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英顺

在红岩的历史上，有这样一位传奇女性。她出生于湖北一个封建家庭，能绣花，善诗文，有“才女”之名，但在家庭逼婚时，却能割喉明志，以死抗争；她领导洪湖苏区游击斗争时，常骑马率众人冲锋陷阵，与敌人作殊死战；被叛徒出卖时，她怒扇叛徒耳光，于法庭上当众驳斥，语惊四座；她在狱中时化作铁窗斗士，组织难友四次开展绝食斗争。她是红色电影《洪湖赤卫队》中赤卫队队长韩英的原型，也是谍战片《风筝》中共产党高级干部钱重文的原型；她是周恩来口中铁面无私的“女包公”，更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工作人员交口称赞的好大姐。

她就是钱瑛。

抱定“不怕鬼”的决心

认识钱瑛的人都提到过，她有一句常挂嘴边的口头禅“不怕鬼”。这句口头禅非常形象地反映了钱瑛作为共产党人的良好品质：在工作中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真理。在负责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工作的岁月中，钱瑛同样做到不妄断、不轻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在周恩来、叶剑英的积极营救下，1937年9月，被囚四年的钱瑛出狱，回到党的怀抱。她不曾停歇，很快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先后担任湖北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代理省委书记。武汉沦陷前一天，钱瑛与最后一批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乘坐“新升隆”号轮船撤离。次日遇日机轰炸，她与同伴落水后幸免于难。与死神擦肩而过，钱瑛来不及庆幸，立即着手创建鄂西抗日根据地，壮大党的革命力量。

1940年，钱瑛刚从鄂西调到南方局组织部工作，成都就发生了“抢米事件”。3月，成都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暴徒抢劫重庆银行的粮食仓库，反诬是“共产党所为”，借此逮捕了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共产党人，川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南方局派钱瑛担任南方局驻川康特委代表、西南工作委员会书记，到川西负责整顿党的组织和审查干部。

钱瑛到成都后，面对尖锐复杂的斗争局面，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深入基层多方了解情况，掌握确凿证据，向群众披露真相。她着重巩固加强党的组织工作，对党员干部逐个亲自面谈，认真了解分析每个党员的基本情况和重要关系，并作妥善安排。

当时，有一位党员的个人经历及社会关系复杂，与军政商各界和三教九流人士都有交往。他于1936年入党，后因故脱党，1938年又恢复了党的组织关系。因此，很多人认为应把此人调往外地，以防意外。钱瑛没有轻下判断，而是搜集他的详尽资料进行仔细分析，并一次次找他谈话，在征得本人同意后，最终决定让他留在原岗位。事实证明，这位党员同志信仰坚定，在之后的革命工作中表现很好，掩护过多名党的重要干部，保护了川康特委组织。后来他不幸被捕，面对国民党特务的威逼利诱和毒刑拷打，依然坚不吐实，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气节。

皖南事变后，成都形势更加危急。钱瑛果断采取措施，及时稳住阵地。她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作出针对性的工作部署，“把已经‘红’的转移；‘粉红’的改变工作方式、方法；‘尚未暴露’的长期埋伏；新接班的领导人就只和尚未暴露者接触；注意巩固组织，保存力量，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钱瑛把工作的各个环节安排妥当后才离开。

1943年夏，钱瑛回延安参加整风运动。据原南方局组织部长孔原回忆，他和钱瑛等人“都被污蔑为叛徒、特务、红旗党，受到审查，遭到大会小会批判”。即便身处逆境，“不怕鬼”的钱瑛依然挺身而出，为被冤枉的同志申辩。她曾两次到中央社会部作报告，实事求是地阐述我党在国统区地下工作的形势、任务、特点和规律，保护了不少地下党同志。

1945年，钱瑛参加党的七大后重新回到红岩，担任南方局组织部长，在周恩来、董必武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组织工作。

抗战胜利后，一位负责国统区青年运动的青年党员突然被宣布暂时离开岗位，“隔离审查”。他思想受挫，一时想不通，不肯写交代材料。王若飞、钱瑛先后几次与他谈心交流，请他相信南方局的审干工作完全是实事求是的。钱瑛语重心长地说:“党对你要进行一次政治审查，因为有情报说你被捕过。现在你承担了那么重要的工作，事关革命利益，应该审查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要和组织上共同把问题弄清楚。”这位青年被钱瑛坦诚耐心的态度感动，很快写出详细的书面材料，事情也就水落石出。

1945年底，南方局即将离开重庆，东迁南京，但还有一批人因组织关系丢掉了，尚未调查清楚，一时很难接上组织关系。钱瑛了解情况后，专门对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嘱咐道：“凡没有弄清事实真相的，不要轻率地接关系，要确保党的组织纯洁性；在问题未弄确切之前，事关同志的政治生命，也不要轻易地把同志丢掉，即使我们走了，还要交待给留在当地的党组织，安排一定的同志对这些人的问题继续做工作，要和他们保持联系。”她还特别交待，有的问题，可能暂时弄不清，将来条件好了，还是有可能弄清楚的，在未彻底弄清之前，不要忙于下结论，对人的处理务必持慎重态度。

