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克洪

渝南中学位于重庆市綦江区永新镇，在国民政府渝南警备司令张轸支持下，由国民参政会参政员李世璋创办。这所地处偏远山区的普通学校，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活动据点。抗日战争中后期，南方局在这里领导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斗争。

掩护党员和进步人士 

渝南中学前身为重庆私立文成中学，原址在綦江县城，抗战爆发后，为躲避日机轰炸而迁到永新镇綦江河畔的原升平乡。1940年，文成中学因故停办。刚迁居綦江的李世璋得知此事后，征得张轸支持，在文成中学基础上加以改造调整，开办了一所完全私立中学，称私立渝南中学，李世璋自任校长。

驻綦江的渝南警备司令部管辖綦江、江津、南川三县，张轸指派参谋长李贤镇出面，罗致一批社会名流出资担任学校董事，綦江、江津、南川三县县长任副董事长，张轸自任董事长。李贤镇将一些庙产、匪产、无主资产转到学校名下，为办学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仅田租就可收取415石。

李世璋是早期共产党员，曾任孙中山的新闻发言人。抗战初期，李世璋经中共同意，应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之邀，出任该战区司令部秘书长兼政训处长。在军中，李世璋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利用其公开身份，积极推动中原地区抗日救亡运动。

李世璋的抗日举措，引起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国民党顽固派不满，他们纷纷向蒋介石密报。蒋介石于1938年冬下令解散第一战区司令部政训处，撤销李世璋的职务，传令他到重庆接受审查，并派特务监视其行踪。为摆脱特务纠缠，李世璋从重庆城区迁居綦江。

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41年渝南中学正式招生开学。其时，重庆政治环境紧张，进步人士横遭迫害，从事地下工作的共产党人处境困难。而皖南事变后，斗争形势更加险恶。

为应对复杂的敌我斗争形势，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南方局召开重要会议，提出了“要使五千党员成为隐蔽的、坚强得力的、与群众有联系的、善于影响和推动群众的干部”等七条原则。

渝黔边界一带离重庆较远，国民党反动力量相对较弱，有利于我党隐蔽力量、建立工作据点和开展革命斗争。怎样把在重庆工作的部分党员和进步人士转移到此，以什么为掩护开展革命斗争，成了南方局面临的一道难题。而渝南中学的创办，正好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条件：

张轸和綦江、江津、南川三县县长，只在渝南中学挂了名；李贤镇长期居住县城，极少

过问学校之事。除董事会安插了几个职员，升平乡乡长（兼学校董事）王一农安排了一个事务员外，全部人员均由李世璋负责选聘。加之学校地处偏远，不易引起国民党注意。

南方局通过章伯钧找李世璋商量，希望渝南中学吸收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到校工作，李世璋表示完全赞同。1943年上半年起，一些同志陆续转移到渝南中学，于是渝南中学成为南方局在綦江的据点。

进入渝南中学的党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已引起国民党注意，由南方局安排转移的，如王华冰、张志先、李可风、张焕彩、王云等，这些同志各自与南方局单线联系。王华冰原在重庆南开中学女生部工作，因被特务注意，转移到渝南中学。她的组织关系仍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由邓颖超直接领导。后来张志先转移到渝南中学时，组织上告诉王华冰，相互之间不能透露共产党员身份，也不谈组织关系。西北大学的李可风1944年5月转移到该校时，党组织给他的指示是“不转关系，后方隐蔽，独立作战，为党工作”。

二是南方局青年组从中央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乡村建设学院等安排转移的，如廖永祥、刘世明、李中杰、李益吾等。廖永祥原就读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44年豫湘桂前线吃紧时，受南方局青年组安排去涪陵建立农村工作据点。1945年廖永祥从涪陵返回复旦大学时，组织上安排他转移到渝南中学，与他同来的还有该校外文系的李中杰和史地系的刘世明。这几名复旦大学的青年，由南方局青年组朱语今领导。组织上给他们的任务是，建设好渝南中学这个据点，准备必要时开展游击战争。

三是从广东东江游击纵队撤回大后方的队员，包括曾庆明、罗伟炬、陈炳韶等。其中陈炳韶年龄较小，被编入学生班级读书。

转移到渝南中学的进步人士在当时都很有影响力，先后转入的有著名经济学家施复亮、钟复光夫妇，作家黄碧野夫妇、高天夫妇，以及李恩浩、冯菊坡、谭君牧等。其中，冯菊坡是大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骨干，施复亮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宣传者。

发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 

李世璋思想开明，治校严谨，加上聘请了一些思想进步、名望较高的知识分子任教，渝南中学一开始就有很好的名声，吸引了大批綦江、江津和南川的青年学子到此就读。綦河之畔、山坡之上，书声琅琅。到1944年秋季开学，在校生已有高、初中十多个班五六百人，成为斐声巴渝的知名学府。

渝南中学30多名教职工中，有从事工人运动的，有从事农村工作的，也有文艺作家、新闻战士、青运工作干部等。虽然每年人员流动很大，但在学校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举起抗日救亡旗帜，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抗日积聚了力量。

