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同川

我祖籍河南，出生在重庆市南岸区铜元局兵工厂。从出生到高中毕业，再到支援三线建设回到重庆，我在四川仪表总厂工作十几年，担任重庆主要领导十几年，对重庆有着很深的感情。我在重庆很多地方都待过，对重庆的情况很熟悉，对重庆的发展也很关心。这里简要回忆几件事。

计划单列和改革

中央决定在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是因为重庆系老工业城市，几个老厂都是在北洋军阀时期建立的，抗战时期从南京、武汉迁来。到了改革开放时期，这些老厂已经很落后了。在省辖市时期，重庆发展很困难，作为一个老工业城市未得到改造。

重庆实行计划单列，是中央希望通过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走出一条路子，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给城市注入活力。因为我们过去是农村、城市二元经济，城市经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城市好了，就能带动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在这方面，重庆确实起到了试点作用。

我在担任常务副市长期间，负责改革和计划，后来任市长，这期间有很多经验和教训。计划单列也给了重庆很大活力，没有计划单列，重庆经济发展没有这么快，很多项目就不可能上。只有列入国家计划，得到国家支持，大的项目才能搞上去。

重庆最先修建的是牛角沱嘉陵江大桥，然后再修建珊瑚坝的长江大桥。因为当时过江全靠车渡，一发大水，交通就瘫痪。修桥的钱也都由省计经委出。重庆当时很困难，但该上缴的必须要缴，因此留存十分少。不管是在我担任市委常委、副市长还是市长时，重庆市的基本建设基金，也就是自己能花的钱，在我手中能调用的只有6000多万元。资金确实很紧张，缺口很大，欠账也很多。因此不进行改革，重庆就没有活力，城市就发展不起来。虽然当时全国经济都很落后，但像重庆这样的老城市，困难更多、更大。

1988年出现抢购潮，老百姓见什么买什么，认为只要买到东西就比拿着钱好。当时天气也不好，菜价涨幅很大。为了保证供应，我们从市外调运粮油、蔬菜到重庆。我刚担任市长没多久就去市场看菜价，听到老百姓意见很大。党的十三大以后改革计划经济体制，所有的价格都要逐步放开。关于粮食的问题，我们讨论了很久。由于价格逐步放开，稍有不慎物价就要上涨，带来很多问题。而十三大以后基建规模过大，导致各方面的物资都紧缺。老百姓担心存银行货币贬值，什么都想买。为此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同时国家也下决心控制基建规模，停建了一部分基建项目。

保障人民生活重要必需品的价格稳定，关键还是刺激生产，我们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从周边区县调运蔬菜，财贸系统要给蔬菜公司很大一部分补贴。最紧张的时候还从东北调大白菜。由于当时运输条件太差，运到重庆后坏了很多。但为了平衡物价，政府该掏钱还是要掏。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追加补贴来平抑物价。

加强经济协作

重庆实行计划单列后有机会参加经济协作、经济交流的会议。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时，增进交流很重要。我还在工厂的时候，国家就已经放开一些东西，大大减少计划。过去的工厂是国家下达什么任务就生产什么，生产的东西由国家统一调走再统一销售，即统购统销。逐步放开以后，价格要自己定，计划要自己做，还要自己找市场，找不到市场就没有订货。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一些省市、城市间的交流就非常重要。

后来，党的十四大很审慎地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改革就要加强经济协作，要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当初成立的五省七方经济协作会和长江沿岸的一些经济协作会，在那个阶段十分重要。当时的财政因为实行分灶吃饭，税收上不去，非常困难。在各地都实行改革开放的情况下，杨汝岱同志提出“借船出海、借鸡生蛋”，希望能扩大开放，进行经济协作和交流，因此产业、产品的协作和交流显得非常必要。

