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跃农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军委关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的文件，电令正在浙赣一线进行战备整休的第二野战军：“应准备两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南进军，经营川、黔、康”，“争取于年底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并打通长江水路”。中央军委电示第二野战军：“小平准备入川”，“西南的重心是四川”。

当时的大西南地区包括云南、贵州、四川、西康四省及西藏，面积23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近四分之一。解放大西南，是解放全中国的关键一役。

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西南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刘伯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管辖云、贵、川、康四省及第二野战军全部、第一野战军一部共60万人。

具有战略远见的英明决策

1949年2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明确指示：“今后将一反过去20年先乡村后城市的方式，而改变为先城市后乡村的方式。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是一个工作队，军队干部应当全体学会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

随着军事上的全面胜利，全国各地处处需要干部。二野入川，解放这片辽阔的中国腹地和一座座西南商业城市后，要迅速建立新政权、巩固胜利成果。但接收和管理城市需要大量干部，干部队伍从哪儿来呢？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邓小平对干部配备问题早有思考。二野南下时，从太行、太岳等地带来一批干部，邓小平准备把这批干部带到大西南，但没有如愿。二野占领南京后，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向邓小平提出，福建也缺干部，希望把太行、太岳带来的干部都给福建，并说可以让一部分山东的支前干部随二野去西南。邓小平顾全大局，爽快地同意了。他对有疑虑的二野同志说，我们再另想办法解决干部短缺的问题吧。

解决干部队伍不足的问题，邓小平的构想是，党的力量、革命的力量蕴育在人民群众之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干部来源蕴藏在解放军和已经解放的追随革命的城市工人和青年学生先进分子之中，要利用京、沪、苏南等地人才荟萃的优势，吸收一部分大学、中学的学生和专业科技人员，组成随军干部队伍进入西南。

1949年5月30日，邓小平给中央发电报，郑重提出：“拟从华东局抽出一部分干部，估计数目有限。我们准备动员一批京沪学生入川，中央有无此项准备，请告。”

中共中央赞同邓小平的建议，于6月11日发出《中央关于准备抽调三万八千名干部问题的指示》，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第二次全局性与战略性的干部大配备和大调动。其中，《指示》就关于进军西南的干部来源明确规定：一、尚未分配工作的冷楚部队的300人交二野使用。二、从南京现有3000名干部中抽调一部分，加上抽调苏南工人和知识分子成分的党员配足2000人去西南。三、从沪宁吸收6000名大中学生及工人职员去西南。四、再由山东分局调1200人，华北局调1500人，东北局调100人，西北局调1000人，川干队的300余人调回四川。不足的由二野部队干部抽调。

按照中央的方案，二野还要自行解决一万名入川干部。

邓小平、刘伯承把贯彻党中央进军大西南的决定，解决新解放区干部问题，放在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时代大背景下加以通盘考虑，做出组建西南服务团的重大决策。

掀起“到西南去”的参军热潮

1949年6月12日，在二野前委会上，邓小平、刘伯承传达了中央的战略部署，决定从中央和革命老区选调一批新闻、邮电、财经、公安等方面的干部作为骨干力量，同时招收上海、南京、安徽的大中学生、青年职工，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

邓小平说，解决西南干部缺额的计划，我们要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地去执行。刚解放的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等地区，经济文化较发达，是出人才的地方，我看就在这些地区招收一批进步的大中学生和技术人员，以他们为主体，再配以老区干部为骨干，跟随二野进军大西南，以适应今后解放西南、建设西南的干部队伍需要。

在研究这支南下干部队伍名称时，邓小平特别强调：“叫西南服务团好，叫服务团更能体现和符合为西南人民服务的宗旨。”

以往，解放一地后的随军人员与后方对前方部队的支援统称“支前”，即支援前线。随着革命形势发展和解放区不断扩大，对从事新解放区的接管，以及负责党、政等一系列工作的随军干部队伍便有了如“平津南下工作团”“晋绥南下工作团”“冀鲁豫南下干部支队”等。

