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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吕缔约”事件引起的风波

2020-03-30 13:31:51来源:红岩春秋杂志社




20世纪20年代初,四川团组织发生了一起严重政治事件“潘吕缔约”,由此引发了团中央对四川团组织的整顿,成为四川早期团组织发展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本文以“潘吕缔约”事件为切入点,通过解读档案,探隐索微,再现四川早期团组织发展过程中的曲折与新生。

“潘吕缔约”事件与四川早期团组织的政治生态

“潘吕缔约”中,“潘”是潘学海,曾是重庆地方团的团员,后来在南川县工作;“吕”是吕超,国民党在四川的重要人物。两人在叙府(今宜宾)缔约,其主要内容是潘学海会同成都、重庆、泸县三处地方团向吕超请求每月接济100元,补助每个工作人员每月5元。这是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等于把四川的主要地方团组织变为了国民党的附庸,完全违背了共产党、青年团组织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的原则。事件发生后,了解情况的萧楚女及时向团中央进行反映。

事后查明,此乃潘学海的个人行为。但是,一个地方的普通团员竟然能够私自代表四川几地团组织与国民党达成协议,不仅严重违背了团组织原则,也反映出四川早期团组织软弱涣散的程度。

实际上,四川共产主义活动起步较早。1920年3月12日,一个规模近百人的“四川省重庆共产主义组织”在重庆成立,还在“成都、叙府、雅州(雅安)、顺庆(南充)建有支部”。从1921年下半年开始,恽代英、邓中夏、萧楚女等共产党人先后来川传播马克思主义。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在全国195名党员中,四川有三人。据2012年发现于俄罗斯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届团中央执委会会议记录的档案显示,这三人极可能是王右木、周钦岳、唐伯焜。

1922年下半年到1923年初,重庆、成都、泸县、内江、宜宾、涪陵、綦江、南充、万县等地先后成立团组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宣传和共产主义运动在四川已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档案显示,“潘吕缔约”事件发生在1923年。在四川各地团组织建立仅仅一年,就发生了如此恶劣的政治事件,究其原因在哪里?

从客观上看,一方面,当时各地方团都在初创阶段,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很不成熟,缺乏大规模开展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和工作经验;同时四川地处西陲,不在革命发展的中心区域,远离党、团中央,联络不便,缺乏经常的指导。另一方面,四川军阀常年混战,并在各自防区内实行残酷统治,镇压革命活动。不过,最根本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团组织内部。

一是领导无力导致组织涣散,突出的如重庆。重庆团地委的主要筹建人唐伯焜印着SY(“社会主义青年团”的英文缩写)书记的名片招摇,但SY本身却无活动,他还经常为了私事不参加团的工作和会议。重庆团地委书记周钦岳忙于《新蜀报》的工作,对团的工作不太熟悉,亦无系统见解,且在1923年上半年就不再担任团地委书记。1924年初,新当选重庆团地委委员长(书记)的何星辅是个“江湖中人”,而任秘书的范英士竟没有入过团,甚至不知自己已“当选”,由此可见其草率。

二是团的个别领导人经常争执,引起内部分裂,影响团结,突出的如成都。1922年夏,王右木受团中央委托回川,并于10月15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成都地方执行委员会。王右木虽以最高票当选,但因超过28岁无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乃由童庸生以次高票数当选为书记。裂痕从此开始。他们都力图按自己的意志来领导团的工作,于是引发了领导权之争。双方互相攻击、互不相让,最后以童庸生等人退团而公开决裂。继而引起一连串严重后果:童庸生的退团带动一批人相继退团,使成都地方团思想混乱,活动停顿,死气沉沉,几至基础不存。直到王右木担任书记后,团组织才逐渐“勉强复活”。

王、童在这场争执中都受到伤害,王右木头痛欲裂,心烦若狂;童庸生一息三叹,志士垂泣。之后,童到重庆参加重庆地方团,双方又将矛盾延续到工作中,进而影响到成渝两地团的团结,使全川团组织力量受到削弱。

三是团的工作受团领导人影响较大,且工作办法较少,缺乏影响力,重庆、成都、泸县等地团组织都普遍存在这一现象。如重庆团地委“最大的缺点即是无办法”,领导人“亦似乎不大想何办法”,团的工作开展得很不理想。直到1923年11月14日,重庆只有团员23人,除去成立时的10人,其中新发展团员杨励坚、王毅君、向国治、曾庆中、袁肇康5人,其余8人是从国外或上海入团后返渝参加重庆地方团组织的。又如泸县、成都两地,1923年1月,恽代英带领张霁帆、余泽鸿等10余名团员和进步学生离开泸县;1924年王右木牺牲,成都团组织骤然失去了优秀的领导人,都严重影响了两地团的工作开展。

