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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军第一路司令部进驻重庆前后

2020-07-29 17:50:17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唐学锋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为了适应战争形势,南京国民政府于1937年8月20日颁布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首次将国土按抗战需要划分为五个战区,是陆军对日作战的一种机构。其主要职责是制定作战计划,调配使用辖区内的军队,统一对日作战。至抗战结束,战区已发展为12个。

空军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兵种,不隶属于陆军。抗战期间,中国空军设立的作战指挥机构为“路”,类似陆军的“战区”。

空军作战指挥体系的演变

全民族抗战爆发时,中国空军并无独立的作战指挥系统。航空委员会以委员制不便于指挥作战为由,上报军事委员会准予组织作战指挥机构。

1937年8月14日,空军前敌总指挥部获准成立,隶属陆军总司令部指挥。10月28日,根据蒋介石要求,空军前敌总指挥部改隶属航空委员会。周至柔任总指挥,毛邦初任副总指挥,张有谷任参谋长,陈纳德任顾问。

11月,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为方便作战、训练,并减少指挥单位,又设立了侦察、轰炸、驱逐(战斗)三个司令部,陈栖霞、张廷孟、高志航分别任司令。

同时,中国空军撤销原在南昌设立的空军第三军区司令部,于9月在南京成立空军第一军区司令部,统辖苏浙皖鲁等地区的空军各部队和机关。两个月后,该司令部迁至兰州。

1938年2月,航空委员会进行改组。3月2日,空军前敌总指挥部奉令撤销,其作战指挥权复归航空委员会。

航空委员会仍由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宋子文、孔祥熙、何应钦、陈诚、白崇禧、贺耀组、徐永昌、钱大钧、周至柔等为委员,钱大钧为主任,宋美龄为秘书长。航空委员会下设军令、技术、总务、防空四个厅,以及人事处、会计处和政治部等机构。其中,军令厅厅长为毛邦初,副厅长为张有谷,下辖参谋、航政、训练3处11科;技术厅厅长为黄光锐,副厅长为钱昌祚,下辖技术、器材、建筑3处7科1研究室;总务厅厅长为黄秉衡,副厅长为陈卓林,下辖经理、总务2处4科;防空厅厅长为黄镇球,副厅长为王鹗,下辖积极防空、消极防空、防空情报3处;人事处处长由钱大钧兼任,副处长为欧阳璋;会计处处长为龙玉照;政治部主任为蒋坚忍。

改组后的航空委员会作出一项重大决策,一共设立了三路空军司令部。4月16日,第二路司令部首先成立,驻地广州,由杨鹤宵代理司令官职务,负责支援第四战区地面部队作战。其次设立第三路司令部,驻地西安,时间为4月20日,司令官为陈栖霞,负责支援第一、第二战区地面部队在西北方面作战。最后为第一路司令部,驻地南昌,时间为5月1日,司令官为张廷孟,负责支援第三、第五战区地面部队作战。

由于南京、武汉等地相继失守,航空委员会先后从南京迁往武汉、衡阳、贵阳等地。1939年1月,航空委员会又从贵阳迁到成都,才基本稳定下来。

航空委员会因不断变换办公地点和调整组织机构、人员,再加上地方实力派的航空力量归顺、战局的急剧变化等影响,中国空军在指挥、训练、后勤、通讯、作战等方面暴露出无序和混乱等诸多问题。

1939年5月20日至24日,中国空军第一次全国军事会议在重庆召开。蒋介石亲自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各路司令部、空军部队、教育机关、修造工厂、站场负责人以及航空委员会各部门负责人,计109人。会议收到有关空军建设的提案667件,最终形成决议案157件。

会议决定,对中国空军进行一系列的改革:

一、对航空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进行重新界定,航空委员会只负责空军空防政策、空军建设、战略与动员、兵力部署以及对日作战计划等宏观层面大事,具体问题授权下级机关处理。

二、精简机构,将原属航空委员会直属的单位由387个精简至93个。同时,颁布新修订的组织条例,取消厅制,设训练监、防空监,原有的参事室、顾问室保留,秘书室、航空研究所、参谋处、航政处、机械处、人事处、经理处、副官处均直属委员会。

三、改革空军站场编制。空军原有站场编制,现统一改为甲种空军总站、乙种空军总站、丙种空军总站、甲种空军站、乙种空军站、丙种空军站等。空军总站(站)下辖各机场,负责机场整理、航行设备、油弹、器材补充、交通运输、通讯、气象、战时给养、宿营、警戒、经理、人事、卫生、纪律等工作。

