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内搜索:

红岩的战斗经历

2020-05-19 14:39:15来源:红岩春秋



华景杭


我的父亲华岗,1903年生于浙江省龙游县一个小山村。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入学后,各科成绩名列前茅。小学毕业后,考入衢州浙江省第八师范,后转入宁波四中,改名华少峰。他在中学时代开始学习马列著作,接受进步思想,于1924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担任宁波地委宣传部长,并编辑进步刊物《火曜》。19258月,因组织参加进步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他毅然中断学业,投入革命洪流之中,任青年团南京地委书记。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漫长的革命生涯。

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

19329月,父亲被派任中共满洲特委书记。赴任途中被叛徒出卖,在青岛被捕,入狱五年。1937年由党营救出狱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长,受命筹办《新华日报》。父亲曾在董必武身边工作多年,董老知道他的才干,推荐他出任总编辑。

19381月,《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父亲除全面负责报纸的新闻采用和审稿外,还撰写了许多社论和重要文章。他思维清晰,下笔神速,有时版面急需一篇文章,他马上动笔,“立等可取”。在国统区,他和胡乔木、王芸生被誉为“最好的三大手笔”。熊复称,“华岗是一个学识渊博、文思敏捷的学者”,其远见卓识和犀利文笔被誉为“笔扫三军,挥斥八极”。

在武汉,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的王明因一些错误主张和家长式作风,给报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等同志的反对,也受到父亲的抵制。当时在报社工作的古念良回忆:“一次在会上,华岗同志坚持原则,和王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直到吐血、晕倒,在座的同志都为之感动。”

王明不仅不接受批评,反而对父亲实行排挤和打击。19385月,王明突然撤销父亲的总编辑职务,将他派往东南战场任战地记者。报社很多同志感到气愤,父亲却冷静面对,没有因此而情绪低落。

临行前,周恩来与他长谈,鼓励他不要气馁,到新的岗位继续努力。父亲奔赴前线后,以惊人的毅力,在一个月里跑了三个省,访问近40位县长,写出很多高水准的报道与评论。返回武汉后,他将在前线的见闻写成长篇报道《活跃在东南战场上的新四军》,发表在《新华日报》的纪念特刊上,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斗志。

同年6月,武汉告急,《新华日报》准备迁往重庆。父亲带领部分报社工作人员和物资,冒着生命危险乘船入川,途中遭遇日机轰炸,16名同志不幸遇难。

争取“百团司令”刘文辉

父亲在渝期间,接到一项秘密任务——赴雅安争取刘文辉。

刘文辉在四川军阀中号称“拥兵百团”,占据大半个四川,势力很大。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先是调刘出川抗日,企图利用日军消灭异己,而刘找借口按兵不动。于是,蒋派嫡系部队入康,施行强占硬夺,刘则坚持寸土不让。刘文辉认为,国内可以与蒋抗衡的力量只有共产党,决定走亲共之路。

1938年夏,董必武途经成都,在刘文辉的住所与其商谈抗日救国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刘即表态拥护抗日,反对妥协投降。19395月,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中,董与刘再次会晤。刘文辉表示,希望能与中共保持经常联系。

这时,中央决定派一名白区工作经验丰富,适合隐蔽,水平高、懂政策的人到西康雅安作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人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认为父亲是最适合的人选,遂派他前往。

19412月,父亲来到雅安,母亲与之同行。

我的母亲谈滨若,1919年生于江苏宜兴。抗战爆发后,她参加抗日救亡工作,任战地服务队宣传员。1940年,母亲来到重庆,到第五保育院作保教工作。母亲文笔很好,经常阅读《新华日报》,并主动投稿。后来经人介绍,与父亲相识。经过一段时间接触,两人建立了感情,结为夫妇。在艰苦的环境中,母亲陪伴在父亲身边,协助他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在雅安,父亲以中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与刘文辉取得联系。在与刘多次谈话中,父亲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明抗日救国的道路,介绍中共的政策,希望刘团结川康地方力量,反对和抵制蒋介石的反动政策。刘文辉安排父亲担任军官训练班的政治教官,给军官们讲抗战形势。父亲的讲课思想深刻,条理清晰,博得刘的赞赏。刘平时派他的参谋长与父亲单线联系,遇到重大问题则直接与父亲见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父亲帮助刘文辉明确了政治方向,促使刘与中共开始实际配合。

