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润明

重庆位于中国西部，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汇处。历史上，重庆西连三蜀，北通汉沔，南达滇黔，东接荆襄，有“隐握长江上游之牛耳，西南诸省之锁钥”之称。在中国地理版图上，重庆处于“腹心”位置，既是中国西部与中部、东部结合点，又是联结中国西部地区西南、西北的枢纽，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近代以来，重庆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与军事战略地位，以及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商贸、兴盛的金融等，一直是各路军阀争夺的焦点。1935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入川，国民党中央的各种势力开始渗入重庆，并以重庆为据点，向四川及西南各省大肆拓展。抗战时期，重庆在四川乃至西南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中国战时首都，历时八年又五个月。

那么，抗日战争时期，重庆是如何成为中国的军事指挥中心？有着怎样的决策与经过？

寻觅战时国家与政府的根据地

1931年9月18日，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随后又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在激起中国人民强烈反抗的同时，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表明态度，采取“一面积极抵抗，一面预备交涉”的对日方略。

1932年1月30日，国民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3月1日至6日，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鉴于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一旦对外战争爆发，设于南京、靠近上海的国民政府即完全暴露在敌人强大的海陆军炮火之下的残酷现实，会议一致认为：如果国民党中央政府不想在对外战争中屈辱求和，不甘心与敌人订立城下之盟，迁都之举，事属必然，且势在必行。因而将“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都？”作为五个“重大问题”之一正式提上议事日程，并视之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

会议讨论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及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分别提出的《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陪都案》《请确定洛阳为永久陪都案》。依据孙中山关于建立“海都”“陆都”的战略构想以及一些仁人志士有关中国对外战争发生后的御敌方略——“拖”和“向中国内陆发展”，综合当时中国国情，与会者对两个提案进行了充分讨论。

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确定行都与陪都地点案》的决议：“（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

近代以来，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已大大优于和快于中原、西北地区。而中原、西北地区受气候、土壤、交通、人为等多方面影响，长时期疏于建设，加上军阀混战和连年自然灾害，使曾经的丰腴宝地渐成废墟。尽管如此，缺少空防、海防的中国一旦爆发对外战争，东部沿海地区则不保。中国不作城下之盟，而与入侵之敌作殊死决战，就必须向中国内陆发展。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将西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都是不理想的，而且这种“不理想”随着时间的延续，显得越来越突出。时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曾言：“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至洛阳为止，而政府所在地，仍不能算作安全。”

为找到一个比洛阳、西安更安全且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地区作为战时国家与政府的根据地，蒋介石在江西“剿共”军事大局初定、迫使中央红军长征后，于1934年10月至1935年10月，打着不同招牌，怀着不同目的，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10余个省市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最后，通过对各地地形、气候、交通、物产、人文风俗等方面综合考察，蒋介石于1935年10月作出决定，将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定在西南四川。

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

蒋介石滞留西南期间，就开始谋划、实施西南大后方的建设。

1935年5月28日，蒋介石致电孔祥熙称：“日本在华北似有箭在弦上之势，最近必有举动，彼之目的在扰乱我经济之发展与妨碍我军事之成功。此时我方军事与政治重心全在四川，请兄对于四川经济有关之各种问题，从速解决，并早定川中金融之根本方策，不致发生根本之动摇。”

6月3日，蒋介石致电在南京的国民政府交通部长朱家骅、在南昌的航空委员会主任陈庆云，告以“德国翁克斯飞机制造厂厂址，决在重庆附近建筑，勿再变更为要”。6月25日，蒋介石致电在南京的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要求“凡各兵工厂尚未装成之机器，应暂停止，尽量设法改运于川、黔两厂，并须秘密陆续运输，不露形迹”。 8月1日，蒋介石指示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要求将“四川重工业之建设程序与其负责筹备人员，从速由资源会指定派来”。

要实现对四川及整个西南地区的控制与经营，必须要有一个代行蒋介石职权的权力机关。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认为先前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已不适应西南诸省特别是四川新形势的需要，取而代之的必须是一个职位更高、职权更大、范围更广的机构。国民党中央决定以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为基础，辅之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武昌行营于1935年10月20日停止办公——作者注）的部分人员，在重庆设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

10月3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特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主任。并发表杨永泰为秘书长，贺国光为参谋长，定于十一月一日正式成立。”11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正式在重庆原镇守使署成立。

