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奕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开始系统传入中国。除了各种进步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外，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翻译出版，对中国人民特别是先进知识分子全面认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起到重要作用。

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下半年，重庆迎来了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阶段。先后在重庆活动的恽代英、萧楚女等人正是这一热潮的推动者。他们与本地涌现出来的《友声》《新蜀报》等进步刊物和进步社团相结合，大力宣扬马克思主义。重庆的知识分子通过这些书刊开始接触和研究马克思主义，逐步认识到“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从而自动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一时间，马克思主义在重庆传播开来，重庆成为中国西部地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心地区之一。

做青年知识分子的引路人

1921年10月，恽代英自武汉抵渝，先后到重庆联中和川东师范进行讲演。恽代英以“青年应该怎样做”为题，猛烈地抨击政府“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互相争杀”，指出青年肩负的社会责任。他说：“现在要说青年有希望无希望，只看我们青年努力不努力。什么全要靠自己，靠别人是不行的。……责任在我们身上！至少一个人应当想到我们将来对社会做点什么事。所以中国要靠我们，任谁都是靠不住的。”恽代英的讲演，犹如雷霆之声，使青年学生受到极大震动和鼓舞。

10月26日，恽代英离开重庆赴泸州主持川南师范校务，同时在当地开展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建团工作。

1923年1月，恽代英辞去教职，带着学生张霁帆、余泽鸿、穆世济、秦云阶等来到重庆。他们在江北刘家台住了一个多月，经常与萧楚女、陈愚生、杨效春、卢作孚等人讨论宣传革命思想及教育与社会问题。

同年夏，恽代英离开四川，到上海奔赴新的战场。他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仍密切关注着四川，多次就四川和重庆地方团的工作作出指导。郭沫若曾高度赞扬恽代英对四川革命的影响：“四川的青年受他影响的，因此也特别多。……四川那样的山坳里，远远跑到广东去投考黄埔军校的一些青年，恐怕十个有九个是受了代英鼓舞的吧！”

1922年夏秋之交，应重庆联中校长熊浚聘请，被誉为“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思想启蒙运动旗手”的萧楚女前往该校任国文教员。萧楚女到校时，正值军阀刘存厚等人撤换重庆联中等几所进步学校校长之际。为表明立场，他旗帜鲜明地站在广大教师一边，联合进步师生向社会发表公开信，揭露反动当局迫害师生的罪行，并在《去职宣言》上签名。军阀当局则采取高压政策，悍然开除学生和老师。

为妥善安置被开除的师生，也为了选士育才，萧楚女与熊浚、陈愚生等决定创办重庆公学。通过多方努力，学校于11月27日在城区半边街铁道银行旧址正式开学，招收学生150多人。

学校实行全新的民主管理体制，课程设置以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和尊重青年个性为原则，以先进的社会政治理念教育学生，学生既学习文化也参与社会实践。在国文教学中，萧楚女鼓励学生勇敢地向腐朽的封建旧思想和旧道德挑战，要求他们在深入农村和民间的过程中去认识社会现实，探索改造中国社会的新路。

重庆公学的进步倾向引起军阀当局的不满，教学活动受到破坏阻挠。开课仅20余天，便被迫停课。

1923年春，萧楚女从重庆转赴万县，出任万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国文教员。他借助讲台，对国文课教学进行改革，推广白话文写作和课文分析等新教学方式，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社会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军阀残酷统治下所面临的危机，以增强他们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他建立读书会，组织学生广泛阅读《鸭绿江上》《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社会观》等进步书刊。他经常在集会上发表演讲，因语言极富鼓动性和幽默感，深受学生欢迎。是年夏，萧楚女特意邀请途经万县赴上海的恽代英向万县四师学生作“中国向何处去”的演讲，恽代英在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同时，大力宣传中国走十月革命道路的必然性，给广大师生以深刻启示和教育。

萧楚女在万县时间不长，但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青年学子。在他的教育引导下，吴毅、吴逸僧（吴心俊）、朱泽淮（朱亚凡）、郑叔伦等成为了万县地区最早的一批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