学校在开展抗日形势教育、爱国教育的同时，积极发动学生自由组合，建立进步社团，通过出壁报、搞竞赛、开展辩论等形式，宣传抗日救国思想。1945年上学期，学生组织就达20多个，其中人数最多的有3个，即以江津学生为主建立的德漠克拉西社、以南川学生为主建立的金佛社、以綦江学生为主建立的南溪社。这些组织都有进步教师指导，学习内容多是进步书籍，宣传讨论多以抗日救国为主题。

学校经常以学生自治会名义举办文娱晚会，教唱抗日革命歌曲，表演进步话剧等。当时影响较大的话剧是郭沫若的《棠棣之花》，不仅全校师生，附近许多农民也来观看，极大地激发了大家的爱国热情。

1944年4月，日军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国民党军在会战中呈崩溃态势，大片国土陷落，日军打到贵州独山一带。面对严峻形势，蒋介石打算放弃重庆迁都西昌。

渝南中学的共产党员根据南方局指示，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困难局面。李世璋多次召开会议，决定将学校迁往原綦江中峰乡境内的紫荆山区，并计划在蒋介石迁都西昌时，把国民党军丢弃的武器弹药，以及张轸送给学校的几十支步枪收集起来，以在校的东江游击纵队同志为骨干，就地开展游击战，建立川黔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

这时，蒋介石制定征招“十万知识青年从军”，组建青年军计划。国民党征兵人员进入

渝南中学动员，希望学生报名参军，学生们都看清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反应极为冷淡，全校500多名学生只有两名参加青年军。而动员大家上山开展游击战争，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

1944年冬，李世璋安排李可风带人到中峰乡选址。李可风一行经过一整天步行，到达中峰乡紫荆山区的乐嘉坪。乐嘉坪一带群山环抱、林木丰茂，坪内还有一所小学，是个安全隐蔽的地方。

李可风与当地群众商定，将坪内小学校舍让出作为渝南中学校址，学校可随时迁入；群众多余的粮食，作为备战粮储存。

不久，日军因战线拉长，兵力严重不足，撤出独山。形势缓解后，渝南中学迁移工作随即终止。

1945年日军投降前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云、贵、川农村据点的指示”，南方局先后增派七八名进步青年到渝南中学工作，为下一步斗争作秘密准备。

秘密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渝南中学的共产党员没有成立党支部，也没有与綦江地下党组织发生横向关系，而是直接受南方局领导。大家心照不宣，为共同的事业而努力工作。

学校党员中，王华冰老成持重、精明能干，成了公认的领导。大家经常在她的住所聚会，

讨论问题、分析形势、研究工作。如有不同意见，最后由她决定。

当时南方局给党员的任务主要有两项：一是贯彻落实“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

以待时机”的方针，对学生宣传进步思想，进行教育培养，但不发展党员；二是巩固和发展渝南中学这个活动据点，把学校办成“民主运动的摇篮”。由于李世璋与学校党员及进步教师配合默契，渝南中学的政治气氛十分活跃。

学校党员和进步教师每到重庆城区汇报联系工作，都会通过党组织和其他各种关系，筹集购买一些进步书刊。这些书刊被带回学校后，一般以帮书店朋友代销的名义，供学生购买和阅读。其中一部分也被暗中送给思想进步的学生。后来，他们又以教师捐赠的名义，将进步书刊赠给学校图书馆，并组织学生阅读。

按照南方局的指示和要求，在教育方式上，学校主要指导学生阅读进步报刊；在内容筛选上，用较多课时讲授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作品，以教育和感染学生，培养他们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播上，主要进行启蒙教育，让学生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帮助他们认识社会发展规律。

在正确思想的引导下，不少学生走上革命道路。据粗略统计，初五班全班40多人，1949年前参加共产党的有8人，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余人中多数也加入了党组织。

学校的训育主任是一个国民党右派人物，他依仗与董事会关系密切，查收进步书刊，压制学生运动，还利用职权控制了学生自治会，强制学生死读书、读死书。他的行为引起了进步师生不满，也形成了两种思想的尖锐对立。李世璋权衡再三，最终说服董事会，解聘了这名训育主任。

渝南中学开展进步思想教育，特别是在学生中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引起了綦江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他们准备对思想倾向比较明显的教师实施抓捕。1945年寒假期间，王华冰与张志先到王一农家串门。王一农喝醉后，满腹牢骚地发泄道，县党部要到渝南中学抓人是不给他乡长面子，他要先下手抓几个人。

王一农酒后失言，让同志们提高了警惕。王华冰回校后，迅速通知刘世明离校，接着她也撤离了学校。随后，廖永祥、李益吾及其他一些同志也转移离校。回到重庆后，廖永祥和李益吾被安排到《新华日报》工作。

1945年抗战胜利后，渝南中学的党员和进步教师先后撤走，李世璋也辞职回到老家江西，学校只剩个别党员还在活动。直到1946年上学期，綦江县党组织才又在学生中发展了一批党员。1949年11月綦江解放不久，渝南中学停办，结束了光荣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