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两周后，日军进攻香港，太平山下顿时硝烟弥漫，人们纷纷撤往内地。此时，宋庆龄正在香港主持保卫中国同盟 的工作，为中国抗战争取援助。国内外各界人士十分关心她的安危。12月25日，宋庆龄坚持处理完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搭乘启德机场的最后一架班机离开香港。此时，离香港沦陷仅有6个小时，日军已逼近机场。飞机从日军头顶飞过，几分钟后机场就遭到轰炸。宋庆龄脱离险境，来到重庆。

消息不胫而走。人民群众对宋庆龄的到来，感到极为振奋。此时的重庆，笼罩在皖南事变后令人窒息的政治空气中，环境险恶复杂。宋庆龄运用她在国内外的崇高声望和影响，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懈努力。

宋庆龄抵达重庆后的处境，许多进步人士和国际友人都非常关心。最初，蒋介石对宋庆龄的到来态度冷淡。在一些正直的国民党元老的要求下，由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持，在国府礼堂召开茶话会表示欢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李烈钧、居正等与一百多位国民党中央委员一起出席。宋庆龄发表演讲，她强调必须团结抗战，必须实行民主，搞专制、搞个人独裁，是一定要打败仗的。各党各派要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万不可兄弟阋墙、手足相残。她指责有的人名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实则是他的叛徒。素不轻易动感情的宋庆龄，说到激动处，禁不住落泪。她义正辞严的讲话，使一些国民党元老肃然起敬、为之动容。

最初，宋庆龄住在亲戚家中，有特务监视她的活动，会客不便，行动受到种种无形的限制。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邓颖超要求拜访宋庆龄，好不容易才得到“安排”。刚一见面，宋庆龄就暗示说：“谈话谨慎，有人监视。”邓颖超这次拜访虽不能说心里话，却了解到了真情。

经过争取，宋庆龄终于搬进了重庆两路口新村单独的寓所。尽管附近都是轰炸后留下的断垣残壁，四周仍有特务监视，但她总算得到了“一楼之中的自由”。从此，两路口新村寓所成为宋庆龄开展工作的基地，她利用各种有利条件，继续开展抗日救国工作。

宋庆龄在香港组建的保卫中国同盟，是一个国际性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救济组织。这个组织向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真相，为伤病员、儿童、爱国文化事业募集钱款和医药物资，并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经过宋庆龄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各国人民加深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了解,从而更加广泛积极地支援中国抗战。

香港沦陷后，“保盟”被迫停止工作。“保盟”的文件和刊物，不得不仓促销毁，有1名领导成员牺性，3名成员被关进集中营，其他9名委员被迫乔装隐蔽起来。1942年8月，“保盟”的许多领导成员陆续来到重庆。于是，宋庆龄联络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重新组建了保卫中国同盟。应宋庆龄的要求，周恩来把廖梦醒从澳门调到重庆，继续担任宋庆龄的秘书。

皖南事变以后，由于遭到国民党封锁，敌后抗日根据地处境异常艰难，武器弹药和医药用品严重匮乏。美国按照租借法案提供给中国的援助和军事装备，都不会分配给抗日根据地。重庆的某些外国援华机构，受国民党政府的影响也对此袖手旁观。

面对危急形势，宋庆龄十分坚决地提出要求取消“不人道的封锁。”这时，“保盟”的工作面临政治封锁、经济紧张、人员缺乏等重重困难，对外宣传只能通过宋庆龄的声明、信函和文章。1943年9月15日，她给海内外朋友写了迁渝后的第一份工作报告《从香港到重庆》，呼吁：“不要对封锁默许。”她说，“保盟”之所以把援助的重点放在抗日根据地，是因为“他们几乎全靠从敌人那儿夺得的装备武装自己，牵制了在华日军一半以上的兵力”“但是他们已经3年没有得到过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以及与我们的工作特别有关的医药援助。”“我们并不要求给他们优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她的呼声引起了国际舆论界的注目。

经过宋庆龄的努力，“保盟”与国外的援华机构和进步人士恢复了联系，比如纽约美国援华会、加拿大维多利亚医疗援华会、伦敦的中国运动委员会以及美国劳工组织的有力援助。“保盟”的工作条件十分艰苦。宋庆龄说：“我们竟然连房子都没有，我自己的客厅成了唯一的安全的办公地点和开会场所。我们与外国朋友和海外侨胞的联系都必须加以伪装。”因为保盟筹得的款物很大一部分是交给敌后根据地的，所以会不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破坏。他们要保盟登记，干涉保盟的存款，要保盟报告款项的分配和用途，所以必须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保盟常常请外国朋友帮助，向银行提取汇款。孔祥熙的美国顾问艾德勒曾帮助廖梦醒在银行提取巨款，保盟中央委员、美国朋友约翰•福斯特，也分担过提款任务。他们提取款项后立刻用八路军办事处的车运送到宋庆龄家里，大家一起围坐在茶桌边清点。这时，宋庆龄照例非常亲切地请大家用茶点。

