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重来

张伯苓，著名爱国教育家。爱国，是他一生的主旋律。因为爱国，他创办南开学校，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他倡导体育，为摘掉“东亚病夫”的帽子，致力于培养身心健康的人才。他是最早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的先驱人物，被誉为“中国奥运第一人”。

众所周知，张伯苓有振聋发聩、影响深远的“爱国三问”和“奥运三问”。殊不知，1935年12月张伯苓在重庆两次讲演中曾有关于当时中国国情的发问。由于种种原因，这两次讲演内容当时未能广泛传播，甚至到了今天，仍鲜为人知。

“爱国三问”振聋发聩

“爱国三问”是张伯苓于1935年9月在南开大学开学典礼上发出的让师生自省自励的三个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

“爱国三问”言简意赅，震撼人心，表达了近代以来饱受列强欺凌、穷困落后的中国人 的爱国心声和对美好生活的强烈向往，也彰显了张伯苓的高瞻远瞩和家国情怀。

1985年，著名心理学家、曾就读于南开大学的刘兆吉，在《我心目中的张伯苓校长》 一文中回忆了50年前聆听张伯苓发出“爱国三问”时的情景：

1935年9月17日，在南开大学秀山堂开学典礼（当时称始业式）上听校长讲话。……他以沉重的语调问：“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看来很寻常的三句话，但在当时却激起了爱国青年心中如焚的共鸣，异口同声的喊出“是！”“爱！”“愿意！”声音在悲愤地回响。随后校长语重心长地讲要救国就要“努力干去”，而且要“苦干”“死干”，要“咬定牙根，紧张而又紧张向前努力”，要“公”、要“诚”、要“团结”。张校长的讲话，语言朴素无华，但打动了青年的心，这是一堂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课。 

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高度评价。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南开大学考察时说：“这既是历史之问，也是时代之问，未来之问。”

无独有偶。就在张伯苓提出“爱国三问”后不久，同年12月，他在重庆的两次讲演中提出关于中国国情的问题。因为句句涉及中国问题，笔者将它凝练概括为“中国之问”。其问如下：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吗？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吗？

中国是世界上物产最丰富的国家吗？

中国是弱国吗？

中国为什么是弱国？

张伯苓的“中国之问”不仅是三个月前“爱国三问”的深化，而且引导青少年从世界的视角来探究中国问题。

意义深远的重庆之行

张伯苓的“中国之问”，与他1935年底的一次重庆之行有关。

1935年12月，张伯苓作为全国禁烟委员，赴重庆出席全国禁烟会议。出发前，他对南开所处的险境做了深入细致的考量：“华北局势，危急万状，一旦有变，学校必不保。为谋南开事业推广计，并为谋教育工作 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决意在川设立分校。”为此，他决定趁赴渝之机，对在重庆创办南开分校进行一番实地考察。

张伯苓从天津到上海后，乘坐其好友、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轮船前往重庆。在船上，他看到长江两岸的秀丽景色，联想到国家的危难和此行的目的，不禁感慨万千，赋诗一首：

大江东去我西来，北地愁云何日开？

盼到蜀中寻乐土，为酬素志育英才。

12月10日，张伯苓与著名科学家任鸿隽及其夫人陈衡哲同船抵达重庆。当晚，卢作孚在民生公司大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张、任、陈三人应邀登台讲演。

在演讲中，张伯苓说：“中国人最需要的东西有两种：第一是大公，第二是努力更努力。”“大公的对面就是自私。中国人逐处都看见在为自己的利益打算，不惜牺牲社会，不惜牺牲国家。若是我们不将这自私的心理去掉，国家是永远没有希望的。”他还提到在轮船上向孩子们发出“中国之问”的故事：

有一次，我乘轮（船）旅行，在船上看见有六个小孩子，大约年龄是在十岁左右，很可爱。我便问他们：“世界上哪国最大？”他们说“中国”。又问：“哪国人最多？”他们说“是中国”。我又问：“哪国最弱？”他们迟疑了一会——其中有个较大的孩子答复我说：“是中国”。我又问他们：“中国地方大，人又多，为什么不强呢？”他们答复不出来。

张伯苓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对于十岁左右的孩子来说，确实难了点。但他并不急于用说教方式解答，而是巧妙地教孩子们玩一个小游戏，让他们从游戏中找出答案——

我教他们作（做）拉绳的游戏：将他们六个人分作两队，分握绳子的两端。一端四人，一端二人，教他们用力的拉。结果，四人一端的拉输了。我问：“这是什么缘故？”他们都说：“四人一端的不是共同用力。”于是，我对他们说：“中国地大，人多，敌不过外国，也就是不共同用力的缘故。”的确，这是事实，因为他们都各向一个方向拉，都为着自己用力去了。