萧楚女在万县的革命活动，遭到当地封建势力和国家主义分子的忌恨和排挤。1923年6月，他回到重庆，出任重庆女师国文教员和《新蜀报》主笔。

《新蜀报》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的产物。为了给重庆“输入新文化，交流新知识”，1921年2月1日，少年中国学会会员陈愚生在鲜英的支持下，创办于白象街。从此《新蜀报》开始“猛向最顽固、最腐朽的旧社会基址作不断的攻袭”。

萧楚女担任《新蜀报》主笔后，充分利用这个阵地不断揭露黑暗，破除封建迷信，宣传马克思主义等新思想，《新蜀报》从此异军突起。

这一时期，《新蜀报》上不少针砭时弊的社论、时评大多出自萧楚女之手。他的文章，笔锋犀利，文字流畅，深入浅出，生动感人，不仅受到知识分子、青年学生称赞，广大商人、市民、店员、学徒也喜欢阅读。为进一步提高人民的革命觉悟，引导青年走向革命，他撰写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实况》等文章，揭露国际资本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罪行；还在《新蜀报》上开辟“社会青年问答”专栏，专门解答有关读书、就业、婚姻、家庭等问题，引导青年认清所处的时代环境，指出光明的前途，青年们赞誉他为最好、最难得的“开路先锋”。

1924年1月，萧楚女离开重庆，返汉口探望病危的母亲。5月中旬，他前往上海，协助恽代英编辑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8月，萧楚女受组织委派再度返渝，仍在《新蜀报》任主笔和重庆二女师任教。

这一时期，萧楚女的中心工作主要是整顿重庆地区的团组织和筹建党在四川地区的统一领导机构，但他仍然每天为《新蜀报》写社论或时评，坚持宣传真理。

拓荒播种于巴山渝水

1921年以后，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纷纷来到重庆。

陈愚生，少年中国学会主要发起人之一，曾为重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他亲手创办《新蜀报》，不少青年知识分子正是通过这份报纸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了解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尽管他在重庆活动只有三年时间，却影响了一大批有志青年对人生信仰的选择。

1921年夏，为发展重庆当地的学术和教育，在陈愚生、刘泗英的鼓动下，川东道尹叶炳臣先后聘请北京和南京的学者及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来重庆讲学，举办暑期讲学会。受聘的有北京的李大钊、胡适、陈启修、陶孟和、高一涵、王兆荣、彭一湖、陈莘农、文范村；南京的杨效春、金海观、倪文宙、曹刍；少年中国学会会员有邓中夏、黄日葵（二人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王仲和、王克仁、邵爽秋。

除李大钊、胡适、王兆荣、彭一湖因故未能成行外，其余人员先后抵达重庆，并分为两处举行了学术演讲活动。

主要讲学地点设在总商会内，由来自北京的学者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主讲，前往听讲的青年学生十分踊跃。讲学内容主要有：陈启修讲授“新中国的过去和将来”“世界宪法的趋势与中国宪和省宪”；高一涵讲授“近代政治思想”“省宪与劳动权”；陶孟和讲授“自然科学之现代思潮”“自然科学之精神及方法”等。

另一讲学地点设在巴县中学校内，由川东教育研究会具体主办，来自南京的学者和少年中国学会会员负责演讲，听众主要为川东各地教育界人士。讲学内容多是关于教育原理、教育行政、教育改革方面。

暑期讲学会持续近一个月，在重庆青年知识分子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使其眼界豁然开朗。结束后，邓中夏继续留在重庆，积极投身反封建斗争，亲自主持和领导了重庆二女师学生反对封建教育的择师运动。全校学生罢课一月之久，迫使重庆地方当局撤换了不受学生欢迎的校长和学监。直到10月，邓中夏才离开重庆，返回北京。

1921年底，陈毅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后来到重庆。此后两年时间里，他两度接受《新蜀报》社长沈与白和好友周钦岳的邀请，出任《新蜀报》主笔。其间，他发表尖锐的文章，抨击军阀混战的恶行和社会的黑暗，还和萧楚女、周钦岳一道撰写了多篇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文章，以及鞭笞社会时弊的檄文。军阀政府深为痛恨，视陈毅为最不受欢迎的人之一，令警察厅将他“礼送出川”。

