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北伐军占领南京，英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炮击南京，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举行“重庆各界反对英帝国主义炮击南京市民大会”，漆南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总主席。上午11时许，各界群众两万余人进入会场。国民党反动派封锁会场进行镇压，打死137人，打伤千余人。漆南薰不幸中弹受伤，在群众的掩护下从城垛跳下，被埋伏的暴徒捉住，拖至两路口，被他们残忍地剖腹、敲牙、腰斩数段。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重庆“三•三一”惨案。

漆南薰曾留学日本，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日本的报纸进行了报道。当时，漆鲁鱼在日本东京医学专科学校留学，从报纸上得知四叔漆南薰遇难的消息。漆南薰是他的启蒙老师，漆鲁鱼到日本留学，也是漆南薰资助的。得知惨案真相和四叔的遇难细节后，漆鲁鱼学医救国的梦想被击碎了。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东京的外围组织“中国留学生社会科学研究会”和“青年艺术家联盟”，深受当时在日本的郭沫若、夏衍等人的影响。

1928年7月，学业期满的漆鲁鱼从日本归国，他谢绝成都、重庆等城市大医院的聘请，回到老家江津李市坝开办了一家私人小诊所，以此掩护革命活动。1929年10 月，漆鲁鱼成为中共正式党员，担任中共江津县李市支部宣传干事。他经常免费为穷苦百姓义诊，由于医术精湛、对人和气，四乡八里都知道李市坝名门望族漆家出了位文质彬彬的“留洋医生”。

1930年1月，江津党组织遭到破坏。上级通知漆鲁鱼立即转移，他先到中共四川省委报到，组织安排他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到上海后他随即被分配到闸北区，在区委书记陈云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党的秘密工作。他的公开身份依然是医生。这年8月的一天夜晚，漆鲁鱼在张贴标语时，因为人生地不熟被跟踪的暗探抓捕，遭到严刑拷打，但漆鲁鱼始终没有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最终以“聚众写宣传标语的共党嫌疑”被判刑一年，关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西牢。

1931年8月，漆鲁鱼刑满出狱，经严格审查后，上海党组织安排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当他抵达后才知道部队已经转移了。当时上海党组织提供给他的路费，只够单面路程。他决定回到上海，等待党组织重新安排工作。在没有返程路费的情况下，他决定步行回上海，实在饿得走不动的时候，不得不沿路乞讨。这是漆鲁鱼的第一次“乞丐生涯”。1932年初，漆鲁鱼终于回到上海，数月的风餐露宿，他已经和乞丐差不多了。

组织上对漆鲁鱼再度严格审查后，决定根据他精通医术的特长，派他到广东汕头筹建党中央和江西中央苏区的秘密联络站“中法药房汕头分行”， 秘密向中央苏区供给和转送无线电器材、印刷器材和药品。在汕头，他默默为党工作了两年多。1934年4月，他接受党组织的安排回到瑞金，受到中央局李维汉和陈云等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而后出任中央苏区卫生部保健局局长。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因陈毅等同志负伤严重，漆鲁鱼便留下担任江西军区卫生部部长，护理陈毅等负伤同志。红军主力长征后，斗争形势更加严峻。1935年卫生部随红二十四师转战，在江西寻邬遭数倍之敌重围，漆鲁鱼率领医务人员参加突围战斗，在掩护大家突围时，他孤身一人，弹药耗尽，不幸被俘。被俘后，他机智冒充被我军击毙的国民党军医李晓初，说自己是被迫留在红军中，敌人查验后确有李晓初其人，便将漆鲁鱼释放了。

漆鲁鱼获释后，身无分文，但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找到党。他从瑞金起程，经会昌、寻乌、定南、兴宁，再南下，辗转跋涉，风餐露宿，乞讨度日。凭着坚强的意志，他挪动着疲惫的身体，过丰顺，经揭阳，从潮州来到汕头，但到了汕头才知道联络站早已撤销。他暗下决心，决定到上海寻找党组织。