给敌后根据地运送物资，要通过国民党严密的军事封锁线，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保盟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交通条件，包括来往于延安和重庆间的汽车和美国飞机运送物资，请国际友人帮助代运，或由八路军谈判代表护送通过关卡，进入游击区。1942年5月，保盟利用美国洛杉矶援华团体的捐款，在延安建立了洛杉矶托儿所。1943年，保盟给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送去了一批珍贵的外科手术器械和磺胺药物。在重庆期间，保盟提供给根据地各个国际和平医院的资助达65万美元。宋庆龄在《保卫中国同盟声明》中，对伸出援助之手的朋友们说：“这种支援对保卫中国的作用，不亚于以飞机、坦克和枪支的支援。”

宋庆龄还争取到了中缅印联合战区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的友好合作。1944年，国外捐来一架大型X光机，但关山阻隔，怎么运往延安呢？宋庆龄让廖梦醒找到史迪威的副官，请求予以帮助。史迪威了解情况后，同意使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他担心夜长梦多，下令立刻改装飞机舱门，把X光机装进去，飞往延安。这是拥有9000万人口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台大型X光机，对延安军民的医疗条件是一种改善。

作为一个革命家和社会活动家，宋庆龄兼有热情和实干的品格。在重庆，新闻出版受当局压制，保盟没有公开印刷和出版书刊的条件，宋庆龄坚持亲自撰写书信、文章和工作报告。宋庆龄还经常请来自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到家里，向他们了解情况，听他们讲见闻、感受，然后根据这些丰富、生动的资料写成报道，寄往国外发表。这些确切可靠的信息，澄清了海外友人和侨胞们的疑虑，鼓舞了他们支援中国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1944年，宋庆龄还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为援助国统区贫病作家组织募捐活动。这些作家以笔作武器，进行文化救亡运动，写出大量作品打击侵略者。可是，他们从沦陷区流亡到内地，没有固定收入，又不断受到敌伪迫害，贫病交加。1944年9月，宋庆龄出面主办援助贫病作家文艺晚会，两天演出所得收入连同文艺界抗敌总会筹募的款项共100多万元，使许多在贫病中挣扎的进步文艺工作者得到资助。

宋庆龄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声望，具有很强的感召力。人民信任她所倡导的公益事业，许多人也以能够见到她、与她握手、或者得到她亲笔签名的捐款收据为荣，积极支持她组织的活动。保盟也十分注意维护组织公信力，在赈灾工作中公开账目，严格审计，把募捐到的每一分钱都用于为灾民服务。宋庆龄自己依然过着节俭的生活。为保盟工作了20多年的德国友人王安娜说：“她穿着四川产的荨麻织物做的衣服出门，丰裕的物质生活通常都与孙夫人绝缘。她的两个姐妹以邮购方式从美国买进奢侈品已成习惯，孙夫人对此曾直率地提出批评。”

在重庆的4年里，宋庆龄与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保持着经常联系。1942年的一个冬夜，寒风阵阵。宋庆龄在寓所举行晚餐会，欢送中共代表董必武返回延安。周恩来、邓颖超、冯玉祥、李德全等应邀参加。大家围坐在壁炉前面，凝神聆听周恩来分析西北战场和国内外的形势，整个客厅一片肃静。窗外雪花飞舞，室内炉火正红，壁炉架上，摆放着重庆近郊农民送来的两株颗粒饱满的谷穗，壁炉里跳跃的火焰映着金黄色穗粒，显得黄澄澄的，十分可爱。李德全指着谷穗大声赞叹：“你们瞧，多么好看啊！这两株谷穗简直像金子铸成的一样！”宋庆龄笑着说：“这比金子还要宝贵呢。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都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丰衣足食了。”周恩来双手抚弄着饱满的谷穗，意味深长地说：“等到全国解放，人民坐了天下，一定要把这两株谷穗画在新中国的国徽上面去！”大家齐声赞同，并举杯祝愿新中国早日诞生。7年以后，这个美好愿望实现了。周恩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国徽审查会议上，提出国徽上应该有谷穗的图案，获得一致通过。

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宋庆龄同志“艰苦奋战，如千丈巨岩，顶着一浪高似一浪的冲击，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她为抗战胜利作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美国驻华大使高斯说：“在重庆，除孙夫人外，没有任何中国人敢于公开揭露高压政策，即使含蓄地讲也不敢。”路易•艾黎等许多外国朋友都无比敬爱她，称她是一位“花朵般美丽、钢铁般坚强的中国革命妇女的杰出代表”，是“一朵永不凋谢的花”。在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多次与宋庆龄会面，对她与法西斯统治不懈斗争、维护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革命气节，表示由衷的敬意。

宋庆龄同志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景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今天，我们要学习宋庆龄同志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锐意进取，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