四、明确空军军区及路司令部的职权范围。当年11月,航空委员会颁布了《空军军区司令官路司令官职权范围之规定》,授予军区、路司令官14项处置事务的权力:1、关于作战部队及本区内飞机调动事项;2、关于作战计划事项;3、关于阵中日记及战斗要报事项;4、关于作战情报事项;5、关于作战所需之官佐士兵补充调动事项;6、关于动员准备完毕事项;7、关于使用之油料、械弹、器材调配、运输补充事项;8、关于站场之设施规划事项;9、关于通讯之配备筹划事项;10、关于天气测报事项;11、关于飞机及军械之修理补充事项;12、关于因战备所必须之装具被服补充事项;13、关于作战员兵之疾病卫生事项;14、关于作战员兵功过之赏罚事项。

1939年底,中国空军才真正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作战指挥体系。

指挥重庆的防空作战

1939年3月20日,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司令官张廷孟奉令率部分幕僚人员赴重庆指挥空军部队作战,并担任航空委员会驻渝办事处主任。5月19日,第一路司令部由衡阳移驻重庆,参谋长王袖萍调航空委员会军令厅任职,丁炎接任。

第一路司令部指挥的区域为:一、第二总站区(重庆);二、第三总站区(梁山);三、第九总站区(芷江);四、第五总站区(贵阳);五、不属总站区之前线各站场;六、以上区域之空军机关。指挥的部队有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5大队(部分中队)、第2大队(部分中队),航空委员会直辖第12中队、第16中队,以及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的两个战斗机大队,拥有各型作战飞机三四十架至六七十架不等。

这一年,日机在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部辖区内的重庆、梁山、遂宁、奉节、万县、巫山、巴县、江陵、施南、湘潭、汉寿、辰溪、芷江等地轰炸近百次,中苏空军进行拦截作战20余次,击落敌机7架,击伤6架。

12月下旬,张廷孟率中苏空军主力南下,配合陆军作战,取得昆仑关大捷。任务完成后,于次年1月返回重庆。

1940年4月,毛邦初接替张廷孟担任司令。10月下旬,毛邦初离职,由黄秉衡代理。而后,苏联空军援华志愿队回国,担任重庆防空作战任务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和第2、第5大队部分中队,分驻广阳坝、白市驿、梁山、遂宁等基地。

是年,日军制定“101号作战计划”,集中在大陆的陆海军航空部队主力向内地发动大规模的“政略攻击”,重庆成为日机轰炸的重点。中国空军不惧强敌,作战英勇,日军深感“重庆上空不好对付”,将当时最先进的战斗机——零式战斗机投入中国战场。“9·13”璧山空战中,由于中国空军使用的苏制E-15、E-16战斗机的性能落后于零式战斗机,导致惨败,我方伤亡18人,损毁战斗机27架。之后,中国空军被迫向川西转移,保存实力。

1941年,日军制定“102号作战计划”,对重庆进行“疲劳”轰炸。重庆防空只能依靠地面高射炮部队,空军作战仅有一次(7月28日)。

1942年1月1日,航空委员会对第一路司令部所辖区域进行调整,将第五总站(贵州境内)各空军机关、站场划归第二路司令部管辖。1月3日,航空委员会任命丁炎为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副司令。3月初,丁炎率队赴浙江执行秘密任务。任务完成后,丁炎一行于3月10日由芷江乘机返渝,在涪陵附近因飞机失事丁炎殉职,其遗骸入葬重庆南山空军烈士公墓。

1943年2月,第一路司令部司令刘牧群调任中国空军军官学校校长,由杨鹤霄继任。

6月6日,中国空军先后出动两批飞机,包括洛克希德A-29哈德逊轰炸机3架、伏尔梯P-66“先锋”战斗机8架、寇蒂斯P-40战斗机13架,分别从白市驿机场和梁山机场出发,飞往湖北宜昌聂家河敌军阵地轰炸。我机返航途中,遭敌战斗机和轰炸机尾随。因杨鹤霄指挥失误,虽经周志开独自驾机迎战,击落3架敌轰炸机,仍未能阻止敌机对梁山机场的轰炸。我方损失惨重,11架寇蒂斯P-40战斗机和1架弗力提教练机战斗机被炸毁,人员伤亡6人。

