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高龙

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简称中农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学术团体和抗日救国组织。1933年由早期中共党员陈翰笙、钱俊瑞、薛暮桥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吴觉农等在上海发起成立。   

1934年，重庆涪陵人杨化周、张光前、张孑夫先后加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

抗战时期，中农会总部迁往重庆，下设的长涪通讯处在长寿、涪陵一带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促进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展开论战

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同年11月上海失守。1938年，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总部辗转迁移至重庆较场口石灰市附近。

1939年3月，重庆武隆人王朴经杨化周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随后，杨化周、张光前和王朴商议，在长寿、涪陵一带建立统一的组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于是，王朴专程到重庆拜访钱俊瑞和薛暮桥。征得他们同意后，王朴回到涪陵，和杨化周、张光前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长（寿）涪（陵）通讯处”（简称“中农会长涪通讯处”），总部设在长寿县城郊外官庄。当时除长涪通讯处外，中农会只在西安设有通讯处。

1939年秋，中农会长涪通讯处在涪陵韩龙乡杨化周家中召开成立大会。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理事会，理事会再选举产生常务理事，并推选王朴为主任，杨化周为副主任。王朴捐献300块大洋购置办公用品和抗日救亡的宣传品，同时写了一篇《情况报道》送报社发表。此后，王朴办的“战生农场”既是中农会长涪通讯处筹措资金的基地，也是其公开进行农村调研、宣传和从事抗日救亡活动的地方。

会员们将自己近年来对中国农村、农业生产实践观察和了解到的情况写成文章，在中农会刊物《中国农村》上发表。文章深入分析了中国农业、农村、农民存在的具体问题，同时探索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唤起民众对封建地主和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意识。

当时，美国教授卜克来中国搞农村经济研究。他认为中国农村经济落后的原因，不是封建地主阶级压迫剥削农民，而是中国农民的文化太低、耕作技术太落后。他认为，只要中国农民改良了耕种方法，运用新技术生产，中国经济就可以由穷变富。在卜克理论影响下，国内晏阳初等一批人主张“教育救国”。他们提出，中国现阶段的社会没有阶级，只有自耕农和佃农。他们否认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反对通过阶级斗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面貌。

中农会根据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则提出中国当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农村中有贫农、中农、富农、地主等阶级存在。改变中国农村的落后面貌，不能单纯靠教育。必须首先采取武装斗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农村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因此，围绕中国社会的性质问题，双方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王朴、杨化周、张光前等根据自己多年来在家乡农村工作和调研的情况，积极组织中农会长涪通讯处的同志一起撰文，旗帜鲜明地与卜克、晏阳初展开论战。

对内对外开展活动

在薛暮桥和钱俊瑞的指导下，长涪通讯处很快就在长寿的但渡乡，涪陵的大柏树、邻封、石龙寺、致韩等地开展活动，并先后发展了一批进步青年农民和曾曲江、曾友琴、黎俊流、袁慎先、汪绍轩、刘建勋等农村教员成为会员。

活动内容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对外。除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向《中国农村》投稿，长涪通讯处还在镇安、大柏树、致韩等地建立书报阅读室，并利用这些场所开办农民夜校，为农民扫盲。王朴和杨化周明白，由于中国农村极度贫穷落后，广大农民根本上不起学。农民没有文化知识进一步加深了农村的贫弱。因此，在农村兴办平民教育，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迫在眉睫。通过兴办书报阅读室，长涪通讯处的成员不仅组织农民学习文化知识，还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等新思想。同时，长涪通讯处成员还举办街头演讲，并到涪陵和长寿的城乡演出话剧。与涪陵城里的“抗战剧社”不同的是，他们不仅演出抗日救亡的剧目，还上演一些带有 反封建和革命色彩的左联作家的新剧。