其间,父亲还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于19423月写出《西康乌拉差徭的概括及社会性质》,对西康社会的现状作了深刻的剖析。为扩大统一战线成果,父亲频繁往来于重庆、成都之间,与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川康绥靖主任潘文华聚谈磋商,宣传中共的抗日政策和策略,敦促西南诸省联合起来,促蒋抗日。

19422月,周恩来在重庆秘密会见刘文辉。刘说,经与华岗的多次接触,他赞同共产党的主张,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并提出建立电台,以保持上层的经常联系。因组织上已安排父母回重庆参加整风学习,便派王少春去雅安建立电台,从而实现了刘文辉同延安的直接通话。

5月,父母返回重庆,先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向周恩来汇报工作。周恩来、邓颖超夫妇为他们接风洗尘,共进午餐,还称赞他们任务完成得好。

这一年,母亲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我的大姐在红岩出生。当时,红岩村的不少女同志都带着孩子,邓颖超为了解决大家的实际困难,创办了红岩托儿所,由妈妈们轮流看管。经邓颖超提名,母亲担任托儿所副所长兼会计。

母亲利用业余时间写作,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题为《欧阳妈妈》,内容是写欧阳陶承为革命忘我工作的事迹;一篇题为《女揹子》,讲述当时四川有一些以背篓运输为生的妇女,人称“女揹子”,她们劳动强度大、收入却很少,生活非常艰苦。文章发表后,得到邓颖超的赞赏。

1943年春,整风学习结束。父亲再次接受新的使命,党组织派他去昆明做国民党地方上层人物龙云等人的统战工作,母亲暂留重庆。

派往昆明劝说“云南王”

1943年春,父亲按照党的指示,以中共中央南方局代表的身份去到昆明。当时,国民党势力深入云南,与龙云发生矛盾。龙云对中共的抗战决心表示赞同,主动要求与中共共商国是。

父亲去云南的途中,发生了意外。由于交通不便,父亲乘坐的长途汽车要走好几天,加上旅途疲劳,饮食不规律,致使他的胃溃疡急性发作。这是当年在狱中长期吃掺沙子的陈米及参加绝食斗争落下的毛病。

父亲大出血后昏迷不醒,幸好被司机和一位同车的好心人及时送往附近的医院。在救治过程中,有两位医生认出了他,一位在上海参加过父亲主持的集会;另一位在重庆听过父亲的报告。他们竭尽全力、精心治疗,使昏迷两周的父亲转危为安。南方局领导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来接应,帮助他到达昆明。

父亲在昆明时期化名林少侯,经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楚图南和历史学家尚钺介绍,担任该校社会系教授。他以此作掩护,在地下党组织安排下,同龙云见面。刚开始,龙云只是听他讲抗战形势和国内状况,避而不谈自己的看法。龙云有少数民族气质,颇重义气,父亲对他以诚相待,帮助他认清形势,使其态度逐步有了转变。

1944年夏天,父亲在成都主持龙云、刘文辉、李济深的代表以及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的五方联席会议,酝酿成立西南联合抗日民主政权,曾成功地制止了蒋介石迁都西昌的行动计划。父亲政治上的敏锐和洞察力,面对复杂形势的应变能力,深得西南诸省地方人物的赞许,也多次受到周恩来、董必武的肯定。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父亲与龙云的谈话一次比一次深入,父亲对时局的见解使龙云极为折服,逐步取得了他的信任与合作。龙云答应全力与中共配合,主动提出设立电台,直接与南方局和延安联系,并对云南的民主运动给予保护。

1944年秋,父亲回重庆汇报工作后,母亲带着大姐同他一道前往昆明。之后,母亲参加了地下党的妇女工作。我的二姐在昆明出生后,母亲一边照顾家人的生活,一边工作,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在昆明工作期间,父亲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对昆明的民主运动和青年学生运动进行指导和协商。同时,他深入文化教育界,展开对民主人士的统战工作,参与组织“西南文化研究会”。他与闻一多、李公朴、张奚若、罗隆基、曾昭抡、潘光旦、吴晗、费孝通等广泛接触,肝胆相照,倾心交谈,对方无不心悦诚服。吴晗说:“华岗胆识过人,袒开心胸待人,大家有事都愿意找他交换意见。”闻一多对楚图南说:“华岗知识渊博,待人真诚。”