事后,杨鹤霄被撤职。6月27日,张廷孟再次出任第一路司令部司令,这是他第三次出任该职。

这一年,中国空军先后有第3、第4、第11大队进驻重庆周边机场。在第一路司令部辖区内,中日空军多次交手。中国空军已彻底夺回了重庆上空的制空权,并不断依托梁山、恩施等机场主动出击,支援陆军地面作战。

11月,张廷孟将第一路司令部的前进指挥部设在恩施,中国空军开始了局部的大反攻。

1944年4月,中美空军混合团总指挥部由桂林迁至梁山,而后迁至白市驿。中美空军混合团第3大队以梁山、恩施机场为基地,中美空军混合团第5大队以芷江机场为基地,加上原以白市驿机场为基地的中国空军第4大队,第一路司令部的辖区内集中了除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以外的战斗机部队主力。另外,中国空军第1大队部分中队和美国陆军第14航空队第308轰炸机大队的轰炸机也时常进驻辖区。因地理位置优势,第一路司令部所辖作战基地成为从空中反攻日军的桥头堡。

1945年,第一路司令部与中美空军混合团联合作战,指挥辖区内的中美空军部队,不仅摧毁了日军在汉口的最大航空基地,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制空权,还多次远袭日军在上海、南京的航空基地,将作战区域不断向敌纵深发展,直至抗战胜利。

见证芷江受降

1945年4月,侵华日军为了占领并摧毁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部辖区内的重要空军基地——芷江机场,以其第20军坂西一良中将为战役总指挥,前后投入第116、第47、第34师团及1个半旅团,约9万人,发动了“芷江作战”(中方称“湘西会战”或“雪峰山会战”)。

这是侵华日军在中国发动的最后一次会战。中国方面参战部队为6个军11师,近20万人。

为配合陆军作战,便于指挥,第一路司令部司令张廷孟亲临芷江,在距芷江机场北端3里左右的张氏祠堂设立指挥部。此时的芷江,云集了中美空军的大量部队,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是中美空军混合团。

4月10日至5月29日,在50天的时间里,中美空军混合团第1大队出动27次,使用B-25轰炸机113架次;第3大队出动4次,使用P-40和P-51战斗机18架次;第5大队出动942次,使用P-40和P-51战斗机2672架次。此外,中国空军第2大队出动11次,使用B-25轰炸机113架次。中美空军在支援陆军地面作战中,其出动次数及架次之多,为历次战役之未见。

湘西会战,最终以日军惨败而告终。

1945年8月14日,驻芷江机场的中美空军混合团第5大队,出动P-51战斗机4架,每机携带500磅炸弹2枚,于10点起飞,对醴陵一带之敌进行轰炸。另有4架P-51战斗机,每机同样携带500磅炸弹2枚,于10点起飞,对湘潭一带之敌进行轰炸。两批飞机完成任务后,安全返回基地。

下午2点,第5大队第29中队飞行员沈昌德与另一飞行员驾驶2架P-51战斗机从芷江机场出发,前往宝庆敌军阵地侦察和散发传单,于4点50分返回机场。这是中国空军在抗战时期最后一次执行任务。

8月21日上午9点,6架负有特殊使命的P-51战斗机从芷江机场腾空而起。他们是中美空军混合团的飞行员周天民、娄茂吟、林泽光、徐志广、葛兰芬、乐成。10点15分,6架战斗机在常德上空发现1架日军的三菱百式运输机,立即前往引导,这是载有日本投降特使今井武夫的专机。

11点10分,7机飞临芷江机场上空,先绕机场低飞三周以示敬意。5分钟后,7机依次降落,前导的第一架P-51战斗机刚落地,早已在机场等候的人群响起掌声……

今井武夫一行人下机后,立即被我方人员用吉普车送至位于芷江城东郊七里桥处的受降会场。下午4点,受降仪式正式举行,中方出席人员为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中将、副参谋长冷欣中将、军令部科长王武上校;美方出席人员为中国战区美军作战司令部参谋长柏德诺准将;日方出席人员为中国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参谋桥岛芳雄中佐、前川国雄少佐和翻译木村辰男。会场里,日方代表向中国方面代表萧毅肃递交了《日军驻地分布图》以及日军人员武器表,表示愿意向中国投降。整个受降仪式历时一小时结束。

8月24日下午2点35分,今井武夫一行在完成洽降工作后乘专机离去,中美空军混合团第5大队仍派6架P-51战斗机护送至常德上空后返回芷江。

至此,中国空军第一路司令部在抗战时期的使命正式结束。

(作者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特邀研究员)

编辑/韩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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