修路物资，我又把妹妹寄存在家里的3000元家具款拿出来。但是修路开销大，没多久钱又花完了。我只好卖猪卖粮，后来以个人名义向信用社贷款1万多元。

1997年农历冬月十二，我们终于在鱼儿溪畔炸响了修路的第一炮。那一天，随着炮声响起，很多人激动地哭了，这是几代人“改天换命”的愿望。然而，在绝壁上开出一条路，远比想象中更加艰难。没有工具，我和村民们就腰系长绳，用大锤、钢钎、簸箕等简单农具悬在空中钻炮眼。没有地方立足，我们就在山崖上开一炮，将炸开的缺口作为“立足之地”，然后用手挖，用脚蹬。高山绝壁没有人家，我们就喝泉水、睡山洞。睡觉时，我们还要在腰上拴一根绳子，以防晚上翻身掉下悬崖。

为早日修通绝壁路，我最长一次在工地上驻扎了3个月没回家。有一次，村民杨亨双站在悬崖边钻炮眼，腿抖得厉害，头顶还不时掉碎石。看到这个情况，我说，你们都别动，我先下去探探底。我是修路发起人，最重的活、最危险的活，我必须带头，我是党员，我不上谁上。

修路是危险的，我们上工地前都签了“生死状”，我带头签字。我向天发誓，这次修路是为后代造福，为子孙修路，如果牺牲了，既不找村干部也不找老百姓。但当意外真的出现时，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还是轻易击垮了我们的心理防线。

1999年8月，26岁的村民沈庆富被峭壁上落下的石头砸中头部，掉下悬崖身亡；同年9月，36岁的村民黄会元被一块巨石砸到300多米的深沟里。两个月里接连失去两条鲜活的生命，路还要继续修吗？还会不会有人牺牲？在黄会元的灵堂前，压力与愧疚沉甸甸地压在我肩上，我第一次对修路产生了动摇。

就在全村人陷入悲痛，内心彷徨时，黄会元72岁的老父亲站了出来，当着全村人的面，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们这个地方这么苦寒，数十代的人受了这么多年的辛苦，哪怕我儿子死了，我也期望大家再努力一把，我们公路就修通了，就摆脱这个贫困了……”

老人的话掷地有声，震撼着每个下庄人的心。我含着泪问大家：“同意继续修公路的，请举手！”听着一声声响彻天地的“修”，看着一只只高高举起的手，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浑身又充满了力量。第二天，我带着大家上了修路的工地。

矢志不渝、百折不挠，是战胜困难最坚强的力量。2004年4月，历时7年，我们终于在几乎垂直的绝壁上凿出了一条长8公里的“天路”，下庄村人走出了“天坑”，几代人的梦想终成现实。

路通的那天，我找来一辆车，把这条路从头走到尾。全村男女老少，自发形成队伍，跟着车走。队伍中还有80多岁的老人，自己走不了就由年轻人背到公路上。走到终点时，我大声对着乡亲、对着群山说：“今天是我们祖祖辈辈都盼望不到的，我们终于把这条路修通了。我对得起全村的村民，我们没有辜负死去的兄弟们。”

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村民们笑着笑着就哭了。

发展产业，脱贫致富

2005年1月，两合村合并到下庄村，村民委员会换届时，我当选为村主任。

从村支书到村主任，虽然工作角色发生了变化，但我初心未变。虽然公路修通了，但“最偏远的村庄、最贫困的群众、最吊角的农户”的现实写照没有变。戴着“贫困村”帽子的下庄村，让身为党员干部的我又难受又自责。我明白，要脱贫致富，除了修路还得发展产业。要打通致富路，困难丝毫不亚于当初修路，但下庄人绝不轻言放弃。

脱贫之路艰难而曲折。听说漆树值钱，我带领村民培育出2万余株漆树苗，没想到当年夏天全热死了。见其他村种桑养蚕赚了钱，我又号召村民跟着学，结果桑树长得不错，蚕子却死个精光。我还在村里养过山羊，最终也失败了。一次次失败，让当初那些甘愿将命交出来，和我一起在绝壁上修路的群众意见很大。我明白了“不能蛮干，得相信科学”的道理，然后主动在村民大会上作了检讨。

贫有百种，困有千样，摆脱贫困，需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让下庄村走出一条产业脱贫的新路子。一次，我在县城吃到一种西瓜，觉得特别香甜，我又动心了。打听到钱家坝的西瓜很出名，我和班子成员乔装打扮成跑买卖的客商，把“触角”直接伸到“瓜田李下”，偷师学艺，打听销路。一次不行两次。脚底磨起泡了，我们套双袜子又出门，直到把结满圆滚滚西瓜的田地复制到下庄为止。下庄村终于有了第一个像样的产业。

西瓜种植成功后，村民们信心大增。2014年，我又请来市县农业专家对下庄村的海拔、土壤、气候、水分、阳光等进行深入考察，最后确定发展纽荷尔柑橘、桃、西瓜三大脱贫产业。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到产业发展较好的地方讨教学习，摸清销路，还买来书一点一点研究。我们一块地一块地走，一户一户上门教。几年下来，全村种下650亩柑橘，每年增加收入200万元左右。

我还结合下庄村实际，制定了“瓜果为主、多种经营”的发展模式，鼓励村民种芝麻、小麦，配套开榨坊和加工厂。如今，650亩柑橘套种了小麦、红苕、土豆，150亩桃园套种了西瓜，全部按照绿色食品标准进行种植。

现在，我们下庄全村人均纯收入8000余元；全村58户人家，有42户在骡坪场镇、巫山县城买房或建新房；村民们购置了小汽车、摩托车……

2021年2月25日，我被评为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第一个上台领奖。习近平总书记对我说：“你辛苦了！”我激动地回答了三个字：“不辛苦！”我生在下庄、长在下庄，能为乡亲们做点事，是我的本分，谈什么辛苦呢？合影时，我坐在习近平总书记和李克强总理中间。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最光荣的时刻。

在下庄文化广场一侧，有一块“下庄筑路英雄谱”，上面刻着100多位当年以生命挑战悬崖的村民姓名。不等不靠、敢闯敢拼、百折不挠的下庄精神，将被一代又一代下庄人传承下去。

（重庆市委宣传部供图）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