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红岩，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个精神地标。1937年7月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利益为重，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各派政治力量相继会集，重庆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政治舞台，许多重大事件在这里渐次展开。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为书记。南方局在这里领导广大国统区以及港澳地区的党组织和党的工作，并代表中共中央与国民党当局交涉、谈判，与各党派和各界人士交往。1945年8月，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同年12月，中央派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到重庆参加旧政协会议。1946年5月南方局迁走后，我党在重庆成立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继续领导西南地区党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这些重大事件和重要工作，都与一个名为“红岩”的山坳密不可分，那就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近郊的驻地——红岩嘴13号。以红岩为代表的“红色三岩”不仅是党中央领导国统区党工作的指挥中心，也是给国统区人民带来光明与希望的一座灯塔。在长期革命斗争历程中，这种以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国统区广大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为培育主体的革命精神，便被赋予了一种既具有独特地理含义又蕴含革命象征意义的称谓——红岩精神。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在国统区的工作，并站在中国革命全局的高度进行了深刻论述。他说，“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取得胜利”。为此，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体现毛泽东思想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国统区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指导作用。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谈判，最终促成“双十协定”签订。谈判虽然只有短短45天，但发生在战后中国该往何处去的重大历史阶段，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大事件。

“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笔昆仑顶上头。”毛泽东此举，被诗人柳亚子赞为“弥天大勇”。

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国统区的公开代表。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战时首都，“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如同“染缸”。

周恩来以扎根群众自勉，依照中共中央隐蔽精干的方针，要求党员同国统区三教九流的各种人物接触，要做到“三勤”“三化”。而且要党员在社会交往的同时，如同“六月风荷”，“出淤泥而不染，同流而不合污”。

周恩来说，在国统区工作的共产党员，要树立一个信念，就是“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会到来”。

在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屡屡掀起反共高潮时，周恩来等人处变不惊，对形势缜密分析，坚守重庆阵地，争取时局好转。周恩来等人的努力斗争，一次次挽救了濒临破裂的国共合作，充分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浩然革命正气。

国统区广大党员和革命志士组成的英雄群体也是红岩精神的培育和践行者。他们潜伏在国统区的广大农村以及城市各行各业，在复杂险恶的社会环境里以特殊的方式竭尽全力为党工作，许多人为此被抓捕、被杀害。在黎明前最深重的黑夜，他们在狱中展开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并给党组织留下了狱中八条意见。这是他们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后一份礼物。

生命诚可贵，是什么让革命者舍生忘死？自由价更高，是什么让革命志士不惜深入虎穴流血牺牲？

答案，是坚定的理想信念。

嘉陵江边，红色页岩组成伸向江边的山嘴。岩石不曾言语，人们却记住了这一句话——他们在烈火中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