1924年间，张闻天也一度活跃在重庆。他在川东师范任教期间，指导进步学生创办了《南鸿》周刊，开垦出一块宣传革命思想的新园地。此外，张闻天与萧楚女共同为重庆地方团机关报《爝光》周刊撰文，用犀利的笔锋猛烈抨击腐败的军阀制度，为革命运动大造舆论。

革命先驱者积极活动，拓荒播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重庆地区爱国知识青年的人生选择，很多人因此走上革命的道路。

綦江的霍绍文（郝谦），在重庆联中读书期间，受萧楚女指导接受马克思主义。入团转党后，在綦江从事争取地方团练武装的工作。两年后，他率领綦江第二区团练武装和三面来攻的军阀部队相持三天三夜，迫使敌人退兵。

在万县省立四师读书、由萧楚女发展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吴心俊、吴心仁以及读书会会员牟清、邓南熏等，回到各自家乡后，在石宝印山小学（今属重庆忠县）、西沱小学（今属重庆石柱县）等处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开展反帝反封建以及反军阀的革命活动。

1923年5月，在万县省立四师读书的丰都籍学生朱泽淮，经萧楚女吸收为社青团员；1924年，县高小职员李彤辅经恽代英介绍，加入社青团。

为传播真理斗争到底

先驱们在重庆传播马克思主义并非一帆风顺，正如巨石投入一潭死水，激起层层波澜，既引起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极端恐惧和反对，也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林林总总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发生激烈的交锋。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社会上各种思潮纷繁杂陈。除马克思主义外，无政府工读主义、实用主义、工团主义、无政府新村主义、杜威实验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都有信奉者，特别是无政府主义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影响较深。

人声社是重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组织。他们虽认为“资本制度是吸民血肉的刑具”，“资本家是社会之敌”，却主张以推翻政府的方式来剥夺资本家阶级，实行无政府的人民自治。他们以无政府主义狂热，反对一切权力，反对无产阶级政党，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但是，他们又向广大民众标榜自己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学说”，有意通过混淆真理与谬误的界限来误导人民。因此，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在所难免。

这场论战集中在“无产阶级专政”“自由”“生产与分配”等几个主要问题上。恽代英在川南师范任教期间，利用各种机会揭露无政府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帮助受影响的青年学生转变思想；萧楚女在渝期间，经常在星期天与学生进行深入交流，向他们传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常识，使不少学生摆脱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王右木创办的《人声报》也不断发表文章，结合中国现实状态，运用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对无政府主义和杜威、罗素、柏格森等人的理论进行批判，剖析其脱离社会实际的危害性，使许多受影响的青年开始抛弃这种错误思想。

1923年12月，以曾琦、李璜为首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在法国巴黎成立了中国青年党，出版《先声周刊》，标榜国家主义。次年，他们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又称“醒狮派”），出版多种书籍进行反共宣传。他们鼓吹“全民政治”“全民革命”，实质却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由于他们盗用五四运动中“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口号，打着“国家”“民族”旗号，欺骗了不少青年知识分子。重庆二女师和重庆联中就一度成为国家主义派的大本营。

为贯彻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争取受国家主义派蒙骗的青年学生，萧楚女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在团中央机关报《中国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既从理论上驳斥国家主义派的反动观点，又从事实上揭露其勾结帝国主义和军阀、反对国民革命的罪行。1925年10月，他编写出版《在显微镜下的醒狮派》一书，针对《醒狮周报》中所宣扬的各种言论，进行逐一批评。在他的发动下，罗世文、杨闇公、童庸生等纷纷撰写批判国家主义派的文章，在《新蜀报》发表。经过他们的不断努力，到1926年下半年，许多国家主义的团体纷纷瓦解，风行一时的国家主义最终被广大青年抛弃。

通过种种渠道，马克思主义在四川得到了广泛传播并吸引了大批青年，也为重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做好了组织准备。而这一切卓越功绩的取得，与萧楚女、恽代英等先驱者息息相关。他们在重庆地区的革命活动，影响了一代革命青年。他们播下的革命种子，在巴山渝水间发芽、开花，结出了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