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德魁
1945年，随着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结束，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所面临的内外形势、所肩负的使命任务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科学研判形势、全面权衡利弊得失的基础上，作出了由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英明决策。
以重庆谈判为契机，毛泽东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积极寻找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公约数，最终画出了和平建国的最大同心圆。由此也推动重庆谈判成为决定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性会谈，且影响深远。
准确把握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反抗侵略、捍卫和平的正义之战。中华民族为赢得这场战争蒙受了巨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饱受战争之苦的人民深知和平来之不易。因此，当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一片欢腾。
然而，致力于谋一党私利、行一党专政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却叫嚣“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命令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抢占胜利果实。
为争取部署内战的时间并趁机转嫁内战责任，蒋介石在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接连向延安发出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始终坚持以和平建国为总方针，积极争取通过和平途径来实现中国的进步。面对“杀人如草不闻声”、刻薄寡义的蒋介石，毛泽东一早就看穿其“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但是为顺应人民在战后对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他决定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亲赴重庆，同时做好最坏的打算。
在赴重庆谈判前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坦言：“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用怕，我正是要在那里办点事。现在苏联红军不入关，美国军队不登陆，形式上是中国自己解决问题，实际上是三国过问，三国都不愿中国打内战，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中苏条约有利于中国人民，苏联红军攻占东三省是有很大影响的。所以，重庆是可以去和必须去的。”而且去，“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由此可见，他对时局有着冷静而清醒的认识，对重庆之行的利弊和可能存在的危险有着睿智而深邃的洞察。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偕同周恩来和王若飞，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柳亚子专门赋诗称颂这一行动是“霖雨苍生”“弥天大勇”。
高擎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5日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明确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团结一切爱国民主力量，通过和平的途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主张。
8月28日，下午三时许，毛泽东抵达重庆后，在机场对中外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再次强调：“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这一主张得到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普遍认同和支持，极大地“振奋了国统区民主力量的精神，争取了民心”。
重庆谈判过程中，在中共中央既定方针指引下，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坚定立场，既与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方针作斗争，旗帜鲜明地提出“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化”等政治主张，同时为避免谈判破裂，又对国民党做出“必要的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充分展现出中共争取和平建国的最大诚意。
毛泽东在茶会、宴会、记者会等各种公开场合发表言辞恳切的致辞和演说，反复强调“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积极号召各党派团结起来、共同避免内战，最终在重庆凝聚起战后中国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巩固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看来，重庆谈判分明是蒋介石设下的鸿门宴。对此，毛泽东风趣地说，我们就来个假戏真演，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清是非，这场戏也就有大价值了！
毛泽东高瞻远瞩，将重庆谈判视为巩固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实现和平建国的最佳契机。在参加重庆谈判的43天里，他不失时机地充分利用各种场合，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会见宋庆龄、冯玉祥、谭平山、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特别是通过与柳亚子的诗词唱和，赋予《沁园春·雪》这首气势磅礴的诗篇以统战意义，折服了一大批民主进步人士，为我党赢得了美誉和人心；“三顾特园”并挥毫题写“光明在望”，与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民盟领导人约定共同努力建设“民主之国”；邀请许德珩、梁希、潘菽等民主科学座谈会的负责人会谈，鼓励他们成立永久性的政治组织，促成了九三学社的建立；会见章乃器、刘鸿生、李烛尘、范旭东、胡西园等工商界人士，赞扬他们为发展民族工业所作的贡献，并向他们介绍党对待民族资本的政策；与郭沫若、章士钊、马寅初等知名人士座谈，交流时政，听取他们对谈判的意见，向他们宣传党的主张；宴请青年党负责人左舜生、何鲁之等，会晤国家社会党负责人蒋均田等，向他们阐明我党的政治主张；与美、苏、英、法等外国驻华使馆官员、外国记者和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等国际友人友好交往、广泛交流，希望他们为实现中国战后的和平民主作出贡献。
为促使重庆谈判早日达成协议，毛泽东还会见了于右任、翁文灏、何应钦、孙科、陈立夫、戴季陶、白崇禧、程潜、陈诚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向他们介绍共产党对时局的主张，表明和谈诚意。
最终，国民党在口头上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意识到如果再发动内战，就在全国和全世界面前输了理。因此，毛泽东在重庆的一系列活动，以及中共代表团在谈判中的多次让步，“击破了国民党说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谣言”，增进了各界人士对中共政治主张的理解，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的支持，促成了“双十协定”的签订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希望和曙光。
编辑/王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