不仅如此,由于团组织人数较少,且主要是学生为主,寒暑假回家或者升学就业,常退团、脱团而去,整个团的组织活动实际陷于半停顿状态。因此团的工作开展范围较窄,大都限于组织学习和纪念宣传等,群众性和战斗性不强,还没有脱离“研究小团体”的状况,从而大大制约了团组织作用的发挥,在当时四川的政治舞台上没有真正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力量。

四川早期团组织正是由于存在上述问题,又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纠正,致使各种问题日趋严重,才会发生像“潘吕缔约”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

团中央和四川团组织为解决“潘吕缔约”所作的努力

对四川团组织状况感到不满,在四川工作的同志最先向团中央反映。

如恽代英批评唐伯焜“近荒唐而多虚荣心”,重庆团地委“空有其名”;王右木“支配欲太盛而偏狭躁急,每与其他分子多意见耳”,要求团中央“能为川中慎于发令,使王得合当指导,则川中前途尚可为也”。

张霁帆则认为:“川中努力同志极多,均以组织不良而不能团结,又以消息不通与中央隔绝之故,一切活动无所瞻依,遂人自为战,而一切不依规律之浪漫行为遂由此产生”,请求团中央“设一机关或一人驻重庆”,以“传达中央命令,或在某种限度内予以发令指挥之权”,起到“调和各方联络一致、督促各方面组织完善、巡视各地亲加训练”等作用,“则川中之发展可立而待”。

童庸生也要求派员到川。

团中央对四川团的工作感到不满意,经过综合考量,决定以解决“潘吕缔约”事件为突破口,彻底整顿四川团组织。1924年9月1日,团中央作出严厉处分,决定解散成都、重庆、泸县三个地方团组织,委派萧楚女作为驻川特派员,授予他调阅文件、教育同志、整顿组织之全权。

当时重庆已成为四川革命的中心,加之“成、泸两地远隔数百或千里,彼处情形及办学人员一概不识;目下又因川战初平,道途多匪;自己又无川资,不能前往调查”等原因,萧楚女整顿四川团组织的主要工作是在重庆。

1924年10月,萧楚女指导重庆团地委进行初步改组,撤换了唐伯焜,改由罗世文任秘书,杨砺坚任组织,何薪斧负责农工。罗世文代表重庆团组织表示,萧楚女“既经中兄托为渝地特派员,以后各项进行自当与他相商”。但是,萧楚女的整顿工作遭到了唐伯焜等人的抵制。

唐伯焜是重庆团组织的主要筹建者之一,但他把团内任职看成是“必我终身任事之势”,在团的组织活动中带有一些宗派色彩,对外来的萧楚女采取了排斥甚至攻击的做法。在唐伯焜的煽动下,童庸生、杨闇公等骨干对萧楚女误解颇深,致使重庆团组织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

为尽快扭转局面,萧楚女忍辱负重,敢担责任。

11月19日,日本帝国主义在重庆制造了“德阳丸案”,由此激起重庆民众强烈的反日情绪。为发挥重庆团地委在反帝斗争中的作用,萧楚女迅速率领重庆团组织投入运动,因势利导地领导民众开展斗争。在实际工作中,萧楚女深感大多数团员是好的,包括对他有误解的一些骨干成员,都是忠实于革命事业的有为青年。团中央决定解散成、渝、泸三地团组织的根据主要是“与国民党缔约问题”,但是当萧楚女调查了解后得知,“潘吕缔约”完全是潘学海个人的行为,于是,他放弃了想重新筹建一个重庆地方团组织的打算,决定立足于团结多数、依靠多数。

同时,原本对萧楚女怀有成见的杨闇公等人通过实际接触,彼此加深了了解,因革命信仰一致而逐渐走到一起。最终,“楚女及渝校同人近已互相谅解,以后自能共同努力工作”,而唐伯焜则被团中央“嘱其无干渝事”。

1925年1月,团地委进一步改选,由杨闇公任组织部主任,代行书记职务;童庸生先是代理组织干事,后代理宣传干事;罗世文改为负责学生部工作。1月改选是重庆整团结束的标志,基本奠定了大革命时期四川党团组织领导格局。

四川团组织代党工作开创四川大革命的新局面

四川团组织整顿时,以第一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洪流正涌入巴蜀大地。面对新的革命形势,刚刚改组成立的四川团组织以团代党(当时四川还没有成立党的组织),积极开展工作,掀开了四川革命运动的新篇章。