重庆行营的主要职责是代行委员长蒋介石的职能职权，发布命令，“督剿”红军，安抚川政，控制并督促西南各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建设等事宜，使之纳入国民党中央的统治之下。其主要任务是执行蒋介石确立的“改革四川的政治，整顿四川的军队，转移四川的风气，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五大目标。

迁都重庆以实施长期抵抗之计

从现有史料看，蒋介石无疑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最早、也是最为重要的谋划者与决策者。其想法，萌芽于1937年8月底上海战事转为被动之际。

就在罗店失陷后第二天（8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沪战不利须迁都，如迁都，则国府应迁重庆，大本营迁洛阳，行政院迁衡阳如何？”此时，蒋介石虽有迁都的打算，但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和最后的决心，而是计划将首都的功能一分为三。

随着时间的推移，前线战事越来越不利于中国，到10月下旬，上海抗战已现失败征兆，华北形势也不乐观。如果上海失守，距离上海仅300余公里的南京将直接处于日军威胁之下。基于此，迁都于安全之地，迫在眉睫。

11月10日上午，蒋介石再次考虑国民政府的迁移问题。11月11日，长达三个月的淞沪会战以中国军队的失败宣告结束，南京岌岌可危。11月12日，蒋介石谒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会商有关国民政府的迁都问题。两人没有采纳时任国防最高会议主席汪精卫提出的“如须迁都，以武汉或广州为宜；四川偏僻，似不适用”的建议，而决定将首都远迁至数千里外的四川重庆。

11月13日，蒋介石得到嘉善等地告急、沿长江各口亦有日军登陆迹象的消息后，最终下定迁都重庆的决心。他在日记中写道：“抗倭之最后地区与基本线，乃在粤汉、平汉两路以西；而抗倭之最大困难，乃在最后五分钟，此时应决心迁都于重庆，以实施长期抵抗之计，且可不受敌军威胁，以打破敌人迫订城下之盟之妄念。”

11月15日，国防最高会议第31次常务委员会议讨论通过了《非常时期中央党政军机构调整及人员疏散办法》。除决定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的有关调整办法外，还对国民党中央各院部会的疏散迁移作了明文规定：

1、五院院长、或副院长及其秘书长，与国民政府合署办公。

2、五院所属各部会，按其性质，分左列四项办法：

甲、与国民政府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内政部、司法行政部、最高法院、铨叙部、审计部等，应在国民政府所在地。

乙、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均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外交部、财政部等，应分一部分在国民政府所在地，一部分在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丙、与军事委员会有密切关系者，例如军政部，应在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丁、其他各部会，可与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不在同一地点办公者，得疏散在后方适宜地点。

最后，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政军的迁移原则是：“1、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重庆。2、军事委员会——由委员长临时指定。3、所有前第二条第二项丁款各机关，在粤汉路长沙以南或川黔各地。”

次日，国防最高会议第五次会议在南京国民政府铁道部举行，蒋介石以会议主席的身份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话，阐述了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原因和意义。此次会议讨论的唯一事项，就是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事宜，并一致通过了“现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起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移至重庆办公”的决议。

 11月20日，国民党中央公开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宣言》。11月26日，林森一行抵达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宣布在重庆简陋的新址办公。

全国军事指挥中心最终形成当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各机关纷纷撤离南京，向武汉、重庆迁移并相继在重庆办公之际，作为战时负有最高军事指挥责任、专门部署对日作战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则遵照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关于“军事委员会之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的决定，在蒋介石的率领下，随战局的不断发展而迁徙。

11月15日，蒋介石以委员长的名义密令所属，要求将各部之案卷，限两日内从南京运出，同时每部应派干员一人负责押运。11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了所属各机关的迁移目的地，并由蒋介石饬令各机关遵行。其中：

总办公厅、秘书厅、管理部，迁武昌、衡山；

第一部、第三部、第四部、第六部，迁武汉、衡山；

宣传部，迁汉口、长沙；

后方勤务部、卫生勤务部，迁武汉、长沙；

军法执行总监部、警卫执行部、军政部，迁衡阳附近；

国防最高会议，迁长沙；

航空委员会及防空处，迁汉口、衡山；

参谋本部及附属机关，迁长沙，但所属城塞组迁武汉；

农产及贸易委员会、联合运输处、禁烟总会，迁汉口；

资源委员会、工矿委员会、总动员设计委员会，迁衡阳；

训练总监部，迁湘潭；

军事参议院，迁浏阳。

奉此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属各院、部、会、署等，纷纷向规定的目的地迁移并相继在新址办公。

