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国共合作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对日抗战最早的倡导者、积极的组织者、坚定的推动者和忠实的捍卫者。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先后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对日战争宣言》等文件，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的严正立场。

随着日本对华侵略进一步加深和扩大，中日间的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顺应时代与形势的发展，开始调整斗争策略，于1934年4月20日正式提出“尽最大可能团结一切反日的力量来建立真正广大的民众的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影响下，国民党方面也开始改变对内对外政策。1936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为解决国共两党联合抗日的有关问题，中共中央在七七事变爆发前，即派遣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人赴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方面就国共两党关系、红军改编以及陕甘宁边区改制等问题进行谈判。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至此，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该年8月9日，周恩来偕朱德、叶剑英为出席“国防会议”抵达南京。其间，周恩来除参加国防最高会议、与国民党当局继续谈判外，还积极筹划在南京、兰州、武汉设立中共代表团及八路军办事处，指示潘梓年、章汉夫、钱之光、许涤新等筹备出版《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

9月，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成立，中共中央派叶剑英为驻京代表，李克农为办事处处长。

八路军南京办事处是中国共产党设在国统区的第一个公开机构，主要任务是加强国共两党的沟通与联系，及时解决新改编的八路军所需解决的问题。

会聚武汉

1937年11月上海失守前后，中共中央虽然并不知晓国民党中央迁都重庆的谋划与决定，但已敏锐感觉到南京必不能守，武汉才是将来中国抗日救亡的中心。

毛泽东、张闻天于11月12日致电在南京的博古、潘汉年与刘晓（时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指示今后的救亡运动方针。内称：“上海失去后，救亡运动中心将转移至武汉。因此，党的与非党的干部亦应重新分配，一部分应去武汉，一部分去战区，一部分环境较好的仍留下，工作方式应有必要的转变。”

同一天，上海沦陷，江南告急，国民党中央决定迁都重庆，并于11月20日明令发表《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于是，在南京的党政军机构纷纷向武汉、重庆迁移，中共组织与人员也准备撤退迁移。

11月20日，仍在南京坚持工作的叶剑英、李克农写信给毛泽东、张闻天，报告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后南京发生的种种变化。信中称：

在现在的情况底下，京中负责人员均已离京，我们留此已无意义，将于二十二三日由陆路经芜湖转赴武汉，小廖（廖承志）同行。钱之光等先头人员业于19日前赴武汉，《新华日报》在京已无可能开办，报馆人员均先赴武汉，汉夫（章汉夫）、梓年（潘梓年）随后亦到，到武汉后即继续办理合法手续，但估计他们（指国民党当局）势必采取拖延态度，故梓年、汉夫可先在武汉从事文化活动。

12月南京沦陷后，素有“九省通衢”之称的武汉成了战时中国临时首都。一时间，武汉机关林立，政要云集，名流荟萃。

中共中央顺应形势，一方面批准在南京的中共组织与人员迁移武汉，一方面不断从延安派出中共高级干部赴武汉，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开展及发动群众等工作。

该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从延安到达武汉，负责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恢复武汉地区及湖北的中共党组织，与国民党当局商谈解决湘、鄂、赣红军的改编等事宜。11月下旬，叶剑英、李克农等偕八路军南京办事处部分人员撤离南京，乘汽车经芜湖，于12月初抵达武汉。12月18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邓颖超等从延安抵达武汉。

经过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中共代表的艰辛努力，中国共产党在武汉的各项工作开展得风生水起，卓有成效：10月，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成立，李涛任处长；12月初，八路军南京办事处人员到达武汉，与武汉办事处合并，改由钱之光任处长；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武汉正式创刊，潘梓年为编辑兼发行人。

成立长江局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除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到武汉继续和国民党当局谈判外，会议还根据张闻天关于“建立中央局于武汉，统辖南中国党的工作”的提议，决定由周恩来、项英、博古、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长江局。不久，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的人员相继抵达武汉。

12月23日，中共中央代表团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在武汉举行第一次联席会议。会议认为：一、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成员大致相同，为工作集中和便利起见，决定合为一个组织，对外称中央代表团，对内为长江局。二、合并后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由项英、博古、周恩来、叶剑英、王明、董必武、林伯渠组成。三、合并后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暂以王明为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以上三项皆需呈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四、合并后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及长江局，下设五个机构：秘书处，李克农任秘书长；参谋处，叶剑英任参谋长；民运部，董必武任部长；组织部，博古任部长；党报委员会，王明任主席。

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共中央长江局的正式成立，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领导中心的成立。

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次年1月6日，军部迁南昌，其遗留事务改由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代办。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正式创刊。潘梓年为社长兼发行人，熊瑾玎为总经理，华岗为总编辑。

2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在武汉成立，陈诚任部长，周恩来、黄琪翔任副部长。

7月1日，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中共方面有七人担任参政员，即毛泽东、王明、博古、吴玉章、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除毛泽东请假外，其余六人参加了7月6日在汉口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

从1937年12月至1938年10月，在近一年的时间里，武汉成了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了中国共产党十年内战后第一次在国统区大显身手的重要时期。

转战重庆

1938年夏，武汉形势日趋紧张，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已经开始做再迁重庆的准备。与此相适应，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也在考虑撤退及今后工作的重点等问题。

事实上，早在国民政府初迁重庆之际，中共中央即预见到四川及重庆在对日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提出应对措施与意见。

1938年1月18日，中共中央代表团与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联席会议。听取了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关于前方战况、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情况以及中共四川省临时工委书记罗世文关于四川党组织工作情况的汇报，并就此方面的问题进行讨论。