通过这个游戏，张伯苓让孩子们懂得了“中国不强”的原因和团结一致才能凝聚力量的道理。

向学生发出“中国之问”

当得知张伯苓要在重庆创办南开分校时，卢作孚非常高兴。因为他正在北碚开展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建设蓝图中就有建小学、中学、大学之计划。如能请到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张伯苓把南开分校建到北碚，真是再好不过了。于是，卢作孚盛情邀请张伯苓到北碚实地考察。

1935年12月12日，张伯苓在卢作孚陪同下来北碚考察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烈欢迎。欢迎会上，他再次发表演讲。当他登上讲台，看到台下听众大多是兼善中学的学生，心情非常高兴，立即改变讲演方式。据当时《嘉陵江日报》报道：“各欢迎团体在大礼堂集合开了一个联合欢迎会，请张伯苓先生讲演。他一上讲台后，只有一片向学生问答式的亲切谈话，应用了启发式的教学方法，且他讲起来态度很亲切，精神很兴奋。”

该报道两次用“亲切”二字表达了现场的气氛。张伯苓对台下学生说：“我在南开办学时，在从前，总是喜欢和青年接近，而今到北碚来了，也遇着这样一回事，能够和青年不生疏，这是我的荣幸！”他亲切随和的话语 使全场学生顿时活跃起来。

接着，张伯苓开始以连续发问的方式向学生们发出“中国之问”——

他（张伯苓）问：“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为何？”学生答：“华北问题。”有的又答： “中日问题。”问：“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为何？”答：“中国。”问：“世界上富强国家所有的特产和原料，中国都有否？”答：“中国应有尽有。”问：“中国是否为世界上最大国家？”答：“是最大的国家。”问：“世界的强国有几（个）？”答：“英、美、法、俄、日、意、德七国。”

张伯苓问到这里时，表情严肃起来。他停顿了一下，环顾全场学生，又连续发问——

（张伯苓）问：“你们是何国人？”答：“中国人。”张伯苓先生乃说：“你们既然是中国人，为什么不说中国强呢？可见中国本来就不强，且可见不强的原因，并不是‘地’的问题， 乃是‘人’的问题。因中国在世界上，既为人口最多，又为物产和原料最富的国家，故也。” 张先生又问：“中国不强的原因安在？”中间有一个学生答：“自私自利，不求进取。”另一个学生答：“不讲究科学。”于是张先生最后又说：“不错，中国不强的原因，是由于‘自私自利’。正因为如此，所以才自己打自己，所以才不知道国家为世界上最大组织的团体。”

一生倡导体育、主张通过体育来强健中国人身心的张伯苓，以中学生极感兴趣的足球比赛来说明“中国不强”的原因——

打足球的人，一经失败，总推诿在把门身上。说是“把门的不会把守，足球才会打进来。” 而把门的也可以这样说：“你们当前卫和后卫的人，若不把球踢进球门，球何至进来呢？”这是证明球之所以打输，在输球的一队，是个人人都该负责的。

他以足球比赛的输赢和球员的心理活动生动地诠释——

倘中国人要谋自己的存在，也当是个人人在责任内去切实努力，才有希望。其方法便是要现代化，要讲究科学，要造成自己生存的工具，能够自给自足的方法。

在国难当头之时，张伯苓不断以“中国之问”来激发国人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决心。

“中国之问”为何鲜为人知

人们也许会奇怪，为什么张伯苓的“爱国三问”广为人知，且一直以来都是持久不衰的热门话题，而同样彰显爱国精神的“中国之问”却至今鲜为人知？原因在于：

张伯苓此次重庆之行是参加全国禁烟会议，此时会议尚未召开，所以他的行止未引起重庆媒体关注。

张伯苓这两次讲演发生在民生公司和北碚民众举行的欢迎会上，是他的朋友卢作孚临时安排的，听众范围较小，因而没有引起外界和媒体的关注。

刊登张伯苓这两次讲演内容的报刊，只有民生公司主办的内部刊物《新世界》和北碚峡防局主办的地方小报《嘉陵江日报》。这一刊一报主要是在民生公司企业内部和北碚峡区内发行，发行量极少，当时外界媒体也未转载。

《新世界》和《嘉陵江日报》如今存世极少，知者不多。因此近些年来人们在整理编辑出版张伯苓的文集、全集时，这两个讲演内容都未收入其中。

正因为如此，张伯苓于1935年12月在重庆的两次讲演及其“中国之问”至今鲜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