他在汕头一直等到1935年8月底，流落街头，身上还裹着从江西穿出来的老棉衣，身上长满虱子，万幸有家难民救济机构，把他收容了，总算一天能喝上三顿稀粥。有过上海工作的经历，他有心学了上海话。汕头方面便把他当成上海来的难民，把他和一群难民安排在一只货船的底舱里，过了很多天，终于到了上海。此时，上海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我党的活动处于沉寂的地下状态，他找了几处过去的联络点都无果。身无分文，举目无亲，他蓬头垢面，踯躅街头，又一次沦为乞丐。

漆鲁鱼这位乞丐当然与其他乞丐有本质的区别。他专门在上海闸北区北四川路一带乞讨，希望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先生，通过鲁迅先生寻找我党组织，但希望最终破灭了。1935年11月初，他病卧街头，正当奄奄一息之时，一位行色匆匆的路人停留下来，对他审视良久，便招来一辆黄包车，把他送进医院抢救。

这位救了漆鲁鱼的人，原来是他在闸北工作时的同志何鸣九。何鸣九告诉漆鲁鱼，他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何鸣九提供了一条重要信息：漆鲁鱼的堂兄漆相衡来上海做教授了。一丝新的希望出现在漆鲁鱼眼前，他知道堂兄也是中共党员。但当他找到了漆相衡时，漆相衡却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脱了党，只安心做教授了。漆相衡“忠告”漆鲁鱼，希望他公开登报脱离中共，凭借他留学的背景和精湛的医术，就能留在上海教书。

堂兄的一席话让他彻底失望，漆鲁鱼不辞而别，从上海长途跋涉，辗转回到重庆江津老家李市镇，渴盼在家乡找到党组织。谁知自从他1930年离开家乡后，江津的党组织一再遭到破坏，此时只有几位骨干分散隐蔽，漆鲁鱼根本联系不上他们。

1936年初春，漆鲁鱼到重庆寻找党组织，但此时重庆党组织也不复存在了。他寄住在漆南薰遗孀、四叔娘凌树珍家里，找了一份临时工作，以解决生活之需。他始终抱着一个信念：不能坐等党组织来找自己，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才能回到党的怀抱。

漆鲁鱼发现重庆本地的《新蜀报》是中立的，《商务日报》是进步的。于是他便投“文”问路，写了几篇言论文章投稿，不久就被采用了，《商务日报》时事编辑温田丰登启事约见他。几经交往，两人成了好朋友，温田丰使漆鲁鱼成为评论专栏作者。漆鲁鱼名声渐渐大了起来，《新蜀报》特聘他担任国际新闻评论编辑，有了《新蜀报》和《商务日报》两个阵地，漆鲁鱼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被重庆救国联合会推选为总务干事。  

重庆救国联合会以秘密和公开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活动，逐步发展成为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重庆救国会下属有重庆学生界救国联合会、重庆职业青年救国联合会、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重庆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还联系和团结了一些公开团体。救国会发动社会各界为绥远抗战募捐，举行要求释放全国救国会“七君子”的宣传运动等，把重庆的抗日救亡运动推向了高潮。

漆鲁鱼在重庆的积极主动工作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1936年10月，中央特派员张曙时到重庆与漆鲁鱼取得联系，恢复了他的党籍，建立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漆鲁鱼任组长。重庆干部小组是重庆自1935年党组织被破坏后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这年冬天，党中央从延安派邹风平、廖志高和《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罗世文，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经省工委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委，任命漆鲁鱼为中共重庆市工委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漆鲁鱼先后担任西南出版局副局长、西南文教委员会秘书长、国家卫生部部长助理、成都市副市长、成都市政协副主席等职。

漆鲁鱼不畏艰辛、万里寻党的故事令人感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强化党的意识，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做到忠诚于组织，任何时候都与党同心同德。今天，我们要学习漆鲁鱼同志心中有党、一心向党的精神，时刻提醒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为党的事业不懈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