钱瑛的“不怕鬼”精神深深感染着南方局的每位同志，大家都把她当成贴心人，亲切地称她“大姐”。他们后来回忆当年事，都感慨不尽：“那时相处在一起，就是一家人，钱瑛大姐就像是亲姐姐一样地关心同志们。她看到问题，就真诚地向有关同志提出。她对干部的培养、任用，完全按照党的原则办事，包括反对她的人，她照样举贤任能、不计前隙。”

冷静指导学生运动

抗战胜利后，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钱瑛先后担任南方局、南京局、上海局的组织部长，分管川、湘、鄂及云贵地区地下党的工作及学生运动、青年工作等。在领导学生运动和青年工作时，她非常注意发挥、爱护青年的革命热情，引导他们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

1945年底，国民党顽固派挑动内战，激起国统区人民的强烈愤慨，继而爆发了一场群众性反内战运动。

12月1日，国民党云南当局组织大批特务和军人闯入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学校，捣毁校舍，殴打师生，并投掷手榴弹，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不仅未使学生们退却，反而进一步激怒云南乃至全国的师生纷纷加入罢课斗争行列，社会各界以各种形式予以支持和同情。

12月2日，《新华日报》全文刊载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西南中山大学等31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的《昆明市大中学生为反对内战及抗议武装干涉集会告全国同胞书》。12月5日，又发表社论《昆明学生流血惨案》，指出“反对内战，实行民主是全国人民的公意所在，昆明一地的学生的呼声已非武力所能动摇，全国人民的共同主张更是无论怎样大的武力也压不倒的”。

为更好地领导昆明学生运动，中共云南省工委派西南联大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程法伋到重庆向南方局汇报。当时，“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会议室里，一张长方形桌围坐着十来个同志，在静听昆明来的同志的汇报”。王、程二人谈到，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三位同学和一位教师后，师生们斗争情绪高涨。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停止内战、严惩祸首等要求，否则就无限期罢课。

听到这里，钱瑛马上插话说，不能无限期罢课。她解释说，一二·一运动在全国影响很大，起到很好的效果。但是，你们采取无限期罢课的办法是不策略、不可取的。因为罢课时间长了，中间学生不容易坚持，还可能失掉校方和教授的同情，使积极分子陷入孤立，造成被动，必须立即改变无限期罢课的决定，争取达到一定要求就适时复课。有理有利有节，才能在斗争中壮大我们的力量。

她着重指出，要告诉同志们，群众情绪越是高涨，我们就应该更加冷静。要认真研究形势，考虑怎样很好地结束罢课。因为罢课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通过罢课达到应有的目的。

会上，钱瑛进一步提出，惩办祸首和停止内战，可以作为宣传口号，但作为复课的必要条件就不行，“我们应该看得很清楚，学生提出要惩办祸首，蒋介石就会真的惩办关麟征、李宗黄、邱清泉这几个家伙吗？不会的。蒋介石也不会因为学生要求停止内战就不再打内战。这样学生的要求永远达不到，罢课无限期地拖下去，大多数中间群众就会情绪低落，逐渐脱离运动，少数进步分子孤立突出，这对斗争是极不利的。我们必须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南方局的指导意见和钱瑛的讲话，很快通过《新华日报》社论、评论和文章进行传达。12月24日、25日，中共云南省工委派到南方局的交通员王时风从重庆返回昆明，并带回钱瑛的信。信中指示，运动已取得丰硕成果，应及时结束，转变斗争方式。所提要求，有几个条件取得结果，即可复课。

中共云南省工委负责人读了《新华日报》文章和钱瑛的指示信后，坚定了适时组织退守的思想，适时提出“停灵复课”的口号。从12月27日起，昆明全市中等以上45所学校全体学生复课，教师复教。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被迫接受学生提出的大部分条件。

做思想工作公正严谨

解放战争时期，钱瑛在领导南京局、上海局的地下党工作时，曾深刻指出，我们在国民党地区作斗争，就是要打游击战。她特别提醒说，不管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多么好，也不管我们在战斗中取得了多么大的胜利，但是在解放军还没有进入这个城市以前，这个城市的敌我力量对比，我们还是处于劣势的。所以我们不能同敌人硬碰硬，不能打阵地战，只能抓住国民党反动派的弱点和漏洞再打，打响了以后就要考虑如何撤出战斗。不要恋战，不要想在每一次战斗中都取得伟大的胜利，更不能同敌人硬拼，不能形成长期僵持局面。