中央在改革计划经济的时候，朱镕基同志和鲁大东同志提出为了发展西部经济，成立一个经济联合体，协作搞轻型汽车。西部省市的汽车工业都不发达，但必须要搞项目，因为只有列了项目才能纳入国家计划，因此三线办提出搞一个轻型车合作项目，由此列入国家计划，取得国家支持。但由于受计划经济的影响，事先就确定了成都生产发动机、重庆生产底盘，云南、贵州等有的生产车体，有的生产车厢，有的生产变速箱。开会时，各省市都想搞总装，但国家计委规定，不管是省还是市，只能有两个地方搞总装。国务院三线办召集五省七方开会，管计划的人也在一起。计划只有两方能搞总装，其他五方只搞零部件。每次开计划会，动员大家退出总装竞争，大家都不表态。最后三线办把大家的意见向国家计委报告，是不是大家都组装点汽车，零部件就按分工来搞。

重庆庆铃早已造出轻型车，用进口的五十铃散件，采用SKD方式组装，以后慢慢国产化。我们想的是，计划规定的，我们要干，计划没规定的，我们能干的也要干。慢慢地，我们凭借自己的力量，搞轻型车，支持庆铃上市。而轻型车只有重庆真正搞出来了。重庆在支持庆铃上市以前，原本想国产化，自己搞低标准的。比如重庆交通机械厂搞发动机，重庆机床厂生产变速箱，但自己生产都达不到要求，只能做备品备件。真正搞出高质量车的还是庆铃厂，这当然离不开国家的支持。所以五省七方的合作，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受计划经济影响，分配谁什么任务就生产什么，但实际上又受到市场的调节和选择，不是叫你干什么你就能干 得好、干得出来的，市场才是选择的主要取向。

在过渡时期，产品的协作、交流十分重要。重庆也借此机会发展了汽车工业。当时我们的工业实行“五自主”，商业实行“四放开”。当初改革，因为重庆是第一个计划单列城市，中央很重视。国务委员张劲夫带领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蒋一苇、四川社科院副院长林凌等人到重庆。我陪同他们到纺织系统、机械系统、兵工系统进行调研。蒋一苇同志提出的方案，打破军工分割的体制，改变了军工的“条条”“块块”。军工系统支持军转民，但对改革还是有不同的意见，最终搞部市合作。后来又有所调整，按照“五自主”的模式，重庆的军工、军转民有了很大发展。

重庆财政没钱，只能政策支持，该享受的政策一样不落，减免关税、进口设备，在我们权限内的都给企业减免，包括嘉陵摩托、建设摩托、望江厂摩托、长安汽车等。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对军工的发展有很大的好处。重庆的军工在全国来讲，都是比较好的。

至于商业“四放开”，搞得比较活，使企业逐步在新一轮的技术改造中走出困境。20世纪90 年代，在市场疲软、国合商业萎缩的情况下，重庆实行经营、价格、分配、用工放开。1991年，市政府提出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八户比照三资企业的办法，由此实行转换经营机制试点的企业开展了经营、价格、用工、分配、技术改造“五自主”的改革试点。当时通过放开出了一些新产品，比如冷酸灵牙膏、奥妮洗发品、北盛玻璃器皿、兆峰陶瓷、重庆啤酒被称为重庆轻工“五朵金花”。

清理“三角债”

清理“三角债”，在朱镕基同志任副总理时就开始了。当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不完善，法制不健全。为了稳定信贷，企业有了盈利要进行技术改造，但资金缺口大，生产、流动资金严重不足。当时拖欠原材料、拖欠配套企业资金的情况，比比皆是。主要原因还是市场经济的秩序没形成，拖欠也是没办法的事。

当初已经把经委撤销，朱镕基同志就搞了一个生产办，想逐步恢复经委的职能，他到各处统计各行业互相拖欠的情况。如果能多要到一些流动资金，对企业总是有好处，所以算账的目的就是多要钱，增加信贷的规模。

在那种情况下，重钢、特钢、汽车工业、兵器工业等企业技改的困难很大。朱镕基同志出了一个主意叫“封闭运行”，就是把钱拿去给龙头企业，要求还什么账就还什么账。比如一块钱注入这个企业，这个企业必须还另一个企业，另一个企业又必须还其他的企业，这样一笔钱要转好几圈，每转一次就要消耗一部分，到最后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镕基同志在我们市委、市政府的汇报会上给了一笔钱，抹掉十几亿的相互拖欠。