1月21日，周恩来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起草了中共中央长江局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提出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对今后四川工作的意见：四川已成为抗战最后根据地，成为联结西南和西北的枢纽，而且很快会变为全国各党派各实力派争夺的中心。加强四川地区党的工作，使上层联络活动能尽力掩护和帮助党的影响和组织之发展，这应成为目前四川工作的中心任务。建议中共中央派得力的及川籍的干部赴川主持党的工作，同时从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选一批川籍学生回川工作；在重庆设新华日报分社并筹备印刷厂，准备必要时西迁。努力发展军事工作，寻找川北、川南、川西留下的红军游击队和干部并谋其发展，派人及游击队员投考军分校或参加刘湘的教导队；运用上层统一战线推动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工作，加紧扩大中共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1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复电同意。

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为加强西南大后方的工作，同时也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及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等机关西迁重庆做准备，同年2月，八路军重庆联络通讯处在重庆市区机房街70号成立，周怡为主任，兼任《新华日报》重庆分馆筹备负责人。

武汉告急后，8月4日，王明、周恩来、博古致电毛泽东、张闻天等人，称：“日军已越过黄梅，武汉更危急。外交、内政情况在此酝酿新的形势。我们的机关干部及同志已开始有计划地分批逐渐撤退西安、宝庆、竹沟、鄂豫皖区、重庆等。各地领导同志及必要工作人员准备在迫不得已时再撤退。项英同志今日到汉，你们对目前及今后工作有何指示，盼速复。”8月29日，王明、周恩来、博古等离开武汉，返延安参加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

9月2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在武汉的凯丰、董必武、叶剑英，就武汉失守前我党的工作方针进行部署。电文如下：

甲、武汉紧急，你们应依下列方针布置：

（子）组织方面，即依长江局原定之中原局、东南局、南方局、重庆党报委员会及中共代表团五个方向布置。

（丑）机关设置：中原局原准备设立在雪枫（彭雪枫）处；东南局仍与新四军在一起；南方

局暂与中共代表团及办事处一起，准备入湘； 党报委员会即与重庆通讯处一起。

（寅）布置：在西安的人员准备入川；武汉人员仍以一部到中原，一部入湘，小部留汉随周、叶行动。

（卯）人事：必武即行入川，凯丰在恩来到后入川，剑英、克农、文杰（黄文杰）暂留汉。

（辰）湖北省委仍如前，其中大部到畏三（郑位三）处，以适当的人分到宜昌、襄樊主持，仅留极少数几个人在汉主持，随办事处行动。

乙、周、项即去汉，博随周行，王明留待扩大会毕飞渝。

遵照指示，驻武汉的中共组织与人员开始撤离，向重庆、湖南等地转移，并最终向重庆会集：10月初，董必武率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及新华日报社的部分先遣人员赴重庆，与延安派赴重庆的部分人员，共同筹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重庆分馆。10月21日，博古、邓颖超等为参加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二次会议乘机抵达重庆，王明、吴玉章、林伯渠等也先后来渝。同一天，广州失守，武汉各机关团体紧急疏散撤退，但周恩来、叶剑英等却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刻。

据《周恩来传》记述：

二十四日晚上，局势已经十分紧迫了。周恩来来到汉口《新华日报》社，为《新华日报》汉口版口授最后一篇社论，社论郑重宣布：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手中。这篇社论排出来后，周恩来又亲自看了一遍。二十五日凌晨一时，当报纸正在开印时，接到电话说：日军已经迫近市郊。周恩来命令报社其他人员撤退，由留下的工人将最后一天报纸坚持印出了一部分，张贴散发。周恩来自己在安排报社最后一批人员撤退并检查了政治部对敌宣传科的工作后，才同叶剑英撤离武汉。

关于中共驻武汉各机关、人员的迁移撤退情形，周恩来分别于10月22日、10月28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他在10月22日的电文中写道：

一、据香港电，广州于昨晨九时失守，粤军抵抗力极脆弱，引起香港及各方舆论之责备。退却时秩序，恐较南京尤甚。

二、武汉准备放弃，撤退秩序尚好。蒋（蒋介石）尚在汉，各部长已开始分批走。

三、《新华》《扫荡》等日报尚照常出版，政治部已印制各种宣传品作放弃武汉时用。

四、克农率办事处人员于今午离汉。我同原有电台留此。如直通紧要事，请通电。

10月28日，周恩来抵达长沙，再次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将自己撤退的情形作了汇报。内称：

甲、蒋二十四日晚离汉飞衡，当晚各机关留汉人员全部撤退出……二十五日晚，敌逼进汉口，郭忏（时任武汉警备司令）退汉阳，二十六日敌入汉口……

乙、我办事处尚有叶参谋长、钱之光、李涛等。克农、林秘书长率边章五、夏之栩、潘梓年、王炳南等100余人，二十二日下午乘船行，二十三日在嘉鱼附近，船被敌机炸焚，死难者40余人，详情尚不明，闻李、边、夏等未死。最后周率吴奚如、邱文禧带电台及政治部、新号《扫荡》《中央》两报偕国际宣传处等于二十五日三时离汉，沿汉宜公路经沙洋、沙市、常德，二十七日晚安抵长沙。

12月3日，周恩来、叶剑英等经衡阳到桂林，并于12月中旬抵达重庆，从而完成了中共代表团自南京经武汉到重庆的迁移过程。

1939年1月，八路军重庆办事处正式成立，原联络通讯处即行撤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同时兼新四军重庆办事处。

是月，负责领导整个南方各省及香港、澳门以及海外各地中国共产党工作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除延安之外、继武汉之后引领国统区人民“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又一盏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