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原

抗战胜利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重庆以中小工厂为主体，成立了中小工厂联合会。中小工厂联合会团结中小工厂的广大工人阶级，同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民族工商业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在南方局的指示下成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海岸封锁，外援断绝，沿海工业区沦陷，不少工厂纷纷迁往战时首都重庆。到1945年底，重庆的工厂有1649家，其中绝大多数是中小型工厂。这些工厂尽管规模不大、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但都担负起“自力更生”“支援抗战”的任务，为当时的军工和民用作出了巨大贡献。仅重庆织布业就动员了近6万台铁木织机，织成近3亿尺布匹，供应国内大部分军服和民用布。中小工厂不仅成了后方物资供应的重要基地，也为抗战胜利后民族工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棉纱实行管制，军需署向民营布投放军布加工任务时，以克扣工料、欠圈短码、压低工缴费用等各种手段，对织户厂家敲诈勒索、肆意掠夺，致使不少织布厂亏损巨大，纷纷停工倒闭。不仅如此，军需署还诬告民营布厂偷工减料、破坏军需生产，非法逮捕织户数十人，使不少织布厂主家破人亡。

海燕织布厂负责人田钟灵、裕服织布厂负责人李学民，为谋求同业利益，反对当局的残酷迫害，联系同业王智仁、朱俊明、高树德、杨正谊等十余人，发起建立同业公会。虽遭当局多方刁难，但几经交涉，重庆市社会局于1943年成立军布业联谊社。据统计，当时有300多家承织军布的布厂响应参加，军布业联谊社遂成为合法民营团体。

军布业联谊社成立后，在地下党组织的指导下，就军布问题与军需署展开坚决斗争，大量揭发其贪污舞弊、坑害织户的丑恶行径，并提出同业的合理要求，博得社会各界的广泛同情和支持。著名进步律师沈钧儒义务担任军布业联谊社的法律顾问。《新华日报》《商务日报》和《新民报》等报纸，大量刊登军布问题的消息，支持织户斗争，谴责军需署。成都、万县、西安等地同业闻风而来，协同抗争，声势扩大。但军需署百般推诿，军布业联谊社不仅没能解决问题，还使更多军布厂倒闭，工人流离失所。鉴于情形越发严重，军布业联谊社动员100多家布厂负责人背着“欠圈短码”的棉纱，到黄山公路上一字排开，等蒋介石乘车经过时高喊“伸冤”。蒋介石闻声大惊，询问得知是军布业厂户亏本请愿，才不得不答应办理。

当晚，蒋介石怒斥戴笠警戒不严，导致车遭拦截。戴笠转身向军需署长陈良发泄，军需署这才邀请布厂代表到署商谈。经过田钟灵、李学民等代表据理力争，军需署终于被迫答应：“原发给各承织户的地纱，只收回百分之十，并按官价折交现款，不收实物；原被关押的同业工人，一律全部释放。”

为巩固军布业的斗争成果，团结各行业中小工厂，重庆第一药品生产合作社负责人罗叔章，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与田钟灵、李学民商量，决定扩大组织，在军布业联谊社的基础上筹建中小工厂联合会。

1945年9月8日，田钟灵、李学民、罗叔章等9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了商讨筹建中小工厂联合会的第一次会议。

1946年1月10日，筹备大会在迁川工厂大厦正式召开。到会的有土布、军布、煤矿、酒精、制药等业的工厂或同业公会共17个单位。

3月7日，中小工厂联合会在重庆白象街西南实业大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会员工厂140余家，代表已登记入会的工厂280家。大会推选徐崇林、彭友今、田钟灵等23人为理事，李学民等9人为监事。第一次理事会、监事会又推选徐崇林、田钟灵、陈钧、张群华等7人为常务会理事，李学民等3人为常务会监事，徐崇林为理事长。

为便于开展工作，理事会研究决定，由各行业推举一人为设计委员，组成设计委员会，并选出徐崇林、王道衡、彭友今、徐守真4人为召集人，负责拟定中小工厂的生存发展方案。理事会、监事会联席会议决定，聘请马寅初、章乃器、李烛尘、施复亮等12人为顾问，出版会刊《中小工业》，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中小工厂联合会成立后，得到广大中小厂家重视和社会各界支持，组织日益发展壮大。截至1946年6月1日，中小工厂联合会已先后在成都、万县（今重庆市万州区）、兰州、上海等地成立了分会，并积极在南京、北平、天津筹建组织。到9月底，会员工厂已发展到1186家，会员企业包括机器、纺织、化工、制革、印刷等23种行业，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一个由中小民族资本家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工业团体。

在党的统战政策中受到鼓舞

中小工厂联合会的每项工作都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支持，得到中共领导人的关怀和鼓舞。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在桂园接见工商界人士刘鸿生、吴蕴初、胡西园、章乃器、范旭东等时指出，只有结束国民党的政治独裁和经济压迫，建立一个独立自由的新中国，才是发展民族工业经济的唯一道路。毛泽东的指示，给中国经济指明了方向，使中小工厂联合会成员备受鼓舞。

