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姝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外敌入侵、保障我国国防安全，党中央和毛泽东从当时险恶的国际环境和日益好转的国内经济形势出发，作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决策。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党中央带领广大人民群众举全国之力投入2000多亿巨资，在祖国西部13个省、自治区全面展开三线建设。1000多个项目相继开工，来自四面八方的几百万三线建设者听从党和国家召唤，奔赴三线地区艰苦创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建设成就。

至80年代初期，三线建设基本结束，我国已初步形成了以交通、能源为基础，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原材料工业与加工工业相配套，科研与生产相结合，门类比较齐全的战略后方基地。历经十几载风风雨雨，三线建设不仅创造了不朽的工业传奇，也孕育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战略决策

20世纪60年代，在动荡激变的国际局势中，中国面临来自多方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1964年4月，军委总参谋部提交一份报告，其内容更让党中央和毛泽东担心。这份报告对当时我国在应对战争威胁方面存在的诸多隐患进行了分析：一是工业过于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二是大城市人口多，防空问题尚无有效措施；三是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四是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小，一旦遭到破坏，将酿成巨大灾害。

其实，对于报告中所暴露出的我国生产力区域布局不平衡问题，毛泽东早有关注和思考。

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改变沿海与内地生产力区域布局失衡的观点。他认为，我国轻重工业有70%在沿海，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为了平衡工业发展布局，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利于备战。1963年9月，毛泽东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进一步指出：“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为此，在讨论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毛泽东多次召集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等人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反复研判。他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是不行的”，“要搞三线工业基地的建设……要自己造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迫击炮、子弹、炸药，有了这些东西，就放心了”。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在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作出了集中力量进行三线建设的决策。这一决策出于对国家整体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考虑，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准备抗击任何来犯之敌、捍卫国家主权的决心。

组织实施

党和国家把三线建设视为关系国家安危的头等大事来抓。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立即组成专门小组抓紧研究具体实施方案，迅速展开西南、西北三线建设的调研和部署工作。

1964年9月21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的李富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正式宣布三线建设的目标和布局。

根据“在纵深地区，即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包括湘西、鄂西）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后方工业体系”的目标要求，三线建设从1964年正式启动，1965年全面展开，主要经历了“三五”“四五”“五五”三个五年计划。国家投资2052亿元，调集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上千万人次的民工建设者，建设领域涉及能源、交通、冶金、机械、电子及军工等部门。其有效的组织实施，既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强有力领导，也源于社会主义国家“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首先，从中央、各大区中央局、国务院有关部门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市、地、县及建设单位，都先后建立了专门机构，具体组织指挥三线建设各方面工作。从中央来看，由书记处书记、国务院负责人主持三线建设日常工作。从三线地区来看，先后成立了西南、西北和中南三个三线建设委员会，分别由有关地区中央局的第一书记任主任，吸收国务院有关部、委、办和有关省区的负责人为委员，具体负责本行业和本地区三线建设的领导工作。在三线建设重大项目的实施过程中，经中共中央或国务院批准，又分别成立了工作小组或指挥部，如三线建设支援和检查小组、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建设筹备小组、西南铁路建设指挥部、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建设指挥部、西北航空工业建设领导小组等。

此外，在三线建设任务比较重的第一至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电力、煤炭、化工、石油、建材等工业部以及为三线建设服务的建筑工业、商业部门，都分别在西南、西北、中南地区设立了指挥机构，并派出部一级领导干部主持日常工作。在地方，三线地区有关省和自治区以及建设项目较多的市、地、县，都成立了领导小组或办公室，具体承担支援三线建设的工作。这些专门机构，如同党中央的千万条线紧紧联系着每个行业部门、每个建设项目，形成高度统一的指挥体系，并为三线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组织机构上的保证。

其次，在整个三线建设中，国家以集中投资为主要途径，为三线建设所需的庞大人力、财力、物力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建设资金不足，财政及时拨款；物资供应紧张，优先予以保证；施工力量不够，四面八方调集。当时全国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从沿海内迁380多个项目，集聚了50多万训练有素的科技人才，配置了数十万台（套）国内最先进的技术装备。

可以想象，如果不实行“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建设模式，要在内地当时交通闭塞、物资奇缺的荒山野岭中搞建设是根本不可能的。实践证明，这一模式是我国作为落后的农业国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而实现赶超发展的必然选择，对于迅速形成大规模生产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国防现代化和工业化国家作出了积极贡献。

影响深远

1964年至1980年，在长达17年的时间里，经过大规模三线建设，我国在内地建成了近2000个大中型骨干企业，形成了40多个重大产品的科研生产基地和30多座各具特色的新兴工业城市。