父亲还与尚钺、楚图南等人联系广大青年,开展学生运动,扩大我党的影响。时任云南工委书记的郑伯克回忆说:“华岗在云南工作期间与地下党密切配合,统战工作很有成效,群众工作大大开展……总结云南工作,不能不书上华岗一笔。”此外,父亲还兼搞军事方面的联络,以及了解英美人士的动态,对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展开直接反击。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派龙云部队去越南受降,国民党嫡系部队趁机向昆明城内集结。父亲多次劝告龙云提高警惕,防止意外,龙云却麻痹大意。

1945103日,国民党部队血洗昆明,将龙云送到重庆软禁。幸好父亲早有准备,妥善进行了工作交接,将骨干分子疏散、隐蔽。父亲对母亲说:“立即清理家中的文件,能销毁的销毁,需要转移的马上转移。”

105日,父母由地下党组织协助,经过化装,带着两个女儿乘一辆军用卡车秘密离开昆明,回到重庆。之后,周恩来听了父亲的汇报,称赞道:“你的工作很有成绩,不愧是孤胆英雄啊!”

三年后,刘邓大军为解放大西南,发起西南战役。国民党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军政副长官邓锡侯、西南省主席卢汉等相继起义,主动投入人民的阵营。对此,父亲功不可没。

母亲曾对我谈起在白区工作时发生的惊险事情。她说,每当遇到紧急情况,父亲总是镇定自若、机智应对,常常化险为夷。

去云南途中,沿途遭军警多次检查。父亲的公开身份是教师,但所带的皮箱内藏有不少进步书籍,碰到国民党宪兵检查,他主动打开箱子。宪兵看到上面码放着一些教科书和老旧的小说,一边翻,一边问:“下面是什么?” 父亲平静地回答:“都是一样的书。”他们翻得不耐烦了,干脆把箱子扣过来,发现底下全是没有封面的旧书,就气急败坏地一脚踢开说:“是个穷秀才,没有‘干货’。”事后,母亲问:“箱子都翻过来了,怎么没发现?”父亲说:“为防万一,我早就把禁书的封面都撕掉了。”

还有一次,家中突遭搜查,父亲一边迅速将秘密文件折成小块塞入姐姐的衣服内,一边让母亲去开门。特务们没有搜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悻悻而去。

战斗在上海的日子

1946年初,中央机关准备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因父亲在沪工作多年,对那里的情况较为熟悉,组织上便派他与祝华去上海物色办公地点。3月,父亲动身去沪,费尽周折,最后选定马思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4月,母亲带着姐姐到达上海。

不久,周恩来率大批同志抵沪,对房子的环境、位置非常满意。5月,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父亲任工委书记,在沪全面开展统战工作。因国民党当局不让公开成立办事处,于是在住地门口挂出“周公馆”的牌子,对外称是周恩来将军的公馆,户主登记的是父亲的名字——“政协顾问华实甫(即华岗)住宅”。

邓颖超安排母亲在妇女组工作,主要是对上海各界妇女进行深入了解,广泛接触,团结一切进步力量,协助中共开展工作。到了夏天,邓颖超因患眼疾不能看东西,她让母亲到她身边担任秘书。母亲对邓大姐非常敬重,将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帮助她阅读、起草文件,陪伴她参加各种会议,接待来访的客人,介绍各方面的信息……邓颖超非常满意,说“小谈真是我的好助手!”

邓颖超也时时关心着我们一家。在上海期间,父亲夜以继日地工作,据当时的警卫员王德宝回忆:“华岗房间的灯光总是亮到凌晨两三点。有一次,他的女儿病危,夫人谈滨若也病倒了,他在外面召集会议,无暇顾及,邓颖超知道后立刻派人将她们送医院抢救,才脱离了危险。”母亲感动地说:“是邓大姐及时送医,挽救了我和女儿的生命。”

是年秋,国共谈判彻底破裂,形势越来越紧张。根据党中央的指示,驻沪的中共代表团除留下少数精干人员外,大部分将转移、疏散。于是,母亲带着姐姐搬到了辅石路幸福公寓,父亲则留在周公馆坚持战斗。

11月,工委在马思南路举办庆祝朱德同志60寿辰聚会,邀请各界人士参加。邓颖超特地安排母亲参加了这一盛会,还送来梅兰芳演出的戏票,想让父母去看戏,轻松一下。结果那天工作太忙,他们实在抽不出时间去看演出,但邓大姐这份心意,他们铭记于心。