南方局青年组的朱语今回忆，对于川东地下党的工作，钱瑛曾有过具体指示，“要求他们坚持发展地下武装的方针，这就是公开挂起国民党保安大队的招牌，秘密发展共产党的武装力量。有的地方碰上好机会，也可以对敌人来一次突然袭击，扰乱敌人一下。但事后要马上隐蔽起来，不要暴露自己。总之，不到最后解放的时机到来，决不公开打红旗”。

1948年夏，已转移到香港开展工作的钱瑛，当听到川东华蓥山武装起义的消息后很着急，说：“叫他们好好隐蔽下来，怎么就公开打起红旗来了？华蓥山离重庆那么远，在那里公开打红旗，怎么能站得住脚？”

由于刘国定、冉益智等相继叛变，钱瑛同川东地下党负责人失去了直接联系。她猜测，“老彭（即川东临委委员彭咏梧）大概被叛徒一下子给闹慌了，急急忙忙把队伍拖上山。其实，主要把一些可能被叛徒出卖的同志都撤走，其余没有暴露的同志坚决埋伏一下，是不必上山的”。

由于失去联系，钱瑛十分担心川渝地区地下党同志的安全。她特别嘱咐朱语今，若见有来港的川东同志，马上告诉她。她一旦得到川东来人的消息，就立即约来面谈，向其打听同志们的消息。如果有可能联系上的同志，就马上想办法联系。有的同志留在川东处境比较危险，她就通知设法撤出。

同时，钱瑛也在不断思考川渝地区武装起义的经验教训。后来，川康特委领导人马识途赶到香港向钱瑛汇报工作。这次会面，让马识途印象极深：“我怎么也不能忘记1948年夏天，我去香港，钱大姐给我整一个月风的那些日子。那次整得真疼，但是那收获却使我终身受益，使我后来少犯多少错误。”

马识途向钱瑛总结他们在川康一带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是“党的组织基础差，群众发动不够，同时我们缺乏武装和军事指挥人员，对敌人的凶残估计不足，特别是对那些‘地头蛇’地主武装的潜在势力估计不足，还有时机选择得不对，外面统战工作配合得也不好等等”。

马识途回忆，“钱大姐还是那个老习惯，只是让你汇报，她一支接着一支地抽香烟，把眼睛眯起来，专心一意地听你讲，她不记笔记，也不插一句话，除非是有些情况她要你再详细补充，要形象和数字，以至一些我们认为亳不重要的细节，抓住问个不完。汇报听完了，她也不马上分析或回答问题，她叫你放开来休息两天，她再来谈”。

两天后，钱瑛正式与马识途交谈。她首先充分肯定了川康地区的工作成绩，也同意武装暴动失败的原因分析，但随即话锋一转，说道：“一次失败了，你们再搞一次，这一次失败了，你们还要来一次。这是为什么？是一种什么思想阻碍你们认识问题？是一种什么思想使你们老撞南墙，死不回头？”

她严肃指出：“最根本的是你们对地下党的任务还不明确，对于搞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什么还不清楚。我们地下党是为了配合老区的党而活动的，我们搞武装暴动的目的是为了配合解放区战场，牵制敌人的，不需要你们独立解放川康，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因此，地下党的存在对敌人就是一种威胁，可以说你们在白区的存在就是胜利。武装斗争只要能拖住敌人，就是配合了老区的斗争。因此不能把自己有限的一点力量拿去和敌人拼命。然而你们就这么搞，思想根源在哪里？”

钱瑛进一步剖析：“上升到世界观的高度，把自己灵魂深处的自由王国打开来看看，你们无外乎是想自己打出一个江山来，拉起支队伍来，以便解放后，论功行赏，排班坐交椅吧？”

一听这话，马识途立刻坐不住了，急忙分辩：“我们哪里想争坐什么交椅？我自己早就下定决心去掉脑袋的嘛。”

钱瑛说：“你就是真掉了脑袋，还是这个道理，我还要批评你，甚至处分你！不好好改造世界观，没有不撞南墙的。”

最后，她严厉地补充说：“同志，我们的一切都是属于党的，我们没有权利去浪费党的财富，包括我们的生命！”

马识途回忆，在接下来一个月里，“开起会来，她（钱瑛）一点也不含糊，盯得好紧。有时我思想不通，批得我流泪，她还是一点也不让步，狠狠批，非叫你深刻认识不可”。通过一个月的思想整风，马识途认识到，“我终于折服了。我提高到改造世界观的高度去认识错误”“她给我说的这些话，真是足够我一生受用的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马识途在北京遇到钱瑛，他回忆起两人在香港时的谈话，仍记忆犹新。马识途笑着说：“那时你把我整得好痛呦！”钱瑛语重心长地说：“革命可不能有入股分红的潜在思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