以铁路、公路、长江为网络的交通运输业，以煤炭和水、火电为主体的能源工业，以钢铁、有色金属为重点的原材料工业，以发电设备、机床和汽车为代表的机械制造业，以元器件、通讯和引导设备为骨干的电子工业，以战略武器和轻重型军事装备为特点的国防科技工业等，都具备了相当的生产能力。如建成川黔、成昆、襄渝等铁路干线，六盘水、渭北等煤炭基地，攀枝花、金川等钢铁冶金基地，长城、水城等大型钢厂，葛洲坝、刘家峡等水电站，湖北中国第二汽车厂、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等制造业基地，酒泉、西昌航天卫星发射中心，贵州、汉中航空基地，川西核工业基地，长江中上游造船基地，重庆、豫西、鄂西、湘西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等，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工业实力，带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三线建设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创业奋斗史，成就巨大，影响深远。

从战略层面来看，三线建设建立起来的国防体系和基地，扩展了国家战略纵深，建设了战略大后方，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我国反侵略战争的实力，起到了预防和遏制强敌对我国发动战争的积极作用。

从经济文化层面来看，三线建设不仅初步改善了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不平衡状况，为中西部特别是西部地区的发展奠定了工业化基础，同时还为西部地区引进了先进的技术装备与管理方式，培养了大批技术和管理人才，也把城市文明带入了当地的社会生活，大大提高了内地城市化水平，为国家调节东西部经济和文化差异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政治层面来看，三线建设的战略实施及其建设成果，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与超级大国周旋争取了时间与筹码，为改革开放以来赢得长时间和平发展机会奠定了基础。

这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维持国家和平与独立自主发展，并为壮大自身实力赢得时间的成功战略，充分展示了党中央的高超政治智慧和深邃战略眼光。

调整改造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尽管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但和平力量有了很大发展，世界正逐步从对抗走向对话。

随着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原来为准备战争突然爆发而建立起来的一些以军品生产为主的三线企业，面临军品任务锐减、生产线闲置、经济效益下降、企业亏损严重、职工队伍不稳等诸多困难。与此同时，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三线建设在国家急于备战的情况下匆促上马，并且受到“文革”冲击和“左”的指导思想影响，致使一大批企业由于选址布局不当，留下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改革开放后，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大批三线企业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地步。党中央从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形势出发，根据现实需要，于1983年10月作出全面展开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工作的决定。

同年12月，国务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规划办公室在成都成立，由国家计委代管。按照国务院“调整改造，发挥作用”的方针，先对云南、贵州、四川（包括重庆市)、陕西四省和豫西、鄂西地区内的工业交通企业，包括国务院各部门在上述地区的直属企业进行调整规划，重点放在四川（包括重庆市）、贵州、陕西三省，豫西地区和国防军工企业方面。三线建设调整改造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七五”时期的综合治理阶段，“八五”“九五”时期以脱险搬迁为主的布局调整阶段，“十五”调整建设的收尾阶段。

具体调改过程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企业布局调整。即通过“关、停、并、转、迁”等方式，重点解决选址不当、自然灾害严重，产品无明确方向、生产难以维持，远离城镇、没有社会依托和发展前途企业的问题。二是产品结构调整。主要针对三线军工企业，包括原来为军工配套服务的企业，贯彻军民结合方针，围绕国家重点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需要，开发形成一批各具特色、在国际国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三是技术改造。结合布局调整和产品结构调整制定技术改造规划，发展优势产品，开发新产品新技术，推动技术进步。

三线调整改造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过去三线建设遗留问题的矫正，是三线地区经济、国防建设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完善和发展。国家对三线调整采取政府扶持与企业自谋出路相结合的方式，不仅救治了一批濒临倒闭的亏损企业和处境艰难的停缓建单位，为其生存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而且通过调整企业的生产经营，使经济效益明显回升，尤其对稳定国防科技工业队伍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三线调整改造还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加快了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为新世纪国防建设和西部大开发打下了较好的物质基础，创造了必要的外部条件。

铸就丰碑

三线建设不仅在历史上创造了不朽的工业传奇，同时留下了“艰苦创业、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三线精神。

56年前，在中国经济还比较困难、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的情况下，数以百万计的三线建设者们积极响应“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召唤，满怀爱党爱国的热忱，打起背包、跋山涉水，从工业相对发达、物资富饶的东北、华北和沿海大中城市，一路高歌，风雨兼程，奔赴祖国大西南和大西北的崇山峻岭、大漠荒原。

他们住的是干打垒、布棚子，吃的是干咸菜、硬馒头，在交通不便、人烟稀少的艰苦条件下，克服自然、生活、工作各种困难，自力更生建造起确保国家安全的战略后方基地。他们以“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创业精神，在交通、能源、国防科技工业等领域创造了自行设计研发、自主建设的一个又一个奇迹。

他们来自四面八方，并聚集在各个建设点上，团结一致、齐心协力搞建设。他们不计个人得失、不求名利地位，隐姓埋名、扎根深山，以对祖国、对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无比忠诚，为三线建设“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共和国建设史上铸就了不朽的丰碑。

三线精神与土地革命战争中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抗日战争中形成的“延安精神”“红岩精神”一脉相承，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充分体现。它不仅是三线建设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征程上创造一个又一个建设奇迹的力量源泉，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