19473月,国民党淞沪司令部限令中共驻沪人员全部撤离上海,当晚便包围了周公馆,不许任何人外出。馆内有十几位中共人士,父亲也在其中。经过抗议与交涉,董必武先行带领一批人去了南京。在这紧张危急的时刻,父亲临危不乱,充分利用五天时间,指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做好撤退的各项工作,不分昼夜地忙碌着。直到同志们全部撤走后,一切安排妥当,他才与许涤新、胡绳离开,在国民党军警的押送下乘车赴南京。以后,又随董必武撤回延安。

那些日子,母亲得不到父亲的消息,虽相隔不远,却不能前去探望。后来,在报纸上看到办事处撤退的消息,母亲马上离开上海,带着姐姐辗转到杭州隐蔽下来,等待着父亲的消息。

7月,我在杭州出生。母亲因与组织失去联系,独自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又没有经济来源,生活非常拮据。即使条件艰苦,她仍然订了一份报纸,以便及时了解时事新闻,甚至挤出时间写文章,在当地杂志上发表。

父亲撤回解放区后,1948年初,因骑马摔伤,脑部受伤严重,又患肠出血。解放区医疗条件很差,医生建议他转到大城市治疗。组织上将他秘密送到上海治病,待他病情好转,又找到了我们在杭州的住址。1948年春,一家人终于在杭州团圆。

永远的革命战士

新中国成立后,父母都在教育系统工作。父亲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任山东大学校长,母亲任青岛七中校长。他们不负重望,为了培养年轻一代,呕心沥血。父亲尽管身体状况不佳,仍然带病坚持工作。

1954年冬,父亲去北京开会,见到周总理。总理知道他的病情后,再三劝他在北京休养一段时间。辞别时,总理看他衣着单薄,天气又冷,坚持要把自己的皮大衣给他穿上。

天有不测风云。1955年,父亲被错误地定为“反党分子”,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投入监狱。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也没有停止思考。他以“知识无涯天地宽,须行即骑莫迟惶。双膝未膑当知足,可酬热血换文章”自勉,在狱中写下了近百万字的手稿,其中包括《美学论要》和《规律论》。1972517日,父亲的生命走到了尽头,临终前留下遗言:“历史会证明我是清白的。”

母亲也未能幸免,被扣上“包庇华岗”的罪名,受到不公正的处分。1980328日,经中共中央批准,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随后,母亲的冤案也获平反。

父亲平反后,一些重要著作、译作得以再版。如 《共产党宣言》《1925-1927中国大革命史》《中国历史的翻案》《华岗选集》等 ,他在狱中完成的《规律论》(邢贲思作序)和《美学论要》(林默涵作序)两本遗作,也已顺利出版,《华岗传》一书则由宋平亲自题写书名。时年93岁高龄的费孝通挥笔题词:“革命战士,学界楷模”,这是对父亲一生最好的概括和总结。

父亲离开人世已40多年了,人们并没有忘记他:他居住过的青岛龙口路40号,已定为“华岗故居”;他的家乡建立了“华岗纪念馆”;他工作过的山东大学校园矗立着华岗塑像。这些地方经常有人前往瞻仰,表达对革命前辈深切的怀念。

20112月,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拍摄的电视纪录片《千秋红岩》第5集中,介绍了父亲1943年受中央委派秘密前往昆明,做龙云等人统战工作的情况。在上海中共一大旧址纪念馆,珍藏着一段影视资料,记录了1946年父亲陪同周恩来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历史场景。这是父亲生前留下的唯一的影像资料。

母亲时常对我们讲起在红岩战斗的往事:那里有可亲可敬的领导,有亲如手足、生死与共的战友,那里的工作紧张有序,人人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在学习中平等讨论,各抒己见,收获颇丰,文体生活丰富多彩……父母每次外出执行任务后回到红岩,就像远行的孩子回到家中一样,处处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亲情和温暖。母亲无限感慨道:这段艰苦而愉快的生活,让人终身难忘!

母亲于20105月溘然去世,走得平静而安详,享年91岁。她与父亲一样,为了理想和信仰,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我们为有这样的父母感到自豪,他们鲜活的形象永存我们的心中。


重庆党史微信公众号

重庆党史网版权所有.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未经书面授权 不得复制或建立镜像
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民路252号 邮编:400015
渝ICP备11000637号-3 技术支持:华龙网

您是访问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