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亮

在重庆渝中区大溪沟人和街社区入口处，有一面大型的党史文化墙，上面三面红旗迎风招展，“重庆最早的中共党组织诞生地”几个红色大字格外醒目。1926年1月，冉钧、周贡植等革命先驱在人和街重庆中法学校成立了重庆地区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中共重庆支部。

中法学校旧址位于大溪沟街道人民路117号，一楼一底，中西式砖木结构。历经岁月的风霜，斑驳陆离的灰瓦黄墙，布满青苔的条石基础，让人仿佛走进了历史，走进那段激情燃烧的革命岁月。

在曲折中摸索

20世纪20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无产阶级政党在中国大地应运而生。1920年，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成立。先建立共产党组织，进而建立党组织领导下的团组织，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建立地方组织的普遍规律。但四川、重庆地区却是先建立团组织，“以团代党”，“代行党务”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在团组织基础上建立党的地方组织。

四川、重庆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组织的建立，通常是以核心人物为基础形成团体聚合力，以组会建团作为形式依托，围绕富有人格魅力与思想深度的“青年导师”而展开，成员多系受其影响的进步学生。如王右木在1921年11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支部；恽代英在1922年秋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泸县支部；唐伯焜在1922年10月成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团地委”）等等。

然而，这种形制下的组织，却存在两种弊端。

首先，四川、重庆“以团代党”，分别接受团中央领导，相互间却很少发生联系，互认自己为“正统”。由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不成熟，导致组织涣散、执行力差，远远落后于当时全国革命发展的需要，制约了四川、重庆大革命的蓬勃发展和国共第一次合作在这一地区进一步展开。

其次，领导人的去留关乎组织的存亡。成都早在1923年就建立了四川地区第一个党组织——中共成都独立小组，王右木任书记，是四川革命的中心。在开展一系列影响全川革命活动期间，由于成都政局的变化，党团活动遭到军阀破坏。随着1924年4月王右木离川，成都独立小组同党中央的联系就此中断，成都的党团活动在失去了领导核心后便归于沉寂。

之后，杨闇公、童庸生等相继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四川的革命中心开始向重庆转移。

三次请求建立党组织

重庆团地委是四川地区最早为团中央承认的正式团组织，自成立后，广泛发展团组织，点燃革命火种，使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重庆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但此时，反动军阀杨森逐渐露出反革命面目，镇压革命活动。加之重庆团地委处于初创阶段，组织涣散，没有坚强的领导核心，成员人数较少，诸多原因导致工作局面难以打开。

为加强重庆、四川地区的团组织建设和推动革命发展，1924年10月，团中央委派萧楚女赴渝，指导重庆团地委的整顿工作。经过1924年10月和1925年1月、9月三次整顿改造，重庆团地委逐渐成为领导全川革命斗争的坚强核心。

随着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中共四大在《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发展党组织的要求。根据决议指示，重庆团地委暂代党的工作，发展了一大批先进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中共党组织在地方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从1925年1月中共四大召开到1926年上半年，杨闇公、童庸生等重庆地区早期共产主义先驱最关心的事情，是如何在重庆乃至整个四川建立党组织。他们每个月都将重庆团地委的工作开展进度、组织发展情况向团中央汇报。

1925年7月15日，以杨闇公为书记的重庆团地委向团中央正式打报告，请求成立党组织。9月23日，重庆团地委再次报告团中央，“盼望成立CP，以便中校尽力发展青年运动”。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杨闇公、童庸生及四川在沪的中共党员，由共青团中央召集，商讨国共合作和研究四川党建工作。会议结束后，杨闇公专程绕道上海，代表重庆团地委向党、团中央汇报工作，第三次请求建立党组织。这次，中共中央终于批准了重庆团地委的请求。

同月，根据党中央、团中央的指示，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冉钧、周贡植等旅欧、留苏回国和求学京、沪回渝的共产党员与在重庆活动的共产党员，在中法学校成立了以冉钧为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直属中央领导。

中共重庆支部的建立，是重庆早期党组织创建史上的大事件，是重庆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为党在重庆、四川地区的统一领导机关——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的建立，做了重要的干部储备和组织准备。

肩负革命重任

重庆中法学校因何诞生，它肩负着怎样的重任和使命？

1925年8月15日，中共党员、国民党中央特派员吴玉章抵达重庆，开始着手整顿四川国民党组织，推进国共合作。与此同时，吴玉章与重庆团地委负责人杨闇公、冉钧等商定，以国民党左派省党部的名义，在重庆渝中区筹建一所培养革命干部的大学，作为重庆团地委组织、宣传活动的据点，中共党员、团员秘密聚会及商议筹建地方党组织的场所。

