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红色印记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解放碑重庆百货大楼。（重庆百货供图）
上世纪九十年代，地处西部内陆地区的重庆，以一场突破“禁区”的改革，引领了中国商业改革潮流，获得国务院肯定，并在全国推广。
这便是发源于重庆巴县青木关（现沙坪坝区青木关镇）供销社的国合商业经营、价格、分配、用工“四放开”改革。
“此次改革，在我国掀起了第二轮商业改革新高潮，在中国商业改革开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6月18日，重庆市商业联合会原副会长柳松回忆起当年的“四放开”改革，依旧心潮澎湃。
为自救闯“禁区”，青木关供销社初试“三放开”
1990年7月的一天早晨，巴县青木关区供销社派出3名职工，乘车前往朝天门交易市场偷偷采购了100个书包，拿回来自行定价销售。
这在今天看来极为寻常，在当时却是堪称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对国合商业的经营有严格限制——指定渠道进货，指定价格销售，指定范围经营，不得越雷池半步。青木关供销社此举，无异于突破“禁区”。他们为何要冒如此大的风险？
“这也是迫于无奈的自救之举。”柳松回忆，当时，随着凭票供应体制逐步取消，大批个体户兴起，靠着灵活的渠道和定价抢夺市场。受此冲击，曾经风光无限的国合商店普遍出现亏损，经营日渐困难。
1990年，全市国合商业的利润从1989年的2.2.亿元，猛降至5400万元，亏损企业达227家。
青木关供销社也陷入了同样的困境。1989年，该供销社还实现盈利13.4万元。但从1990年1月起，其开始连月亏损。至当年6月，半年时间就累计亏损近4万元。
“怎么办？”形势严峻，时任青木关供销社主任罗应举和他的同事最终决定通过改革求生。
改革的第一步，就是“擅自”从朝天门市场进一批书包，然后自主定价销售。于是，在青木关供销社购进这批书包的第二天，青木关当地村民发现了一个新现象：个体摊上有的新款书包，供销社柜台上也有，并且每个还便宜近5元。
两天后，这批书包全部卖完。一个书包进价10元，售价14.5元，利润可观。
尝到甜头后，青木关供销社决定放手一搏，全面推行经营放开、价格放开、分配放开的“三放开”改革。1个月下来，以前被个体户吸引走的大批顾客又回来了，青木关供销社又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胆子更大些，“三放开”升级为“四放开”
一石激起千层浪，青木关供销社这一改革做法，很快被周边的供销社知道了，并引起多家供销社效仿。
巴县县政府和县财办的领导也表态对“三放开”予以支持。1990年9月，在全市财贸会上，原巴县副县长牟启源汇报了由青木关供销社发起的“三放开”改革，在会场引起不小震动。
有的人赞成，也有的人反对，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时任重庆市副市长张文彬静静听着与会人员的发言，没有表态。会后，他让秘书捎信给青木关供销社：“胆子大一些，步伐快一点”。
大约3个月后，张文彬带队到沿海经济特区考察学习。18天急行军似的考察，令重庆考察团成员大开眼界。“回渝后，考察团提出了发展重庆经济的8条建议。其中之一就是：把青木关供销社创造的“三放开”补充完善为经营、价格、用工、分配‘四放开’。”柳松说。
1991年1月，全市财贸工作会正式提出，在全市国合商业领域试行“四放开”改革。所谓“经营放开”，是要让企业获得更大的经营自主权，企业在搞好主营业务的同时，可适当扩大经营范围、改变经营方式，进一步开拓市场；“价格放开”，是要把企业推向市场。除国家定价的商品按规定执行外，其余商品价格全部放开，企业可根据市场需求和价格规律自行定价；“用工放开”，是要在企业内部实行合同制和内部待业制，运用竞争机制打破“铁饭碗”；“分配放开”，是要把劳动效率与职工收入紧密挂钩，实现多种分配形式，拉开分配差距，消除平均主义，不吃“大锅饭”。
一场轰动全国的改革，就此诞生。两路口百货公司、人道美商场等11家从全市遴选出来的企业，率先进行试点，充当改革先锋。1991年4月以后，“四放开”改革从试点阶段逐步向全市全面铺开。
重庆百货大楼顺应市场变化，及时果断调整经营结构，把购销重点放到新品、精品方面，扩大市场需求大的商品经营规模。同时，推行干部聘用制、全员劳动合同制，形成职工能进能出、干部能上能下、工资能升能降的运行机制。
到1991年底，重庆推行“四放开”的国合商业企业已有500余家，占比达到80%。
改革见效快，“四放开”引领全国商业改革潮流
“通过改革，重庆国合商业企业在经营管理理念上，实现了由‘抓购’到‘抓销’转变，经营特色突出，有力地提高经济效益。”柳松说。
更为重要的是，改革促进了企业内部经营机制的转换，增强了企业活力，提高了企业经济效益。1991年，全市国合商业实现利润8500多万元，比改革前的1990年增长51%，整体上扭转了此前两年连续下滑的趋势。首批试点企业的改革效果更好——与1990年相比，销售额总体增长30%，利润总体增长1倍有余，上缴利税总体增长40%。
凭借“四放开”改革，重庆在全国引起轰动。柳松回忆，“四放开”推进不到一年，全国就有350批、近4000人前来重庆取经；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也派人来渝考察，并充分肯定重庆的做法，认为此举为全国商业改革带了一个好头，推动了商业改革向纵深发展。
1991年11月，为推广重庆的改革经验，当时的国家体改委和商业部联合在渝举行“全国搞好国合商业座谈会”。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参会。会上，田纪云说，“重庆能够把‘四放开’率先在四川打响，在全国也能够放上一炮，使全国的商业改革有所突破，就是立了一大功。尤其是在没有路的情况下，重庆走出了一条路，这对全国的改革是一大贡献！”
“重庆‘四放开’改革，为深化企业改革探索了新路子。这为后来重庆企业更高层次、更深层面的改革，起到了破冰起航的引领作用。”柳松认为。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四放开”改革之后，以产权制度改革为核心的国有商贸企业改革，于1997年在重庆全市范围内全面推开。从2008年起，重庆商贸服务业迈入大发展阶段。
如今，重庆早已形成以民营商贸企业为主体、国有商贸企业集团为骨干、外资商贸企业为补充的商贸流通主体新格局。2020年，即便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重庆社零总额达到11787亿元，仅次于上海、北京两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