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8月27日，在重庆朝天门码头，周贡植和他的同学邓希贤（邓小平）、冉均等进步青年登上轮船，踏上了前往法国的留学之旅。8年后的4月3日清晨，还是在朝天门，“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口号声响彻江畔。
从睡梦中惊醒的人们纷纷涌上街头，看见9位革命志士身戴镣铐，高呼口号，在国民党反动军警的押解下，正气凛然地走向朝天门沙嘴刑场。面对滔滔江水，他们昂首挺胸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砰，砰，砰……
反动派罪恶的枪声响了，9位革命志士倒在了血泊之中，围观人群中不时传来阵阵悲泣声。英勇就义的革命志士中，就有中共四川省委第一届组织部部长周贡植。这一年，他29岁。
周贡植1899出生在重庆古巴县铜罐驿乡（今九龙坡区铜罐驿镇）陡石塔村，由于家境不错，从小便接受了良好的教育。19岁那年，周贡植从巴县中学毕业并顺利考进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20年10月，周贡植抵达法国马赛。
置身异国，周贡植生活非常艰苦，他每天起早贪黑，拼命工作，努力学习，只要能挤出一点点时间，他都会待在图书馆，像一块浸泡在海洋里的海绵，拼命地汲取着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
一天晚上，周贡植刚回到寝室，他的同学袁庆云便悄悄塞给他一本小册子。周贡植翻开封皮一看，居然是他朝思暮想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使他看到了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时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信仰。他如饥似渴地捧着书本，看得热血沸腾，彻夜难眠。在袁庆云的邀请下，周贡植参加了一个特别的聚会，并在这里结识了共产党旅欧代表赵世炎、周恩来和刘伯坚等人。
23岁的周贡植，毅然决然地加入了旅欧中国共青团。由于他表现突出，很快便转为正式党员。1925年秋天，周贡植被党组织安排回国，在中法大学四川分校任教。1926年2月，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并在中法大学组织了“农民运动研究会”，周贡植担任农业部秘书。为了发展农会成员，周贡植四处奔波，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就在省内14个县建立了农会，发展了2万多会员。同时，他还在自己家乡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铜罐驿党支部，建立了乡农会和区农会，还组建了一支“农民自卫军”，以保卫农会和农民的利益。
1927年3月24日，在北伐军刚刚进入南京城的时候，英、美军舰却借口侨民和领事馆受到骚扰，下令炮击南京城，炸死炸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史称“南京惨案”。南京惨案的消息传到重庆，点燃了重庆人民的反帝烈火。1927年3月 31日，重庆数万群众手持横幅，聚集在通远门附近的打枪坝上，声讨帝国主义的罪行。
杨闇公、周贡植等中共重庆地委领导人刚刚走上主席台，突然枪声四起，大批军警拥了过来，会场秩序一片混乱。周贡植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站立在会场中心，组织到会群众向北门撤走。
在周贡植的指挥下，大部分参会人员都平安地离开了会场。直到军警冲进会场，周贡植等人才从容不迫地翻越围墙，顺利脱险。这一次声讨大会，遭到了军阀刘湘、王陵基等反动势力的镇压，造成137人遇难，1000多人受伤，史称“三•三一”惨案。鉴于重庆严峻的形势，周贡植不宜再留在重庆，他被党组织安排到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任秘书长，协助国民党左派开展政府工作。
就在“三•三一”惨案发生后，蒋介石又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民党右派公然背叛革命，在全国实行白色恐怖。
反动派的残酷杀戮，使党组织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在这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党中央决定派周贡植返回重庆，把家乡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来。
1927年8月，周贡植离开武汉，回到自己的老家铜罐驿。
铜罐驿紧靠长江，地形隐蔽，中共铜罐驿党支部在当地拥有良好的群众基础。研究后，上级决定在周贡植家里召开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