邓小平在确定随军到西南这支队伍的名称时颇费心血：过去的“南下”，有两层含意，一是干部来源于“南”，二是由“北”到“南”去。至于“工作团”则未能直击“服务”本质及使命的长期性。邓小平亲自命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明确提出干部所要去的地区是“西南”；明确此去的种种工作都离不开“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指导思想，而“服务”是长期的、终生的。

邓小平、刘伯承确定由宋任穷、张霖之、曹荻秋、彭涛、万里、段君毅等负责具体筹建工作，西南服务团按军事编制，列为进军大西南的第五梯队，随战斗部队同步进军入川。邓小平将在浙皖支前的华东支前司令部四个前方办事处的3000名老干部召回南京，全部编入西南服务团作为基干，为西南服务团的统筹组建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

西南服务团的主力骨干，就是这支随第三野战军由山东出发的华东支前司令部所属各部的干部。在战火纷飞中，这批干部负责后勤保障，经受了各种艰难困苦、血与火的考验，有着与群众打成一片的革命本色和发动群众、凝聚合力的丰富经验。他们曾组织百万民工推着独轮车为前线部队运粮草、送弹药，陈毅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独轮车推出来的”。当胜利的霞光映红，他们满怀喜悦心情准备返回山东建设家乡之时，接到参加西南服务团的命令，二话没有，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南京。

为了组建西南服务团第一团，邓小平此前亲赴上海，在华东局会议上提出此事，得到三野司令员、上海市市长陈毅的大力支持。陈毅还和粟裕在上海天蟾大舞台主持动员大会，号召全市300多所学校和50多个行业、科研单位的知识分子投身解放大西南的行列。邓小平又特派华东支前司令部副司令员、中共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荻秋在大夏大学成立上海西南服务团团部，公开招生并负责安置和接待。

沪宁线上、皖南城市青年踊跃报名，参加西南服务团的热潮席卷院校、工厂、机关，报名的人排成长龙，总数达两三万人之众。在参加西南服务团的青年中间，有的曾参加反抗国民党腐朽统治的游行和进步活动，刚从国民党监狱中被解救出来；有的随长辈准备举家前往港台，在临上轮船和飞机前止步，毅然转身投奔西南服务团；有的瞒着家人，改姓前来报考；更多的大学、高中应届毕业生放弃了就业或升学机会，坚决投身革命；还有兄弟姐妹、师生、夫妻、情侣联袂报名……他们以积极的革命行动迎接解放。

6月12日，西南服务团第一团在上海成立，曹荻秋兼团长，张庆林任副团长。经过三个多月的工作，到9月底，上海市共招收青年学生、职工和文艺工作者4800多人。 下设第一支队（川东支队），后扩建为璧山、大竹、万县和涪陵四个支队；第二支队（学生支队）；第三支队（职工支队）；第四支队（华东革大）；第五支队（重庆支队）；第六支队（公安支队）。

6月25日，西南服务团第二团在南京成立，彭涛任团长，在南京共招收青年知识分子和工程技术人员3000多人，下设第一支队（云南支队）、第二支队（川南支队）。

7月12日，由1000多人组成的苏南分团在无锡成立，宋学武任团长。

8月4日，皖南分团宣告成立。

西南服务团总团长是宋任穷，总团领导成员有张霖之、曹荻秋、彭涛、段君毅、李大章、

万里、马继孔。

西南服务团从构思、请示、筹划到正式在上海组建，仅用了半个月时间。截至9月中旬，编入西南服务团序列的人员达17000多人。

会聚南京进行政治思想培训

西南服务团第一团经过报名、地下党推荐，筛选后的3000余名学员于1949年7月24日下午离开上海，乘闷罐火车到达南京集中培训。

西南服务团会聚南京学习期间，正是二野下达《川黔作战基本命令》、全军为大战作各种紧张准备之时。邓小平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亲自主持筹划了《“西南服务团”章程》，并审定了“集训方案”。

7月28日，邓小平和刘伯承一起出席由二野政治部隆重举行的“西南服务团南京团开学暨欢迎上海团大会”，宣告西南服务团正式成立。

8月2日，西南服务团全体学员换上军装。他们的军帽上闪烁着“八一”帽徽，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左胸上的布证所不同的是，下面加了一排“西南服务团”字样。