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的邀请，出席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现场座无虚席，不少人甚至在窗外、门外肃立静听。

周恩来在演讲中肯定了工商界关心政治是一个进步现象。他提到，为了战后工业建设，首先就要安定政治环境，而安定政治环境又不外乎和平、民主两件大事。但和平需要从实际行动中求得，今天最重要的是要国共双方军事上停止战乱、避免冲突，然后交通才能迅速恢复，工业复员才能顺利进行。他在分析发展资本的问题时指出：中共主张国家资本、私人资本、合作资本同时发展，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反对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对工商界普遍关心的劳资问题，周恩来指出，中国今天的问题是劳动者与民族资本都受压迫，因此应互相让步，共同奋斗，以求中国工业的发展。

此外，周恩来还在曾家岩50号、特园等场合，为各民主党派和包括中小工厂联合会在内的社会团体，做过许多重要指示，为他们指明斗争方向与奋斗目标。

董必武十分关心中小工厂联合会的发展，无论是平时工作，还是大型活动，他都给予具体指导。在决定筹建中小工厂联合会的次日，田钟灵、王智仁等5人到曾家岩50号向董必武汇报请示。董必武热情地表示：你们建立中小工厂联合会，维护民族工商业的生存，我们积极支持。你们的困难我早已知道，我决定同你们一道共商对付之策。

1946年1月旧政协会议期间，根据董必武的指示，中小工厂联合会拟定了《对政治协商会议意见书》，董必武亲自对文稿作了修改。8月20日下午，中国工业协会重庆分会假借江苏同乡会开会，改选理监事。为了反对官僚资本势力潘仰山控制该会，中小工厂联合会发动大批会员参加竞选。当天，董必武进驻保节院街指导，揭露潘仰山依仗反动党团特务，开票舞弊、硬抢席位的丑恶行径，打击了官僚资本势力。博古于1946年4月8日离开重庆时，特地约联合会负责人徐崇林单独谈话几个小时，指出联合会担负着发展中小工业，并领导中小工业走向新民主主义道路的重大责任，要求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工人、反对剥削。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吴玉章在撤离重庆之际，向联合会负责人反复叮嘱：“你们要斗争下去，要坚持到底，三年左右我们就可以回来。”

中共代表团和南方局的许涤新、张友渔、李登之等同志，也经常对联合会工作给予帮助和支持。党的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极大地鼓舞了中小工厂联合会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的信心，增强了成员们的革命斗志和力量。

这一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和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对中小工厂联合会的一切重要活动，都及时作了报道，并多次发表社论、专版，对他们的斗争作了强有力的声援和指导，扩大其在社会上的影响。

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小工厂联合会集中开展了“要和平，要民主，反内战，反卖国”的政治斗争。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两项活动。“自救图存，反对官僚资本”正是其中之一。

1946年1月19日，中小工厂联合会向正在召开的旧政协会议送交《意见书》，全面申诉了中小工厂的悲惨处境，提出紧急救济中小工厂的具体办法。《意见书》明确提出：“为了我们的生存，为了民族工业的前途，我们反对轻工业国营的现行政策，及官僚独占性的各种措施。”《意见书》得到许多进步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而国民党当局却不予理睬，广大中小工厂的困难与日俱增，停业破产现象越发严重。

1946年1月3日，中小工厂联合会田钟灵等5位代表到国民政府向蒋介石请愿，蒋介石拒不接见，只派文官吴鼎昌和联合会代表接谈。

接着，中小工厂联合会代表们向行政院长宋子文和副院长翁文灏请愿，均未得到有效答复。

2月1日，联合会代表又向蒋介石递交《意见书》，提出紧急救济办法，要求拨款200亿元（旧币），以解大家燃眉之急。

3月20日，联合会负责人徐崇林、张群华、王智仁等再到国民政府行政院呼吁，宋子文派秘书陈盛兰代见。

3月30日，中小工厂联合会举行记者招待会，严正提出：中小工厂从未得到政府分文贷款，要求政府救济中小工厂。

经过反复呼吁，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财政部不得不就《意见书》中请求拨给中小工厂生产复员500亿（旧币）费用一事，饬由四联总处核议办理。

中小工厂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还配合社会力量开展了“和平民主，反对内战卖国”的活动。1947年1月初，重庆文化界人士联名呼吁抵制美货，驱逐美军，并要求废除不平等的《中美商约》。接着，重庆市民15360人签名致书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军立即撤退。1月6日，重庆市63所学校1500多名学生因抗议美军暴行举行示威大游行。6月2日，重庆学生配合全国的爱国学生运动，举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中小工厂联合会积极配合，沿途设立茶水站、慰劳站，对爱国学生运动给予热情支持和帮助。

10月13日，中小工厂联合会为国民党所取缔。虽然从酝酿筹备、正式成立到被迫解散，历时不过一年多，但中小工厂联合会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旗帜下，配合社会各界力量，积极参加了一系列党在重庆开展的政治活动。

这些活动使广大工人阶级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同时壮大了中国进步力量的阵营。

编辑/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