为了得到父亲的支持，周贡植向父亲请求说:“有一批留法同学，要来我们家里聚会,希望父亲能够同意。”其实父亲心里明白，于是微笑着回答他说:“放心开会吧，这里很安全。”
周贡植不由满含热泪，激动地拉着父亲的手说:“谢谢您老支持！谢谢您老支持！”父亲周信诚也红着眼圈，紧紧握住儿子的双手说：“我儿子为天下苍生出生入死，你说我还能顾忌什么？”听到父亲的表白，周贡植非常感动，忍不住扑上去抱住了父亲。
在父亲周信诚的安排下，周家众人忙前忙后，开始为会议做准备工作。周贡植的夫人也不甘落后，还亲自为参会人员收拾房间，准备食物。
1928年2月10日，盼望已久的日子到了，所有参会人员，都在鲜红的党旗下举起右手，庄严宣誓:“服从纪律，永不叛党，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经过讨论，会议选举产生了省委委员11人，候补委员5人，并由5位常委组成了常委会，周贡植同志任农委书记兼组织部长。
2月15日，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扩大会议圆满结束。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周贡植激动地向大家宣布：“根据党组织决定，中共四川省委今天正式成立了！”
随着省委“一大”的顺利召开，星星之火呈现出一片燎原之势。在周贡植等同志的努力下，迅速在全省开展了党组织活动。
就在革命形势一片大好，群众都开始觉悟的时候，反动派却加强了白色恐怖统治。他们为了扑灭革命火种，丧心病狂地到处抓人，屠杀了一批又一批革命志士。
1928年3月9日下午，在重庆城区大梁子兴隆巷8号，中共巴县县委成立大会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突然，三个巡警上门来收“公巡捐”，在楼下没见到人，便上楼来催缴钱款。巡警一看到屋里坐了这么多男子，便以为是在聚众赌博，于是马上堵住门喊“抓赌”，并吹口笛呼唤其他警察。党组织的名册、文件、传单、刊物、资料等等物证当场被搜出来，巡警才知道是抓到了“赤匪”共产党，在场的九人全部被捕。
由于他们都是中共四川省委的主要领导，反动军阀王陵基显得格外重视，决定亲自审讯，希望能获取更多情报。
周贡植被押出牢房，推进了狭窄的审讯室。审讯室里堆放着各种各样的刑具，每一件都沾满了斑斑血迹，显得格外阴森恐怖。
王陵基狡黠地看着周贡植，一字一顿地向他承诺说:“只要周公子说出你们的组织和人员，我保证今天就放你回家。”周贡植冲着王陵基轻蔑地一笑，对他的诱惑充耳不闻，以长久的沉默作为抵抗。王陵基气急败坏，立刻示意手下，对周贡植实施酷刑。
两个面目狰狞的打手，将周贡植双手捆绑在刑架上，挥舞着用盐水浸泡过的牛皮鞭，在他身上疯狂地抽打。受刑后的周贡植足足昏迷了两天两夜。战友们被周贡植的革命斗志深深激励，全都英勇不屈，始终保守着组织的秘密。
虽然王陵基软硬兼施，却没有一个同志投降变节。王陵基在一无所获的情况下，下令要枪毙这些共产党员。当同志们得到判决结果后，全都毫无畏惧，在牢房里唱起了《国际歌》，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
可就在临刑前的一天，狱警再次提审了周贡植。判决书都已经下来了，还用得着提审吗？周贡植不免有些纳闷。
尽管他心存疑虑，但还是跟随狱警走出了牢房。但奇怪的是，他们并没有走进审讯室，而是来到了警察局的会客厅。
原来，在周贡植被捕入狱之后，父亲周信诚非常着急，他通过一位在国民党任职的远房表弟，送去了整整一千块银元。
对方收了银元，勉强同意放人，但却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周贡植写一份悔过书。面对表叔的苦苦相劝，周贡植无奈地告诉他说：“我又没有错，能悔过什么？”看到表叔心急如焚，周贡植再次坚定地说：“我绝不苟且偷生，誓要与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表叔无可奈何，默默地离开了警察局。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周贡植咬破了手指，用鲜血书写了一封家书：“希望我那未出世的孩子，一定要继承革命事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
周贡植牺牲以后，被暴尸于长江北岸的沙滩，当地群众十分悲痛，在深夜悄悄收殓了尸体，装进一只小木船逆江而上。当小木船来到铜罐驿陡石塔村那片茂密的柑橘林时，老父亲周信诚悲痛万分，他亲手将儿子埋入黄土，使其面向东方，遥望着冉冉升起的曙光。
周贡植同志临难不苟、舍身取义的光辉形象永远活在人们心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献身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我们一定要继承好、发扬好”。周贡植同志舍身取义的伟大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投身新时代、建功新时代，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舍生忘死、无私奉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