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走上天安门城楼，见证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是邓小平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为之奋斗的崇高目标和伟大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胜利时刻，他更加怀念在人民革命战争中牺牲的无数先烈和战友。

此时，祖国的大西南尚未解放。邓小平与刘伯承接受了中央的重托，勇挑历史重担，挥师大西南，解放了云南、贵州、四川等广大地区，进而坐镇重庆，全面领导中共中央西南局进行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为西南地区的政权建立和巩固、经济恢复和发展、民族团结和稳定以及西藏的和平解放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西南工作的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邓小平心中想得最多的是“人民”。他反复强调“我们党是依靠劳动人民，替劳动人民谋幸福的”，并明确提出“政府是人民的，也是为人民的”执政理念。1950年1月23日，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隆重召开，中共中央西南局向重庆人民发出号召：“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今天，我们在浮图关的崖壁上，还可以看到这个醒目的标语，这就是西南局为重庆确定的施政纲领。当时的重庆，百废待兴，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中型生产建设和项目众多，资金缺口很大。但邓小平始终站在人民利益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想人民之所想，再难的事也要办到。

面对解放初期经济濒临崩溃、民不聊生的现状，邓小平主政西南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决策就是向中央反映四川人民的心声，“以修建成渝铁路为先行，带动百业发展”。成渝铁路开工后，所需的第一批器材分配给私营机器厂承制的就有500余吨，这使得重庆停工已久的几十家大中型钢铁厂、机器厂又重新开工，并带动了相当数量的小型工厂陆续恢复生产。而铁路所需的钢轨、鱼尾板和螺丝钉等器材，全部委托西南工业部所属工厂加工生产。这样既能满足筑路的需要，也为以重庆为主的大批工业企业带来了生产任务。当时的第29兵工厂、重钢三厂等企业就承担了其中大量材料的生产任务。成功轧制出新中国第一根钢轨的第29兵工厂承担了成渝铁路钢轨生产的全部任务。1952年7月，成渝铁路建成通车，不仅大大改善了成渝两地的交通状况，而且为沿线农副产品和矿产等富饶资源的开发创造了有利条件，丰富了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城乡交流也因此打破了地区间的封闭状态，为整个西南地区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带来了生机活力。

在西南军政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亲自提议修建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他说，重庆是工业城市，有着宏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应该有一座具有一定规模和文化设施齐备、环境优美的文化宫，来满足广大劳动人民的文化生活需要。现在重庆解放了，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打上了“肉牙祭”，但这还不够，还要让重庆人民打上“文化牙祭”。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重庆市委和市政府很快制定出修建劳动人民文化宫的计划，并专门成立了修建委员会。邓小平亲自点将，让当时的重庆市长曹荻秋担任修建委员会主任。随后，重庆市政府在财力相当紧张的情况下拨出专款，在中山二路修建了文化宫。为了保证工程质量，承担这项工程的重庆营造建筑工程公司调集了数千名能工巧匠和优秀的工程技术人员负责修建。

1951年7月1日，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正式开工奠基。在整个文化宫修建过程中，邓小平亲自审查工程图样和工程模型，并多次到工地上视察工程进展情况。文化宫地处城市中心地带，从选址到设计，从活动设施到园林绿化的具体分布，都凝聚着邓小平的心血。在修建过程中，他特别强调，要多听听人民的意见，要走群众路线，集思广益，群策群力，大力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修建委员会遵照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先后召开了十余次座谈会。分别邀请了工程技术人员、工人、各界人士代表、先进模范人物和工会工作者等，广泛听取大家的意见和建议，这对文化宫的修建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1952年5月1日，邓小平再次来到文化宫施工现场了解工程的进展情况，曹荻秋市长邀请他为文化宫题写宫名，邓小平愉快地答应了。回到驻地后，他反反复复书写宫名字样，总共写了36个字。他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比较，用毛笔在36个字中圈出了17个字，最后从17个字中又精选出自己最满意的10个字，派人给修建委员会送去。1952年8月5日，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竣工典礼，邓小平题写的“重庆市劳动人民文化宫”10个大字庄重夺目。