12月7日晨，蒋介石携宋美龄等乘机离开南京飞往南昌，随后转赴庐山牯岭。12月14日，又由牯岭飞抵此时已为中国临时首都的武汉。

迁移武昌后的蒋介石，虽然频繁奔波于南昌、开封、徐州等前线阵地，但绝大部分时间在武汉活动。

1938年1月，国民政府为加强政府职能，增加战时效率，再次对整个机构进行调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组织也有所变更。主要有四点：1、蒋介石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2、国民党中央党部脱离军事委员会而重归于党的系统。3、第三、第四两部职掌合并于行政院新成立的经济部及其他相关各部。4、所属参谋本部及第一部合并为军令部，第六部与政训部合并为政治部，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

1月3日，国民政府明令公布《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该会的主要任务是统率全国海陆空军并指挥国民，负国防全责。1月10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会议通过：特任何应钦兼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白崇禧兼副参谋总长，并决议军事委员会内设机构精简为军政、军令、军训、政治、后方勤务五部，分别以何应钦、徐永昌、白崇禧、陈诚、俞飞鹏为各部部长。

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身份，全力负责抗战军事的谋划与指挥工作。1月8日，蒋介石在汉口与白崇禧、阎锡山、何应钦、陈诚、宋哲元等高级将领举行重要军事会议，研究新的作战计划。嗣后，蒋介石多次召集各战区司令长官及重要将领开会，检讨前期抗战的得失，研究部署今后的作战方针与计划，并多次赴前线战区巡视、督促、指挥作战，颁行作战命令，嘉奖抗战有功人员，惩处擅离职守及抗战不力之将领。

1938年5月徐州沦陷后，日军分两路向武汉逼近，武汉形势危急。7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鉴于武汉会战即将全面开始，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及保证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各部门正常行使职权，决定在武汉的“行政院及中央党部以及国民参政会、国防最高会议，从速迁往重庆”。7月17日，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限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驻武汉各党政机关，于五天内全部迁至重庆。驻武汉各中央机关奉令后，党政机关径直西上，向重庆迁移；军事机关因指挥作战的关系，先后向湖南长沙、衡阳转移，并于武汉失陷前迁移完竣。

蒋介石夫妇及部分幕僚、随从等，则于10月25日晨撤离武汉，飞赴南岳，驻节南岳磨镜台。11月25日至28日，蒋介石在南岳主持召开军事会议，检讨第一期抗战的得失，部署第二期抗战的方针。

11月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长沙举行军事会议，会议决定了驻湖南各军事机关的迁移地点与行动方案。其中：

a、军政部：一部在重庆，大部在贵阳至重庆道上并以一部随委座行动，设办事处于衡阳；

b、军训部：一部在重庆，大部在桂林柳州道上；

c、军令部：大部在重庆，一部随委座行动；

d、政治部：约百五十人到重庆，其余分各战区；

e、军法执行总监部：全部约二百五十人到重庆；

f、本厅（即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一部随委座行动，其人数以最后离武汉者为基准，大部到重庆；

g、后方勤务部：自定之；

h、航空委员会：一部约一百人到重庆；

i、军事参议院：重庆至遵义道上；

j、海军总司令部：万县；

k、铨叙厅：一部在本厅随委座行动，大部在贵阳，另一部约百五十人在重庆；

l、侍从室：一部在重庆，一部随委座行动。

11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先前迁驻湖南南岳、常德等地的军事机关陆续迁往重庆。奉此命令，所属各机关沿川湘公路、川黔公路向重庆集中。11月底，各军事机关相继迁移完竣并寻址办公。12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通电各方，称：“本会现已移渝，于本月一日开始办公。”

11月30日，蒋介石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由南岳出发到衡阳，再乘火车向广西转移，于12月1日到达桂林。

处理完前线有关军务后，蒋介石于12月8日上午11点由桂林起飞，下午2点飞抵重庆，驻重庆南岸之黄山，官邸设在市区曾家岩之尧庐。

至此，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大规模、也是唯一一次政府首脑机关与国家都城自东向西的大迁徙，以蒋介石及其率领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大本营迁抵重庆而宣告结束。重庆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一年半后的1938年底，成为战时中国对日抗战的军事指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