总的来说，我们就是希望把整体盘子搞大点，大点对搞活企业好，对企业技术改造有利。

沿江开放

重庆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城市，但作为内陆城市要走出去实不容易，所以我们提出与上海、南京、武汉联合沿江开发。当初采取了一些措施，交通银行成立就是为适应沿江开发，其总部设在上海。成立了交通银行，中央就同意沿江开发。

为适应市场经济建设而成立的交通银行，规模越来越大，吸引了很多股东。重庆投了资要分利润，重庆驻深圳办事处就是由交通银行分的利润建起来的。对于沿江开发，交通银行的成立是大家的一个共识。在那种情况下，我们非常注意抓住机遇，提高重庆的地位。1994年，江泽民同志到重庆，还曾题词“努力把重庆建设成为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

乡镇企业和个体私营经济

那时候，成都的乡镇企业发展很快，但重庆比较困难。因为是老工业城市，欠账多，占用资金规模大。重庆的实际贷款规模主要被军工大企业占用，能用于乡镇企业的很少。而成都大工业和军工相对少，贷款主要用于乡镇企业。所以我还专门到成都取经。因为两个城市的经济结构不一样，所以我们考虑给点政策放手看一看。当时宗申、隆鑫等民营企业依靠大企业也有所发展，重庆汽车、摩托车零部件有了很大的发展。另外通过开放，引进 汽车、摩托车，办了一些企业，包括珞璜电厂一、二期。

当初李鹏同志要到法国访问，需要带一些中法大项目，计委看珞璜正好是现成的，按照一期规模加一倍，二期很快就批下来了。这是利用政府间贷款搞起来的，对重庆的能源设施建设很有利，既有利于解决重庆的电力问题，又利用了外资。当时建珞璜很困难，因为是计划体制，要想从电力系统调有经验的人来管理很困难。我们就按照中外合资待遇公开招聘，从达州电厂和重庆电厂找了部分骨干，解决了人的问题。

通过改革开放，重庆的民营企业有了很大发展，吸引了一些外资。重庆在吸引外资方面还是走在前面。

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一直在论证，主要是防洪、发电、改善交通等方面。重庆坚持两点：一是三峡 坝高一定要185米，蓄水达到175 米，改善重庆的航运交通问题；二是环保，库区流速减缓，会造成污水稀释能力下降，水位抬高至洪水位时下水道出水口被淹，污水排不出，这些都对环境造成影响。所以重庆坚持这两点，我们还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到1992年，全国人大讨论通过建设三峡工程。李鹏同志为了支持三峡工程的决议，坚持重庆要直辖。当时让肖秧同志手写一份报告给李鹏同志和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批示后才出的国务院文件，将涪陵、万州、黔江委托重庆代管。李鹏同志提出按照移民比例分税，把大部分税收留给了重庆。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就是一根扁担两个箩筐，一根扁担就是成渝一线，两个箩筐就是成都和重庆，把周围都装进去了，成渝经济区就是这样的格局。

直辖后，重庆的城市建设发展非常快。

国际化大都市发展战略

1988年我刚任重庆市长时，就提出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考虑到重庆的交通比较困难，首先成立了轨道交通建设领导小组，现在的轨道交通就是那时候规划的。那时没有钱，只有一点一点地搞中外合资，想各种办法。后来国家拿了4万亿人民币搞基建，加上重庆直辖，交通部部长黄镇东到重庆任书记，国家计委副主任包叙定任市长，规划道路交通的思路很清晰。

搞国际化大都市首先要有规模，城市化在经济、政治、科技、贸易、金融等各方面要达 到国际化的水平，这需要一个长期努力的过程。城市化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矛盾也很多， 总体来讲必须解决交通、居住等问题。为此，我离开重庆前下决心要调整区划。这是一个大动作，也是城市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解决的问题。当初的方案是把区的范围扩大，撤销江北县和巴县，扩大中心区，每个区都给点土地让其发展。把九龙坡区的李家沱划给巴南区；南岸区向四公里发展，把巴县靠唐家沱一片划给南岸区；渝北、北碚、沙坪坝、九龙坡、大渡口、渝中区都得到了几个地方。大足和双桥合并变成大足区。总之，让重庆各区都有了发展的余地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