除了文化宫，邓小平还极力主张将重庆市委和市政府临时用作办公的“王园”和“渝舍”还给人民，辟作公园。他多次强调：要把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要让人民在节假日有休息游玩的地方。

重庆是西南地区党政机关的驻地，机关用房需求量很大。解放初期在重庆有三级机关：一是西南局级机关；二是川东党委和行署的机关；三是重庆市级机关。但在当时大兴土木修建机关办公用房和工作人员住房，是不可能办到的。那时市政府就在现在的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办公，叫“曙楼”。由于地方太小，只得把原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公馆“渝舍”，也就是现在少年宫的一半，作为市政府机关。而市委机关的办公地，一开始设在学田湾大溪别墅一处叫“潜园”的地方，也是一个军阀的公馆，后因地方狭小，又搬到了“王园”。所谓“王园”就是现在的枇杷山公园。1937年，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以其父母的坟地在山上为借口，强占了枇杷山，修建起一座私人花园别墅，以独门幽静而闻名。1949年底重庆解放时收归国有。

在当时的情况下，能够容纳下大机关、交通又方便的地方也只有这两处了。但是与机关用房紧张相比，在邓小平心目中，人民休闲娱乐的事更为重要。他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占用可供市民休闲游玩的花园别墅很有意见。在一次会议上，邓小平狠狠地批评了当时的重庆市领导。他语气严厉地问道，你们的群众观念哪里去了？这是脱离群众、忽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缺少群众观念的官僚主义。那么大一个重庆市，连个像样的公园都没有，你们居然把这么大片非常适合人民游玩的场所占了。会议室里一片肃然。只见邓小平掐灭烟蒂，眉头一扬，以不容商量的口吻命令道：限你们搬出，一定还给人民，辟作公园！

1954年后，随着重庆经济的逐步恢复，财政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重庆市委、市政府机关已经具备了相应的搬迁条件，于是先后从“王园”“渝舍”迁出。接着，市委、市府又拨出专款，把“王园”扩建成景色宜人的枇杷山公园，“王园”的原办公房屋交给了西南博物院（重庆博物馆的前身）。当时建成的枇杷山公园是重庆市最好的公园，专门修建的红星亭是中外游客欣赏重庆夜景的最佳观景点。1955年，重庆市委市政府又在“渝舍”建成了西南地区第一座大型少年宫，不仅让重庆少年儿童有了自己活动的场所，也了却了邓小平多年的心愿。

此外，邓小平还积极支持人民大礼堂和大田湾广场的修建，特别是亲自参与审定大礼堂有关选址、规划、设计、资金等重要工作。1951年，正当大礼堂的征地拆迁工作紧张进行时，一位市民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反映对马鞍山有些拆迁户的补偿存在不当或过低的情况，使部分拆迁户生活困难。邓小平看完信，当即批转给西南军政委员会孙志远秘书长，要求检查处理。经深入调查，逐一审核后，工作人员对补助偏低或有实际困难的，适当作了补偿；对应该说明的也都做了耐心的解释，最终拆迁工作得以按时完成，大礼堂顺利破土动工。1954年，经过近3年的艰苦奋斗，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终于竣工落成。在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它不仅是重庆市举行各种重大会议和大型活动的重要场所，并以其华丽的外观、磅礴的气势，成为重庆的地标式建筑。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不仅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充分肯定，而且给许多民主人士留下了深刻印象。梁漱溟1951年随中央土改工作团赴西南调查考察，回京后对毛泽东说：“解放不到两年，四川能出现这样安定的情势，不容易。那是一个很乱很复杂的地方，变化这么快，出乎我意料。四川这一局面的取得，首先得推刘邓治理有方，他们是当地的执政者、军政大员。特别是邓小平年轻、能干。所见所闻，印象深刻。” 毛泽东闻听此言笑出声来，大声插话说:“梁先生看得蛮准，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邓小平主政大西南的实践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会赢得人民的衷心拥护。

不论是新中国成立当天的题词，还是坚持“建设人民的生产的新重庆”，直到邓小平晚年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热爱人民，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学习邓小平同志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大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脚踏实地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