早些时候，华法教育会计划在北京、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开办五所中法大学。吴玉章是华法教育会发起人之一，曾主持筹办北京中法大学，于是决定将这所学校取名为重庆中法学校（大学部称中法大学），作为北京中法大学的四川分校，吴玉章任校长。

吴玉章将回川时廖仲恺给的1000多元活动经费，连同自己在川江轮船公司的两张股票押当2000元钱，全部充作办学之用，但经费仍然不足。于是，众人分头行动，联络熟人，筹备经费，选择校址，聘请教员，购买办学物资。

8月的重庆，骄阳似火，吴玉章、杨闇公、冉钧等头顶烈日，穿梭在滚烫的热浪中，挥汗如雨。他们每天早上外出，中午回二府衙（杨闇公住处）开会，交换情况，商量办法，下午继续奔走。几经周折后，在杨闇公父亲杨淮清及其友人的帮助下，他们于嘉陵江畔的大溪沟租下张家花园和懋园的一部分，作为校本部，并在附近租用民居作为学生宿舍，基本完成了筹建事宜。

9月4日，重庆中法学校正式开学。首先办起来的是中法学校附属高初级中学，第一批招收学员近300人，大部分来自重庆第二女子师范、江北中学、合川联合中学因闹学潮被反动当局开除的学生， 以及社会上的进步青年。教师多为留法勤工俭学归来或外地来渝的有较高学识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国民党左派进步人士，如杨闇公、冉钧、童庸生、杨洵、周贡植、漆南熏、赖正声、陈厚庵等。

中法学校成立后，杨闇公、冉钧等除了讲授革命道理和文化知识外，更重视政治思想的教育。为了培养革命骨干力量，他们寓学于教，主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这一时期，学校组织学生到磁器口一带的缫丝工厂建立平民学校，进行革命宣传教育活动，成立了重庆第一个女工工会；为推动大革命的发展，中法学校学生参加并主持重庆学生联合会，动员广大群众拥护“打倒列强除军阀”；万县惨案发生后，学生们走上街头，积极动员民众、军人参加反对列强军阀的大游行；1927年三三一惨案中，学校师生1000余人不顾生命危险，集会声援重庆各界声讨英美帝国主义制造南京惨案的罪行，面对特务、歹徒的屠杀，师生们没有退缩，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由于中法学校的影响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进步学生和社会青年慕名而来。他们在学校聆听阶级斗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史等课程，广泛涉猎《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等进步书刊。在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教授与影响下，他们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或加入青年团，或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参加重庆党团组织开展的革命活动。

三三一惨案发生前，中法学校的规模日益壮大，在校学生增至1000余人。在师生们共同努力下，中法学校成为了重庆、四川地区开展学运的中坚力量。

见证重要历史时刻

1926年1月，隆冬腊月，天气阴冷潮湿，在中法学校的一间屋子里，气氛热烈。一群二十六七岁的青年齐聚一堂，开会商讨建立党组织的相关事宜。

冉钧代为传达党中央、团中央的指示，宣布成立重庆第一个基层党支部——中共重庆支部。会议决定：留苏回国的冉钧为支部书记，旅法归国的周贡植和长期在川渝地区从事党团工作的缪云淑（女）为支部委员，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为支部成员。重庆支部的大多数成员，日后都成为在重庆建党的中坚力量。

2月24日，杨闇公、童庸生带着中共中央批准四川建党的指示回到重庆，在抓紧传达贯彻国民党二大会议精神的同时，即与冉钧等共同展开筹建党组织的工作。

2月下旬的一天，就在成立中共重庆党支部的那栋小楼里，房间早已挤满人，大家既兴奋又严肃。当杨闇公宣布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简称“重庆地委”）正式成立时，整间屋子沸腾了。

会议选举杨闇公为重庆地委书记，冉钧为组织部长，吴玉章为宣传部长（由于吴玉章受中共中央指示留在国民党中央工作，后改为钟梦侠接任），程子健为工委书记，杨洵为学委书记，朱德、刘伯承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等。重庆地委的成立，是重庆近代史上的大事件和转折点，是重庆、四川地区建党史上划时代的壮丽篇章。至此，确立了重庆作为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地位。

在杨闇公、冉钧、周贡植等一批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经过实际斗争磨砺的共产党人带领下，重庆党组织以崭新的姿态、蓬勃的朝气勇立时代潮头，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迅速推动四川革命运动汇入到全国大革命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