二是对内。组织会员加强经济理论学习，如阅读《政治经济学》《大众哲学》和《社会发展史》；研究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并组织会员调研长寿、涪陵及周边农村的现状，积极撰文在《中国农村》上发表。杨化周通过对涪陵农村经济概况的调查，在《中国农村》战时特刊上发表了《抗战时期川东长涪农村动态》，在《新中华》上发表了《四川涪陵韩龙乡农村经济概况》。文章反映了当时四川农民在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下，生产积极性遭到严重挫伤的情况。张光前在《中国农村》上发表《力役地租的存在与富农经济的发展》，后由《新蜀报》《新华日报》转载。中农会总会对张光前颇为信任，中农会四川分会成立时，张光前被提名为理事。

为了扩大宣传面，唤起更多群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杨化周与王朴商定，由王朴去重庆中农会总会和战时书报供应站，带回一些宣传抗日救亡的书报。王朴到重庆后，向钱俊瑞详细汇报了长涪通讯处自成立以来开展的活动，并讲明了这次来渝的目的。钱俊瑞认真听完王朴的汇报，对长涪通讯处所做的大量工作深感满意，称赞同志们工作做得很扎实，并对今后的工作做了布置和安排。

最后他热情地询问王朴：“你要不要会见邹韬奋？我给你介绍。”王朴听后喜出望外。 于是，他在重庆逗留的两天时间里，除了得到大批宣传抗日救亡的书报，还由钱俊瑞安排专程 拜访了邹韬奋。两人相见恨晚，彻夜长谈。邹韬奋特别欣赏王朴在涪陵、长寿和武隆的作为，鼓励他继续努力，多做一些抗日救亡和振兴家乡实业的事情。他还热情承诺，如王朴有需要帮助之处，将全力给予支持。

作为重庆战时书报供应站的下属机构，在大柏树建立的“涪陵大柏树战时书报供应站”经常得到重庆送来的宣传抗日救亡的书刊。大家将这些书刊及时分发到各地图书室，让民众尽早阅读学习，并发动他们在社会上宣传鼓动，唤起更多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从而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的爱国斗争中来。

始终坚守在革命道路上

随着长涪通讯处组织不断扩大，活动面越来越广，其影响力也越来越大。1940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涪陵县政府针对中农会长涪通讯处公开宣传反帝、反封建以及抗日救亡的活动，密令三区伪区长张锡九秘密监视和收集他们的活动情况。随后，张锡九向涪陵县伪政府汇报，说王朴组织搞异党活动。王朴通过内线得到消息，与杨化周商量后，决定离开任教的石龙小学去重庆暂避风头。

临走前一晚，学生们来到王朴寝室再三挽留。经杨化周、张光前反复解释，半夜学生们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王朴刚离开不久，特务就前去抓捕，但扑了空。王朴到重庆后，正逢日机大轰炸，他在两路口险些遇难。

同年12月，国民党涪陵党网通讯员刘北恩告诉杨化周：“你们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注 意，有特务在监视你的行动，要注意！”一天，杨化周从乡下进涪陵城，找地下党领导人黄觉庵接头。路过涪陵西门口时，遇到便衣特务搜身。因事前作好了准备，特务搜遍他全身也没找到任何把柄，只得将他放行。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顽固派公开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统区形势日趋紧张。不久，杨化周从中农会总会得到消息，西安通讯处惨遭国民党特务破坏，负责人李敖仁已被逮捕杀害。王朴也被国民党特务以从事“异党活动”的罪名逮捕。随后，刘建勋、刘崇五先后被捕。杨化周、曾曲江被通缉。张光前被迫去了石柱。袁慎先、汪绍轩被敌特抓捕后，被敲诈勒索大量钱财，无奈流浪异乡。

1941年底，“战生农场”被国民党驻军一个营无理强占并破坏，中农会长涪通讯处被迫停止了活动。

即使面对艰难处境，长涪通讯处的成员们始终坚守在革命道路上。解放战争时期，王朴、杨化周、张光前、曾曲江等同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或统战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踏上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