新中国成立在即，但服务团中很多人对新中国的建国纲领和基本政策并不很了解，为了让这些青年学生、职工明确革命理想和目标，掌握党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刘伯承等二野首长为服务团的干部学员讲授了革命理论、形势任务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等。二野其他主要领导干部也亲临集训现场，以演讲、作报告的形式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一系列的授课，给学员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初步树立了他们革命的人生观、价值观，明确了知识分子要走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主动自觉地进行思想改造，从而奠定他们参加革命的思想理论基础。

这些出生入死的解放军将领水平很高，讲课时既有理论又有大量生动实例。例如，西南服务团总团部副主任彭涛讲《树立革命人生观》；三野副司令员粟裕讲《解放军渡江后的形势》；二野政委邓小平讲《论人民民主专政》和《论老实》；二野副政委张际春讲《中国共产党党史》。

服务团的青年学生亲眼看到这些传奇人物，聆听他们深刻而亲切的讲课，无不激动万分。

邓小平的报告被定为“团训”

1949年8月20日，邓小平在西南服务团团级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系统介绍渡江作战、京沪杭大城市接管工作经验。他指出，做好工作最根本的是要坚决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胜利当然是由于军队的勇敢、人民的支援，但决定的因素是党中央、毛主席规定的一套明确的路线与政策。28年历史证明，“路线正确时便胜利，否则就失败，受挫折”，所以，“一切工作均应以政策为出发点”。他还特别指出工作中团结大多数，加强与党外人士合作的重要性。

9月6日，邓小平在南京原国民大会堂为西南服务团的干部、学员作报告，主要讲解毛泽东于6月30日撰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说，毛泽东的这篇文章，“解决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全部纲领问题”，纲领首先解决的是革命性质的问题，同时解决革命的力量、革命的敌人、人民大众以什么方法战胜敌人、革命发展的前途和道路等问题。毛泽东为新中国确定了一个明确的、各阶级都应该遵守的纲领。国内各阶层都可以以它作为一面镜子，修正自己的思想，确立目标和信心。他要求大家从毛泽东著作中“学会思想的方法”，认清谁是敌人，谁是人民，对谁民主，对谁专政，以谁为领导，以谁为基础，从而分清敌我，站稳立场，做一个坚强革命战士。

9月21日，邓小平在南京原中央大学运动场作题为《论老实》的报告。

报告定在晚上7点，各中队提前吃了晚饭，整队向中央大学进发。大家席地围坐在讲台四周，草坪上坐满了人。

邓小平来到会场，没有森严的警卫，没有前呼后拥的随从人员，他剃个光头，身着整洁的土布军装，脚穿布鞋，腰扎皮带。邓小平的讲台是一张学生课桌，桌上放着一只水瓶，一个烟灰缸，课桌上方临时吊了一个电灯泡。

邓小平用浓重的四川口音说：今天作报告的题目是“老实”二字。他讲青年怎么能够锻炼成真正的革命者。他说，老实就是实事求是，一个革命者是不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就看他是不是老实，是不是实事求是。年轻人参加革命是为革命补充血液，但是年轻人应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自己，年轻人的思想才能获得解放。我们应实事求是认识党员，因为党员既然来自社会，就不能脱离实际地认为他们都是完人。但作为党的组织，是坚强的，是有力量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

邓小平列举了许多例子，反复阐明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当怎样确立革命人生观，应怎样实事求是地认识自己，不要以为自己有知识就高明，应该承认自己缺乏实践经验。他要求大家做到：对党老实，对人民群众老实，老老实实说话，老老实实办事，老老实实做人，老老实实学习。

报告结束后，同志们纷纷冲上前去跟邓小平握手，伸出笔记本，要求签名。

这篇报告被西南服务团定为“团训”，为学员们走上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老实”两个字包含的内容，也成了西南服务团成员做人做事的原则。经过近三个月的整编和集训学习，西南服务团干部学员迅速成长，更加坚定革命到底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