一是从书斋走向社会,深入各阶层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大大加强了四川团组织的群众性。以重庆为例,重庆团地委借助《向导》《中国青年》《爝光》等党团刊物,加强对团员学习革命理论的指导,并要求全体团员借助周末、节假日和集会游行等时机,深入城乡各地开展革命宣传演讲活动。为争取工人阶级,重庆团地委于1925年2月设立了农工教育训练委员会,增设团的工人支部,成立了由程子健负责的劳工互助社,引导工人参加各种改造社会的政治斗争;同时还在川东师范、省二女师、中法大学,以及工人集中的东川邮务总工会以及唐家沱、磁器口等地开办工人夜校,萧楚女、杨闇公经常深入到工人中讲解剩余价值、唯物史观等问题。团地委开展的这些工作,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思想阵地,特别是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

二是从“研究小团体”到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实际斗争,大大增强了四川团组织的战斗力。以重庆为例,1925年五卅惨案后,杨闇公等带领重庆团地委组织成立了英日惨杀华人案重庆国民外交后援会,呼吁对英、日实行强硬外交,实现对英、日经济绝交,并要求收回海关,取消租界,撤除巡捕,取缔会审公廨,废除内河航运权等,得到工人、商界、学界积极响应,并以实际行动支持后援会提出的实行经济绝交的号召。7月2日,英国水兵制造“七二渝案”,重庆团地委领导后援会立即发起召开重庆市民大会,愤怒谴责英军暴行,组织群众游行示威,遭到重庆卫戍司令王陵基派兵镇压后仍顽强斗争,最终使英国在重庆“陷于无政府主义地位,米粮断绝”。11月,美国又制造“美仁轮案”,重庆团地委首次提出争取军人加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来,提出惩凶、赔款、治伤等条件,并出版《美仁轮案专号》,揭露事件真相,还专门派出代表团赴北京向外交部交涉。这些实际斗争,锻炼了四川团组织在复杂社会条件下处理各种关系和问题的能力。

三是从边缘走向四川政治舞台中心,推动四川第一次国共合作,大大增强了四川团组织的影响力。为贯彻中共三大精神,推动四川地区实现国共合作,党中央采纳重庆团地委要求派吴玉章回川改组四川国民党组织的建议。1925年8月,吴玉章抵渝后与杨闇公等密切配合,整顿国民党基层组织,切实发展左派力量,派出尹绍渊、曾凡觉、黎冠英、吴匡时、喻凌翔、喻克由、周贡植、邹进贤、曾庆华、张锡畴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宜宾、江津、内江、荣县、江北、巴县、綦江、南川、长寿等县市筹建国民党(左派)党部。据不完全统计,从8月底到10月20日止,全川10多个县市建立了86个区分部和江津、泸县等一些县党部,计有党员8000余人。

在此基础上,1926年2月,经吴玉章提议,国民党中常会批准以李筱亭、杨闇公、邓劼刚等组成新的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行委员会,这标志着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改组取得圆满成功,四川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同时,这也为四川团组织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活动提供了公开活动的舞台,并以此来指导全川地区的革命斗争。

四是从组织涣散到领导有力,为四川建党奠定基础。中共四大《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明确要求:“重庆应努力开始党的组织”以及团的三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规定“有团的组织而没有党的组织的地方,团的中央应听党的指挥,去为党发展其组织或代为进行其工作”;“团员在25岁以上者,应酌量介绍其入党。”根据党、团中央的两个决议案,四川团组织便承担了一项极为重要和特殊的任务,即代党发展党员,筹备建立党的组织。

1925年3月,重庆,杨闇公、童庸生等主要骨干由团转党,成为中共正式党员。7月15日,杨闇公向团中央报告,请求成立党组织;9月23日,重庆团地委再次报告团中央,“盼成立CP,以便中校尽力发展青年运动”。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结束后,杨闇公绕道上海向党、团中央汇报工作,要求在四川建立党组织,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一请求。2月,以杨闇公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同时,团地委进行了调整,经团中央指定童庸生担任书记。

中共重庆地委成立后,按照关于“在执行委员会认为必要时,得委托一个地方执行委员会暂时代行区执行委员会之职权”的规定,接受中共中央的委托,代行四川区委的领导职责,统一领导全川的党组织,改变了自1922年以来四川各地党团组织各自为政的状况,实现了党组织领导团组织的体制转换,标志着团组织为党发展组织、代其工作的职责和筹备建党的历史任务顺利完成。

编辑/韩西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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